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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报了公元179 年可能发生的一次月食，冯恂以为三月，刘洪、刘固和宗
诚以为四月，宗绀以为五月当食。至期考验的结果是：四月未发生月食，
三月和五月皆因天阴，不知月食发生与否。太史令等人则依据他们认可的
计算方法推断以三月月食为是，而刘洪等人认为这种推断是不妥当的。从
表面上看，这似乎是因为刘洪自己的预报不准确而故生是非，其实不然。
刘洪反对这种推断的理由是：三月月食以及太史令等人认可的计算方法都
是未经实践检验的，“未验无以知其是”。进而，刘洪等人提出了在这类
校验中须以“见食为比”（《后汉书·律历志中》）的原则，也就是要以真
切可信的交食观测事实作为判别的权威标准，这一原则为后世历家所遵
循。用现代月食理论推算，公元179 年的农历三、四、五月均不曾发生月
食，可见当年刘洪反对太史令等人的推断，以及他所申述的理由和坚持的
原则都是十分正确的。
在评判冯恂与宗诚二家交食推算法时，刘洪等人以东汉初年以来的交
食记录与二家推算的结果一一进行比较，发现二家各有得失，说明二家的
数据、方法都还不够完善。但由于依宗诚术未见大的差错，而依冯恂术也
没有明显的优势，又鉴于宗诚术正在行用，进行改易的理由还不够充分，
于是，刘洪等人主张暂时继续采用宗诚术，同时主张继续进行实际的检验，
服从客观事实的最终抉择。刘洪还对冯恂坚持实践和要求改革的精神给予
很高的评价，指出冯恂术是建立在长期观测和认真研究的基础上的，所以
与古今交食的实测结果能较好吻合。对冯恂所提出的交食周期值的现代研
究表明，其精度是入汉以来最高的，而且在当时世界上也是先进的数值。
所以，刘洪当年所作的评价是很有见地的。这些事实都表明了刘洪重视实
践及其检验、严谨公允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其实，在刘洪看来，交食预报是否准确，不仅是交食计算法是否可信
的判别标准，而且还应是整部历法的优劣取舍的试金石。刘洪认为最关键
和最敏感的验历手段是日食之验。这是刘洪对交食研究取得进展的一种自
信的表现，反过来说，也正是这一思想促使他对与交食预报有关的一系列
课题进行精益求精的探索。自刘洪始，日食之验成为中国古代历法最主要
的检验手段之一。
“明历兴废，以天为节”，即历法合天则历法兴，历法违天则历法废，
实际天象（交食现象仅是其中之一）是决定历法取舍的权威标准，这是刘洪
治历思想的核心。由此出发，刘洪在制定他的历法时，总是先尽量准确、
丰富地获取第一手观测资料（包括历史记录），进而探索日、月、五星运动
的内在规律，给出合理的描述方法，从而把历法建立在客观天象的坚实基
础上，这就是刘洪所说的“追天作历”（《后汉书·律历志中》）。有了初
成的历法，还要让它接受各种实际天象的检验，看它是否能够正确地、客
观地描述日、月、五星的运动，这就是刘洪所说的“以追日、月、五星之
行”。刘洪还进一步指出，一方面要看历法是否能与日、月、五星运动的
一系列动态（出入、往来、进退等等）相应；另一方面还要看历法是否能“推
而上则合于古，引而下则应于今”（《晋书·律历志中》），也就是说不仅
仅满足于一时一事的相合，而是要求进行全面的检验，要求时时、事事均
相符合。如发现有不合之处，则继续观测与研究，进一步修正历法，以求
日趋完善。刘洪的天文历法工作，正是在这样的治历思想指导下进行的。
先有《七曜术》、《八元术》，这是经过10 余年观测与思考的结晶；后有
初成的乾象历，再后有最终定型的乾象历，二者又都经过10 余年的检验与
修订；在乾象历完成之后，又有“消息术”的提出。可见在刘洪的一生中，
这一指导思想是贯彻始终的。
与这种重视实践、接受客观天象的全面检验的治历思想相反，东汉时
期以图谶之说作为治历之本的思想相当流行，对此，刘洪持反对的态度。
在主持评议王汉所提出的交食周期值时，刘洪指出图谶之文只是一种传
闻，而且各家所传不同，用它来预报天象，总发生偏差，所以是不足为据
的。关于乾象历历元的设置，刘洪是以太初历（公元前104 年）的实测历元
为基点，再上推589 年而得的，这种历元设置法与当时十分流行的以图谶
为准则确定历元的方法完全不同。这些都反映了刘洪重视实践及其检验，
篾视图谶权威的泾渭分明的态度。
刘洪的治历思想也存在不正确的一面，这大约是受到太初历以黄钟律
吕之数为历法之本的思想影响，带有浓重的数字神秘主义色彩。在依观测
实践取得尽量准确的天文数据以后，刘洪还要用乾象之数、天地之数一类
简单而神秘的数字，反复求算，最终以这类数字的简单加减乘除所得的数
值确定天文数据的历法选用值，乾象历历名的由来正与此密切相关。这样
做不但耗费了刘洪的不少精力和时间，而且降低了由观测而得的天文数据
的本来精度，也冲淡了以实际天象为准绳的治历原则的严肃性和客观性。
虽然这种治历、验历的主观、神秘的标准，只是刘洪治历思想的次要方面，
但对后世的某些历法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刘洪善于从他的前辈的研究中获取营养和启迪，又善于参与天文历法
的辩难和论争，从他的同代人中获得最新的思想和信息。他还善于实践和
探索，使自己的研究工作长期处于反复实践与检验的动态流程之中，不断
进行去粗存精的筛选和锤炼。他更勇于创新，这是他敢于面对客观事实、
敢于提出问题、敢于突破传统的局限、敢于解决问题的个人品质所促成的。
在刘洪的一生中，在太史部任职的10 余年，是他专职从事天文历法工作的
宝贵时间，而更多的研究工作，则是他充分利用出任各种不同行政职务的
空暇业余进行的，这就更加大了他的艰辛程度。如果没有这种孜孜不倦、
终生求索的精神，刘洪就不可能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
文献
原始文献
＇1＇（晋）司马彪：后汉书·律历志中，中华书局，1965。
＇2＇（唐）房玄龄等：晋书·律历志中，中华书局，1974。
研究文献
＇3＇钱宝琮：从春秋到明末的历法沿革，见《钱宝琮科学史论文选集》，
科学出版社，1983。
＇4＇陈美东：论我国古代年、月长度的测定，见《科技史文集》第12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3。
＇5＇陈美东：刘洪的生平、天文学成就和思想，自然科学史研究，
5（1986），2，第129—142 页。
＇6＇陈美东、张培瑜：月离表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6（1987），2，第
135—146 页。
＇7＇陈美东：中国古代月亮极黄纬计算法，自然科学史研究，7（1988），
1，第16—23 页。
魏伯阳
曾敬民
魏伯阳名翱，号云牙子。会稽上虞（今浙江上虞）人。生卒年不
详，活跃于东汉桓帝时期（公元147—167 年）。化学、炼丹术。
魏伯阳的生平事迹未见于正史。据葛洪的《神仙传》记载，“魏伯阳
出身高贵，而性好道术，不肯仕宦，闲居养性，时人莫知其所从来”。五
代后蜀时，彭晓在《周易参同契分章通真义》一书的序言中说，魏伯阳是
东汉会稽上虞人，不知师承谁氏，他“博赡文词，通诸纬候”，曾以其所
撰《周易参同契》“密示青州徐从事，徐乃隐名而注之。至后汉孝桓帝时，
公复传授与同郡淳于叔通，遂行于世”。这说明魏伯阳是生活于东汉桓帝（公
元147—167 年）前后的人物，他的弟子有徐从事、淳于叔通（即淳于斟，又
名翼）等人。
关于魏伯阳的著述，葛洪在《神仙传》中说：“伯阳作《参同契》、
《五相类》，凡二卷。”但在《抱朴子内篇·遐览》中却只记录了《魏伯
阳内经》1 卷。后晋开运二年（公元945 年）编成的《旧唐书》著录有魏伯
阳撰《周易参同契》2 卷、《周易五相类》1 卷。彭晓在《周易参同契分章
通真义》中说魏伯阳撰《参同契》3 篇，“复作补塞遗脱一篇”。今仅存
《周易参同契》一书，卷数视版本而定，或作3 卷，或作2 卷，或不分卷
而作上、中、下3 篇。
炼丹术是化学的原始形式。中国炼丹术大约始自春秋战国时代。到了
汉代，炼丹术在封建帝王和豪强贵族的资助下取得长足的进展，无论在实
践上还是在理论上，都为后世炼丹术的发展奠定了基础。魏伯阳所撰的《周
易参同契》就是世界炼丹史上最早的一部理论著作，历代炼丹家对此书均
很重视，被称为“万古丹经王”。
《周易参同契》全书共约6000 余字，基本是用四字一句、五字一句的
韵文及少数长短不齐的散文体和离骚体写成的。该书“词韵皆古，奥雅难
通”，并采用许多隐语，所以历代有很多注本行世，仅《正统道藏》就收
入唐宋以后注本11 种。《参同契》是一部用《周易》理论、道家哲学与炼
丹术（炉火）三者参合而成的炼丹修仙著作。历代注释名家对它的基本内容
的理解存在着分歧，有的认为魏伯阳讲的是烧炼金丹以求仙药的外丹说，
有的认为魏伯阳主张调和阴阳，讲的是靠自身修炼精、气、神的内养术，
即后世所谓的内丹说；有的认为在《参同契》中，外丹说、内丹说二者兼
而有之。今人王明认为，“《参同契》之中心理论只是修炼金丹而已”，
并斥责内丹、房中、服符、昼夜运动、祷祀鬼神等为徒劳无功的旁门邪道。
此说可取。
《周易参同契》中叙述最详细的部分，也是书中的核心内容，就是炼
制“还丹”。原文记载共分三变，第一变是将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