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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区的出现提供了让家庭主妇们待在家里的另外一个理由。1960年《时代》周刊6月份的封面故事这样描述了一个郊区家庭主妇：“交织在家庭和社会之间的种种丝线——郊区梦想的保持者……孩子们总是在她心里，或者是在她腿边走来走去，她是早餐供应者（‘你不能把冰激凌当早饭吃，因为我不允许’），洗衣工人，清扫房间的人，洗盘子的人，买东西的人，园丁、百科全书、孩子们发生争执时的裁判、政客（‘汤姆，你妈妈从来都没告诉过你，闯到别人家里打开人家的冰箱是不对的吗？’）
贝蒂·弗里丹住在纽约郊区但是她的工作是一个记者，在她的《女性的奥秘》一书中大量引用了《时代》周刊上的文章，以证明生活在郊区的家庭主妇经常情绪不稳定、缺乏安全感，喜欢用很表面的一些关心来掩饰她生活的沉闷和乏味：“如果她还没有怀孕，她就疑心自己是不是怀孕了。她站着吃涂了花生酱和黄油的三明治，想着要是在称体重时能大吃一惊就好了（周期性地），和隔壁的邻居在电话里聊天。她拿着支票簿，为丈夫的收入无法超过每月的账单而烦恼（从来都不会超过）。有一种趋势认为居住在城市里的妻子地位永远不会有郊区的妻子地位高。如果丈夫送给她花（不是在特殊日子），她就会很惊讶，然后她会把孩子们赶到隔壁邻居家玩耍好给生活一点小变化，然后她在做晚饭之前为迎接丈夫的回来稍施脂粉。充满在她生活里的是美好的时光或者是对暗淡情绪的逃避。”
可以预见，当弗里丹的声明在1963年发表的时候必然会触到一种集体性的神经紧张。正如佩格·布兰肯（Peg Bracken）在1962年出版的畅销书《我憎恨家务：什么时候做家务，怎么做家务才不会浪费你的智力》（I Hate To Housekeep：When and How to Housekeep without Losing Your Mind）中所反映出来的那样，家务劳动已经因为让女性镇定而受到谴责——这其实是吉尔曼的睡眠疗法的更新版本——即使依然处在精神错乱的边缘。但是当《女性的奥秘》被确信在推进女性成为劳动力的时候——这是多年来许多妻子曾经想努力到达的目的地，许多其他方面的进步使其成为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避孕药的发明，1960年这种药在美国和加拿大都能买到。通过允许女性控制她们的生育，避孕药让女性不必再在职业与母亲之间做两难选择。如果女人们想晚一点结婚或者是压根就不想结婚，也变得可能，这就使得妻子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可以被选择的角色。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7）
如果避孕药对妻子的定义发生了重大影响，那么这种进步的取得可以归功于两位女性：著名的控制生育提倡者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慈善家凯瑟琳·麦考密克（Katherine McCormick）。在谈到避孕药的发明时，桑格和麦考密克经常被人忽视。人们总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发明”它的那些男人身上。他们是科学家古蒂·皮克斯（Goody Pincus）、化学家卡尔·德若斯（Carl Djerassi）和产科医师约翰·罗金（John Rock）。但是它也有自己的“母亲”，就是这两位打破旧习的妻子。麦考密克1875年出生，是第一个在曼彻斯
特技术学院取得科学学位的女性。毕业后，她嫁给了世界收割机公司的创立者斯坦利·麦考密克（Stanley McCormick）。婚后不久，她的丈夫就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这一情况使她决定不要孩子。1917年，麦考密克与桑格相见。麦考密克帮助桑格从欧洲往美国走私横膈膜，好供桑格在纽约的生育控制诊所使用。在那个时候，桑格以20世纪生育控制运动的一个有争议的倡导者而闻名。1922年，在和丈夫离婚以后，曾经当过护士的桑格嫁给了石油大王詹姆斯·诺亚·H·斯利（James Noah HSlee），和他在一起她拥有了一种“开放”的婚姻，那时候这个词还没开始用呢。1951年，75岁的麦考密克联合71岁的桑格，把她们丈夫的巨额财产投入到桑格很多年前就说过的“神奇”药丸的开发上去。
剧作家、政治家克莱尔·布什·卢斯（Clare Booth Luce）宣称避孕药是女性解放的关键：“现代女性最后和男性一样自由，可以处置自己的身体，赚钱养活自己，追求个人思想的进步，努力拥有一种成功的生活。”哈佛大学经济系的教授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与劳伦斯·F·凯兹（Lawrence FKatz）一起做了一项研究，研究表明与堕胎改革相比，避孕药更大程度上让女性在职场上有了上升的空间，是一种更积极的措施，或者说更为女性主义：“避孕药降低了未婚女性为追求事业而付出的代价。在这种药发明之前，大学里的年轻女性不得不为她们的社会生活和婚姻的前途而付出很多。”
但是避孕药并非是惟一的驱动力。经济上的不景气也让夫妻同时工作成为很多家庭必须采取的经济措施。1974年，在北美地区有工作的已婚女性数目第一次超过了在家里的女性数目。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出现把女人分为“在家庭之外工作”和“在家里工作”的二分法。把注意力集中在家庭主妇上的电影，如《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Who’s Afraid of Virginia Woolf）、《复制娇妻》、《蒙特那格罗》（Montenegro）、《毕业生》、《沙箱之上》（Up the Sandbox）、《狂妇日记》（Diary of a Mad Housewife）等等，把这一类女性描写为被压制的、不快乐的时代错误。她不再被广告商当作有用的目标了。相反，市场商开始努力去吸引新出现的独立的职业女性，这些新女性手持信用卡，得意到宣称她用的是欧莱雅的染发剂，“因为我值得拥有”。
在60年代和70年代写的有关家务管理的书籍在处理这一主题的时候，不是写成指导手册，而是更像一种社会学上的调查。它们传递出来的信息非常可怕。安·奥凯利（Ann Oakley）的那本很有影响的《家务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Housework）出版于1976年，认为女人所负有的做家务的义务让她们屈从于男人。“要想消除这种永久的挫败感需要走很远的路。”她这样写到。还有一幅非常暗淡的画面是由加拿大的记者彭妮·科姆（Penney Kome）在出版于1982年的《谁的工作是家务》（Somebody Has to Do It：Whose Work Is Housework）一书中，她的叙述证明家务劳动在金钱价值与个人价值方面都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
70年代一本引起了广大女性读者共鸣的家务管理指导图书最后变成了女性焦虑的起源。这就是雪莉·康罗伊（Shirley Conran）在1975年出版的《超级女人》（Superwoman），这本书意在对“不费力气的家务劳动”给出半开玩笑的指导，这在其第一页写的警句中就可见一斑：“生命如此短暂，甚至长不成一只蘑菇。”《超级女人》的题目是带有讽刺意味的，就像康罗伊本人是一个离婚女人，为了抚养孩子苦苦挣扎，这在书的开头讲的也很清楚：“这本书的目的是帮助你能尽可能快地做完你不喜欢做的工作，好留出时间让你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就像作者后来解释的那样，“它更多的是指‘打倒超级女人’，指从家务劳动的镣铐中解放出来。”康罗伊认为女人能够掌握家庭和职业，只要她们不去遵从前人们以为正常的关于家务的标准就行。有一些捷径被提及。讲到对婆婆的拜访，康罗伊有以下建议：“不要老想着要打扫卫生，把到处弄得窗明几净，只要在花瓶里放满了鲜花，把一瓶杜松子酒和滋补品塞到她手里就行。”
这本书里意在给时间紧张的职业女性提供帮助的内容很快就变成了用来反对她的军火。市场商凭借直觉就嗅出一种很理想化的但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消费者角色模型在出现，他们于是就把超级女人当成了广告中的元素。1970年下半年，她第一次出现在了一个电视节目的现场，为音昭丽（Enjoli）香水做广告。“8小时的芬芳送给24小时的女人。”从短裙到正式套装再到休闲装，“24小时”的音昭丽超级女人欢快地唱着她能“带回家咸肉，用平底锅把它煎好，从不让你忘记你是个男人。”
第三部第三部分家务魔法（8）
我们现在可以看出来，超级女人的形象使妻性鸿沟最为阴险的一面得到了加强。在家庭外面工作的已婚女性在家庭内部继续担当家庭主妇的角色也是事实。当一个男性的画外音响起的时候，音昭丽的商业意味就很明显了，这个男性显然是丈夫，他拖长了音调，“今天晚上我为孩子们做晚饭”，明明是他该做的事，可是在他说来却仿佛是给了她特别的恩典。
在夫妻双方都有全职工作的家庭中，家务劳动的分配一直是不平等的，这一情况已经被
70年代以后进行的多次研究所证明。当男性承担更多的家务时，这个数字会变化。即使如此，在这一现象背后的潜在意味依然是深远的：有工作的妻子们还是家务劳动的主要承担者。
出版于1989年的《又一次变迁：职业父母与家庭革命》（Second Shift：Working Parents and the Revolution at Home），主要是针对双方同时工作的50对中产阶级夫妇进行的研究，社会学家阿列·拉赛尔·霍斯查尔德（Arlie Russell Hochschild）发现妻子们一般回到家后，会做75％的家务。马里兰大学在1995年进行的一项研究揭示，女人们平均每个星期花175个小时做家务，但是男人们仅仅花10个小时。琳达·古兹曼（Lina Guzman）在她的“全国家庭和家务调查”中，研究了有孩子的职业夫妇，结论是“样本中的妻子们每月平均用39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