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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稽参众智是指李诫向各行业的工匠调查，收集每行业中世代相传的口
诀，经验，并将其整理、总结出各行业的技术制度和管理制度，这方面共
计3272 条，在全书中占92％。如此重视群众智慧，在历史上是罕见的。
（2）以建筑的标准化、定型化为编辑各作制度的指导方针。例如对于结
构构件采用一种材分模数制，对于门、窗装修采用一套以门、窗本身大小
“积而为法”的制度，亦就是控制构件的比例。砖、瓦等构件则制定出与
主体结构相适应的系列定型制品。对于像彩画、雕刻等艺术性较强的工种，
则对当时流行的式样、风格作了归纳、整理，并指出其特征和变化规律。
（3）绘制大量图样，用以说明制度。《营造法式》以6 卷的篇幅，绘制
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套建筑工程图，其内容之丰富，涉及面之广令人为
之惊叹。图样的内容包括有以下几类：1）建筑的平、立、剖面图，即书中
所谓的地盘图、正样图、侧样图。2）构架节点大样图，如一组组斗■图。
3）构件单体图，如梁、柱乃至一只■、一个斗的图样。4）门、窗、栏杆大
样图。5）佛龛、藏经橱图。6）彩画及雕刻纹样图。7）测量仪器图。
图样的绘制方法有正投影，也有近似的轴侧图，这些图样是建筑史上
一份极其宝贵的资料，它使许多失传的技术、不见经传的作法被记录下来，
成为人们认识宋代建筑，读懂《营造法式》不可缺少的钥匙。
纵观全书，《营造法式》不仅仅是北宋末年的建筑规范，而且是一部
闪烁着科学光辉的建筑法典，其中各工种的制度部分，蕴藏着丰富的科学
知识和道理，涉及到材料力学、化学、工程结构学、建筑学、测量学等领
域。这表明了李诫在建筑科学领域中所具有的高深造诣，其中如在木结构
方面的“用材制度”就是一例。李诫在编制《营造法式》时写给上级的公
文——■子中曾谈到：“元■法式只是料状，别无变造用材制度，及有营
造位置尽皆不同，徒为空文，难以行用”。因此，制订用材制度成为李诫
新编法式能否突破旧的元■法式，变成切实可以行用的法式制度之关键。
李诫认为：“构大厦者，先择匠而后简材。”他曾说：“构屋之法，其规
矩制度皆以章■为祖；今世认为，人举止失措者谓之失章失■。”这里所
说的章可理解为文章的章法，盖房子也要有章法，用材制度就是一种建筑
的章法。针对当时由官手工业来承担的皇家建设工程，规模大、数量多，
等第严格，且又是采用手工业装配式的施工方法，要使这样的建筑成为不
失章法的高质量建筑，必须找到一种能统领建筑设计、施工乃至工料管理
的办法。李诫制定了一种模数制，来解决这一难题，这就是《营造法式》
的用材制度。其内容如下：
“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
接着便列出了八个等级的“材”之尺寸及使用范围。
随后又写到：“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
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以为制度焉。”
“材”是一个包含了广和厚两个数据的双向模数，它实际取自
等第材截面（ 寸） 广■截面（ 寸） 广使用范围
（15 份） 厚（6 份）（6 份） 厚（4 份）
第一等9×6 3。6×2。4 殿身九间至十一间用
之。
第二等8。25×5。5 3。3×2。2 殿身五间至七间用之。
第三等7。5×5 3×2 殿身三间至五间厅堂七
间用之。
第四等7。2×4。8 2。88×1。92 殿身三间厅堂五间用
之。
第五等6。6×4。4 2。64×1。76 殿小三间厅堂大三间用
之。
第六等6×4 2。4×1。6 亭榭或小厅堂皆用之。
第七等5。25×3。5 2。1×1。4 小殿及亭榭等用之。
第八等4。5×3 1。8×1。2 殿内藻井或小亭榭用
之。
每一建筑物中使用最多的构件——枋子或■的断面。这种构件的断面又是
建筑中最小的断面。所谓一等材广九寸厚六寸就意味着以一等材建造的房
屋，其所使用的■和枋的断面皆为高九寸宽六寸的标准化尺寸。而梁、额
等大型受力构件之断面为材的数倍，如三材之梁，即意味着梁的断面高度
为九寸的三倍，即二尺七寸；宽度为六寸的三倍，即一尺八寸。为了使用
灵活，又有一种补充模数称为“分”，一“分”为材高的十五分之一，材
宽的十分之一。此外还有一种高六“分”宽四“分”的模数，称为“■”。
一材加一■称为一足材，亦即总高为二十一“分”的构件称为足材构件。
使用这种模数制有何实际意义呢？首先应看到的是将建筑构件的断面，都
统一成3∶2 的比例，这个比例数字具有重要的力学价值。这可从材料力学
发展史中找到依据。英国科学家T．杨（Young）曾证实，矩形断面的梁有
着以下的特性，当高宽比为3∶ 时，刚性最大，高宽比为
1
2∶ 时强度
1
最大，高宽比为1∶1 时最富于弹性。而李诫的模数制使梁具有高宽比为3∶
2 的断面，它的强度虽比最佳值稍低，但刚度有所增加，又是整数值，可
以认为是既有科学性，又有实用性的合理比例。且同时又属出材率高的比
例。而T。杨的结论比李诫迟了600 年。李诫的这一成就表明中国人在12
世纪初对材料受力性能的认识是处于领先地位的。比李诫晚三个多世纪的
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Galileo）只建立了断面高宽比对杆件强度影响的定
性概念，而没有定量。伽利略曾提出：“任一条木尺或粗杆，如果它的宽
度较厚度为大，则依宽边竖立时，抵抗断裂的能力比平放为大，其比例恰
为厚度与宽度之比。这样的结论与李诫所言之凿凿的高宽比为3∶2 相比，
当然要逊一筹。按照《营造法式》中所规定的构件用材尺寸，经过验算证
明，梁、檩、椽等构件的大小都具有比较接近的安全度，而且是采取了等
应力的设计原则。这样的结果更进一步地说明了李诫在建筑结构力学方面
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
材分模数制的另一重要作用是使建筑物的节点标准化，首先要看到当
时的建筑物，多使用一组斗■作为梁、柱、额等承重结构构件之间的节点，
同时利用斗■承托大挑檐，这是保护房屋的柱子、墙壁少受日晒雨淋所必
须的。斗■本身由许多纵横相交的枋木叠架而成，其中垫以小木块，以枋
木作成的■，与小木块作成的斗之间的模数关系即是材■相间的关系。其
他节点也多遵循材■相间的构造关系，法式制度的条文中对于某些节点的
描述，直接用几材几■来称呼，工匠见之一目了然。可以说，材分模数制
蕴含着工匠对节点构造处理的概念。
材分模数制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变造的制度，这一点李诫正是
针对先于他的元■法式之缺点而建立的。所谓变造，就是解决不同大小的
建筑之尺度问题，因为中国建筑都是以群组方式来建造的，而在一个建筑
群中，又要体现出封建礼制秩序，主从分明，处于从属地位的建筑等第必
须低于主要建筑，因此要求材分模数制必须能适应它。于是李诫在制度中
规定了“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这种多等级模数制使用时
有很多优越性，对于领导设计与施工的都料匠来说，可以根据用材等第准
确地把握建筑群中每幢建筑的尺度，取得满意的建筑艺术效果，对于工匠
来说，只要掌握一套用材标准，各种不同等第建筑中的构件，只要使用八
等材各自的材分标尺去放线，施工。免去了对于繁多的尺寸之记忆，这在
当时依靠口耳相传的技术条件下，是非常理想的。
李诫所总结的用材制度，在当时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的条件下，无愧
为一种完美的模数制。
随着“标准化”这一词汇的使用，人们往往会联想到千篇一律，无创
造性、枯燥无味等，然而李诫在编制《营造法式》制度的条文中，却注意
到给工匠留有创造之余地，有“随宜加减”的处理。例如彩画的绘制，《营
造法式》在介绍了华文品类、绘画步骤、调色方法之后，便指出彩画设计
的构想在于“取其轮奂鲜丽如组绣华绵之文尔”。其“用色之制，随其所
写，或深或浅，或轻或重，千变万化，任其自然”。这段文字说明法式虽
有定法，而无定式，彩画之好坏，不在于是否画了法式所规定的一些题材，
如牡丹花、宝相华之类，而要看其牡丹花画得是否生动、自然，在当时以
真为师的社会时尚影响下，要求花卉画得形态逼真，才算上乘。因此作为
法式制度只需提出构想，而留给画匠去创作。
从上述的各个方面，可以看出李诫是一位具有辩证思维方法的人，在
科学技术被视为雕虫小技的时代，李诫能以科学的、辩证的思想来编写这
部《营造法式》，这对800 多年前的古人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营造法式》成书后，曾被朝廷颁发全国各地官署，在社会上引起了
一定的反响，有些官员还自已抄录，例如河南陈留县的县尉晁载之，于崇
宁五年（1106）编辑《续谈助》一书时，曾节录前十五卷的各作制度，并注
明：“右钞崇宁二年正月通直郎试将作少监李诫所编营造法式，其宫殿佛
道龛帐，非常所用，皆不敢取。“这里晁载之仅从一个县尉所遇到的建设
问题出发作了节录。另外，在当时，地处安徽的官员庄季裕，在他的笔记
《鸡肋篇》中摘录了《营造法式》前四卷的部分资料，也是类似的作法。
宋室南迁，定都临安，在绍兴十二至十三年间，曾有过一定规模的建设活
动，较大的工程有太社，太稷、皇后庙、都亭驿、太学，圜丘坛，景灵宫
等，当时的临安府守王■于绍兴十五年（1145）重刊了《营造法式》，在重
刊题记中曾写到：“平江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