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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参同契》中叙述最详细的部分，也是书中的核心内容，就是炼
制“还丹”。原文记载共分三变，第一变是将15 份金属铅放在反应器四周，
加入6 份水银，再用炭火加热，便生成铅汞齐。魏伯阳认为“火”也参加
反应，是反应物。所以他说，要用6 份炭的炭火微微加热，铅与水银、炭
火这三种“物质”相互含受，才能够发生变化而生成铅汞齐。第二变是随
着火力的增大，水银逐渐被蒸发掉，铅被氧化为一氧化铅和四氧化三铅，
反应完毕时，主要生成黄丹，即黄芽（Pb3O4）。第三变是将第二变的产物铅
丹与9 份水银混合、捣细、研匀，再把这种混合药料置入丹鼎中，密封合
缝，务必使其不开裂、不泄气，然后加热。先文火后武火，昼夜察看，注
意调节温度，反应完毕，丹鼎上部得到红色的产物“还丹”。这种“还丹”
就是氧化汞。用现代化学知识来解释，魏伯阳所述“还丹”炼法如下：
魏伯阳还在《周易参同契》中说：“河上姹女，灵而最神，得火则飞，
不见埃尘。。。将欲制之，黄芽为根。”“黄芽”就是铅丹，“河上姹女”
为汞。这句话的意思是，汞易挥发，铅丹能与汞在高温下作用，生成不易
挥发的氧化汞，因而汞被铅丹“制服”住了。
魏伯阳在阐述服饵金丹何以能使人长生不老时，采用的是不恰当的类
那么饵服黄金和还丹后，就能使人身不朽和返老还童。这种希图把黄金、
还丹的性质机械地移植到人体中以求长生的天真想法，在今天看来当然荒
谬可笑，但在当时有些人却深信不疑。
在阐述炼丹术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时，魏伯阳指出，物质变化是自然界
的普遍规律，炼丹过程正如以檗染黄，煮皮革为胶，用曲蘖作酒等等一样，
是“自然之所为”，“非有邪伪道”。他还将阴阳五行学说用于解释炼丹
术现象，认为万物的产生和变化都是“五行错王，相据以生”，是阴阳相
须，彼此交媾，使精气得以舒发的结果。
魏伯阳不只是囿于阴阳五行学说，他还提出了相类学说。他认为阴阳
相对的两种反应物质还必须同时属于同一种类，“同类”的物质才能“相
变”，“异类”物质之间则不能发生反应。他说：“欲作服食仙，宜以同
类者。。。类同者相从，事乖不成宝。”“若药物非种，名类不同，分剂
参差，失其纪纲，虽黄帝临炉。。亦狄和胶补釜，以硇（氯化铵）涂疮，。。
愈见乖张。”这就是说，事物的变化是有其内在原因的。这大概是根据炼
丹家们一些失败的教训而总结出来的。魏伯阳的这一理论虽然遭到葛洪的
反对，但到了唐代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为它毕竟含有一定的合理因素。
实际上，魏伯阳的这个相类学说是化学亲合力观念的前身。
魏伯阳还认识到物质起作用时的比例很重要，并已经观察到胡粉（碱式
碳酸铅）在高温下遇炭火可还原为铅等化学现象。在《周易参同契》中，魏
伯阳还记述了升华装置（丹鼎），把丹鼎看作一个缩小的宇宙，阴阳变化、
万物终始都在其中。
必须指出，魏伯阳认为修丹与天地造化是同一个道理，易道与丹道是
相通的，所以能用《周易》的道理来解释炼丹的道理，这使本来就比较复
杂的炼丹术变得更加神秘，影响了后世炼丹家的哲学思维。此外，魏伯阳
主张采用铅汞作为炼丹的主要原料，所炼得的丹药是氧化汞之类的毒药，
这就限制了炼丹实验的范围，并导致服丹中毒，这实际上阻碍了炼丹术的
发展。
文献
原始文献
＇1＇（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赵府味经堂刻，明嘉靖年间。
＇2＇（汉）魏伯阳：周易参同契，《丛书集成》本，商务印书馆，1937。
研究文献
＇3＇ 王明：周易参同契考证，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第19 本，商务印书馆，1948。
张仲景
赵璞珊
张仲景名机。南阳郡涅阳（今河南南阳）人。生活于公元2—3
世纪间。中医学。
据宋《太平御览·何■别传》记载，张仲景儿童时就很聪颖，成年后
拜同郡张伯祖为师学医，颇有造诣，时人称赞他的医术已超越老师。晋皇
甫谧《甲乙经序》记载：汉献帝时，张仲景拜见宫廷官员王仲宣（■），时
仲宣20 余岁。仲景从气色形体观察，认为他有难治疾病，预言20 年后，
会发展眉毛脱落，再半年就会死去。如果立即服用五石汤治疗，疾病可能
好转。王仲宣不以为然，虽然接受药物，却未服用。3 日后，仲景复见仲
宣，问他是否服药，答已服。仲景经过诊断，指出他并未按医嘱服药，对
王仲宣说：“君何轻命也！”表示惋惜。20 年后，王仲宣果然眉毛脱落，
又过187 天即死去，与仲景预言相符。后世谓王仲宣所患是麻风病，张仲
景富于临床经验，故预言准确。
宋代校正医书局高保衡等《伤寒论序》中曾提到张仲景“举孝廉，官
至长沙太守”。对于这一记载，自1826 年日本人平笃胤著《医宗仲景考》
就有不同看法。平笃胤根据《后汉书·刘表传》等书考证，认为在汉灵帝
和汉献帝在位期间（公元168—220 年），先后有孙坚、苏代、张羡、张怿任
长沙太守，在这个期间张仲景不可能做过此官，否定了张仲景官长沙太守
的说法。但是，1936 年上海出版的《国医文献》创刊号，载文称张羡即张
仲景，理由是“羡”与“景”字义相通，因此认为张仲景曾官长沙太守。
但这些都不是结论，张仲景生平中的这一问题，至今仍有争议。
张仲景生活在战争频繁疾病流行的年代。据《后汉书·五行志》记载，
从汉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 年）至献帝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 年），在不
到100 年间，大疫流行10 次。当时诗人曹植写过一篇《说疫气》的文章，
提到建安二十三年（公元218 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
号泣之哀”，魏文帝曹丕在给吴质的一封信中也说到，当时著名的“建安
七子”，其中徐干、陈琳、应场、刘桢四人，都是因传染病死去的。而张
仲景也自称家族200 多口，从建安初年（公元196 年）起，不到10 年时间，
死亡三分之二，其中因伤寒病死去的占十分之七，可见疾疫流行的严重程
度。
当时人们对疾病的认识却是错误的，一些患病之家迷信巫神，总是企
图用祷告驱走病魔。医生得不到临床实践机会，所以很少研究医术，而终
日却以主要精力结识豪门，追求荣势，这样医学当然很难得到发展。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张仲景深有感触，决心解决危害人民的疾病问
题。为此，他从阅读《素问》、《九卷》、《八十一难》、《阴阳大论》
等前代古籍入手，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经过临床实践的
验证，最终写成《伤寒杂病论》一书。
古代中医所谓的“伤寒”和现代医学的“肠伤寒”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古代中医的“伤寒”，是指从发热起始的急性病（包括某些急性传染病）的
总病名。《素问·热论篇》曾说：“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难
经》记载说：“伤寒有五：即中风、伤寒、湿热、温病、热病。”表明古
人所指的“伤寒”包括的范围是很广的。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的问世，
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前述的疾病认识问题，它在病因、病机、疾病的突发
转变，以及诊断治疗等方面都摸出一套完整的规律，不仅对治疗当时发热
性传染病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同时，也为我国后世医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
开端。
《伤寒杂病论》原书16 卷，因战乱关系，书籍曾经散失，现存张仲景
著作是经西晋太医王叔和整理过的。晋代皇甫谧《甲乙经序》曾称赞王叔
和“撰次仲景，选论甚精”。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辨正·伤寒论》称：
“以余考之，王叔和似是仲景亲授弟子，故编定其师之书。”由弟子整理
老师著作，是顺理成章的。但是，王叔和整理《伤寒杂病论》时，却将该
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玉函要略方》二书，前者论伤寒，后者论杂病。
由于汉晋时期，著述仍然以竹木简牍或帛书为主，保存不易。王叔和整理
的张仲景著作，一个时期中又有散乱，至北宋中期校正医书局委派孙奇、
林亿等校正医书，张仲景著作再次重新整理。计整理出《伤寒论》 10 卷、
《金匮玉函经》8 卷、《金匮要略方》3 卷。上述三书，《金匮玉函经》在
北宋以后流传并不广泛，研究者很少。其他《伤寒论》和《金匮要略方》
则流传日广。特别是《伤寒论》在北宋时研究者就开始增多，其主要学术
内容最值得重视的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伤寒论》发展了《内经》学说，确立以“六经”作为辨证施
治的基础。六经辨证原是《素问·热论篇》根据古代阴阳学说在医学中运
用而提出的辨证纲领。所谓“六经”是指太阳、阳明，少阳（三阳）；太阴、
少阴、厥阴（三阴）六者而言。这是按照外感发热病起始后，在发展过程中
出现的各种证状，并结合患者体质强弱的不同，脏腑经络的生理变化，以
及病势进退缓急，加以分析综合得出的对疾病的印象。三阳指表、热、实
证；三阴指里、寒、虚证。凡病之初起，疾病在浅表，出现热实现象的，
如脉浮，头项强痛而恶寒者，属于阳证的便称太阳病。凡病邪入里，病情
属于阳证，并表现胃中燥实，大便干燥、发热谵语、口渴、脉象洪而有力、
舌苔黄厚的属热实在里，称阳明病。另一种既非表证，又非里证，证状表
现为口苦、咽干、目眩、胸胁苦满、寒热往来的半表半里状态，也属阳证
范围，称少阳病。所谓三阴病，一般多是三阳病转变而来，特点是不发热，
证状表现虚寒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