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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i）的时装。然而她必须要做出许多艰苦的努力去保持这些，在这个过程中她几乎感觉不到有什么个人满足，而所有的职业妇女都曾经被告之她们将会被赋予这种个人满足。与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妇女相似，这一角色也是习惯于认为一个女人的生活只能是二选一。就像她说的那样，“在我老到能够理解做一个女人意味着什么之前，我已经明白女人的世界被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严格意义上的妻子，富有
自我牺牲精神，擅长烘烤苹果派，把洗衣盆擦得光可鉴人；另外一种则完全不同。”事实上，凯特·雷迪就是“另外一种”，在她的内心里充满了自我怀疑和自我憎恶的情绪。她写无穷无尽的自我提升的表格，为自己孩子喜欢保姆胜过喜欢她而烦恼，工作中面对着对女性的歧视，逃避和丈夫的性生活，很想和年轻的大学生谈一场恋爱。最后，她终于认输了，辞了职。“我相信两性之间的平等吗？对此我并不是很确定……我有一份很好的工作，也能享受妇产假，但是在他们看来男女两性注定是不一样的。在他们看来，女人和家庭生活带来的麻烦是分不开的。他们的确是那么想的。”
凯特的困境得到了许多经济状况相当好的女性读者的共鸣，这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凯特的故事中传递出一个女人们习惯听到的信息：一边高性能地工作，一边做一个合格的母亲是不可能实现的，甚至是对那些聪明、富有、精力充沛的女性也是如此。
但是还有一个事实一样需要引起注意：凯特·雷迪所面临的困境并不是在现代社会里才有可能发生。一百多年以前，有很多有抱负的妻子也感受到了与此相类似的挫败感。在19世纪后期，很有抱负的女作家夏洛特·帕金·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在别人的建议下去拜访S·威尔·米切尔（SWeir Mitchell）医生，她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在做一个母亲和想拥有一份职业的想法之间取得平衡，她为此苦恼极了。米切尔医生是一位很有名的神经学者，主张“那些神经紧张的女性需要明白的是，家务劳动是治疗的方法，而不是引发疾病的原因。”他对吉尔曼说，要想减轻这种紧张她应该让自己沉浸在家庭生活里面，并且说她需要完全的卧床休息，要多吃一点，多睡一点，每天按摩，尽量减少“外界刺激”。这个处方和一头牛在变成每镑100美元的牛肉之前需要的建议没什么两样。在米切尔的疗养院里待了一个月之后，吉尔曼回了家，她一同带回去的还有医生“尽量待在家里”的建议。吉尔曼尽力遵从这一建议，直到接近疯狂的边缘。1892年，她把这一段经历写进了短篇小说《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
并不是只有作家才会担心家庭生活会抑制自身有所创造的雄心。在1880年到1913年之间，当女性有机会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时候，结婚率下降到了美国历史上的最低点，出生率也一路下滑。即便是有为数不少的女性把婚姻看作一种必然的归宿，但对于这些受过教育的年轻女性来说，她们还是担心婚姻带来的义务会让她们无法继续从事严肃认真的工作。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里女性所取得的进步正在遭受被“让女人回家”的风潮的冲击。恐吓的战略被自由运用。在出版于1910年的一份加拿大联邦政府报告上有这样的结论：“母亲工作，孩子死掉。”
受过教育的女性被人劝告说，不妨再去想一想家庭生活带来的愉悦和满足。莉莉·弗里兹（Lilly Frazer）的《对没有仆人者的重要帮助》（First Aid to the Servantless）一书出版于1913年，就是进行这种宣传的典型文本。“我们将很少听到有关崩溃、神经衰弱或者是休息不好的事情……”她在书中许诺，“简单的快乐将再次被感受到，人必须去做出努力也是注定的一件事。一个女人所受的教育越高，她就越能够成为一个更好的家庭主妇。”
1921年，是美国女性获得投票权的第二年，不让女性在联邦政府中担任职位的做法开始初次露出了端倪。为了让女性雄心在家庭生活中得到满足，家居手册通过把擦地板和打扫卫生称作“科学”来强调家庭主妇的“职业”身份。“收拾屋子”被当成一件富有创造性、能带来满足感的活动，这样家庭主妇们在做完家务时就能感到很开心了，因为她看到自己把家庭照顾得是那么好。“收拾屋子比家务管理更进一步”，莉莉莲·吉尔博斯（Lillian Gilbreth）在《家庭主妇和她的工作》（The Homemaker and Her Job）一书中这样说。这本书出版于1927年，里面充斥着对心理学和进化论的相信。“更进一步的是行动，是个体的变化，是创造性的工作，”她这样写到，“家务管理是科学……一些事情必须要做，为的是有时间休息。”（这里我们必须注意到就像在她之前和在她之后的家务权威一样，吉尔博斯没有被她自己的家庭生活所限制住。她是一个工业设计专家，在丈夫死后独自抚养着孩子，并且继承了丈夫的生意。）
当然，家庭主妇待在家里这一事实也可以被用来当作经济上的一个目标。作为采购全家消费物品和服务的那个人，家庭主妇是资本主义的秘密代理商。相应的，广告商和生产商都把妻子们当作家庭的“主要购买力量”，这就发展出一个假设，那就是女人们是“为购物而生”。到30年代早期，北美地区劳动力的女性中有44％是白领，法律却明文规定妻子们应该回到家里去。在美国和加拿大的绝大多数学校体制规定女性教师在结婚后得辞去教职， 1937年美国的联邦法律废止了这一规定，但是一直到50年代，有好多州限制女性在政府中工作。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6）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男人们应征入伍腾出了一些位子，家庭主妇们第一次获得了走出家庭尝试工作的机会。到战争结束的时候，她们不再被需要了，这些女人又被号召回到家庭中去。1943年，《纽约时报》宣布一旦战争结束，“真正的女人”将会很愿意回到家庭。然而，“真正的女人”并不同意这一说法。美国政府在1944年、1945年针对从事与战争有关工作的女性展开的一项调查表明，有3/4的人期望在战争结束以后继续留在工作岗位上。在战争前自称为家庭主妇的女性中有一半表示她们想保留工作。然而美国政府有其他的计划，
正如1944年在广播中出现的一则广告中显示出来的那样：
“你喜欢你的工作吗？斯通女士。”广播员问。
“我爱我的工作。”斯通女士回答。
“战争结束后你有什么打算？”广播员问，“你还想继续工作下去吗？”
“我想不会。”斯通女士回答，“当我的丈夫回来了，我将会选择在家里忙。”
“你真是值得称赞。”
也许你会问斯通女士既然在战前她可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家庭，为什么在战争结束后待在家里却会更“忙”。但是从广播员的评论可以看出那种把妻子限定在家庭里的观念。而且这一评论把家务的地位提高了很多——事实上，不过就是一系列谁都可以完成的作业。作为妻子的工作，家务不仅是需要完成的杂事，它还被提升为表达爱与支持的姿态。这样一来，女人在对家务的认识就经历了一个从耻辱到荣耀的感觉的变化，于是她在广告的蛊惑下很快就觉得自己伟大起来。战争结束以后，重型机械生产企业阿德拉精密仪器公司（Adel Precision Products Corporation）的一则广告中，有一个小孩发出了这样的疑问：“妈妈，你什么时候才会再待在家里啊？”
反对雇佣已婚妇女的政策又一次被制度化了。例如一直到1955年，限制已婚妇女加入加拿大联邦公共服务机构的做法才被取消。1948年，为在纽约的塞尼卡福克斯举行的第一届妇女大会做百年纪念的时候，当时的美国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在讲话中明确地表示应该把妻子们放在合适的位置。举办这次纪念会议的美国妇女署给杜鲁门的致辞起的题目是“美国女性，变化的角色：工人、家庭主妇、公民”。当杜鲁门总统致辞的时候，他把顺序改了一下，“家庭妇女”在最前面，“工人”在最后。
然而想让妻子们老实待在家里的种种努力最后证明没什么效果，在50年代，女性工人的数目进一步膨胀。年轻女性渴望在家庭之外能够有所建树。在与杰克·肯尼迪（Jack Kennedy）结婚的许多年之前，杰奎琳·鲍威尔在她的毕业年鉴上写到她将“永远都不做家庭主妇”。（然而，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后来她成为了一个国家的主妇，她把白宫从一个寒酸的办公区改造成了一个金碧辉煌的公共场所，在那里，她是一个完美的女主人。她所做的这一切为后来的第一夫人提供了一个榜样，尽管与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支持的公共服务没什么关系，但比原来用纺织品、彩色的小零碎和中国图案装饰的白宫好多了。杰奎琳·肯尼迪并没有直接对美国的政治发生影响——就像饱受非议的伊迪丝·威尔逊和希拉里·克林顿那样，但是她做的事情事实上很有政治性，并且具有复杂的社会涵义。）和这一情况很类似，50年代流行文化中最卓越的妻子露西·李嘉图（Lucy Ricardo）也是一个有着强烈挫败感的家庭主妇，她永远都在计划着摆脱家庭，赢得真正属于她自己的名望。
郊区的出现提供了让家庭主妇们待在家里的另外一个理由。1960年《时代》周刊6月份的封面故事这样描述了一个郊区家庭主妇：“交织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种种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