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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0元。永丰到南昌乘车要五六个小时，龙岗镇乘车上县里要4个小时，我们住在生产队，到大队，再到公社（乡）还有几十里的路程。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农民一旦发了急病，漫漫的山路往往就是他们的致命之地。
出诊返回，遇上家庭人口少，男人要留下来照护病人，只能由我和妈妈2人返回家中。有好些事让我难忘，一次是雪天，茫茫大雪盖住了来路，我们又没有留下返程的记号，出了病人家门就迷路了。我们在雪地里走呀，走呀，分不清东南西北，还真怕冻死在雪地里。我背着药箱，拉着妈妈，我们相互鼓励，相互搀扶。我们突然发现，在前方有对绿色的光，妈警惕地说：“狼！”我腿软了，几乎是双膝跪在雪地里。妈妈很冷静，说拿出手电筒。因为雪光反射，行路没用手电，可以省些电池。我拿出了有3节电池的电筒，一束光射了过去。我们没动，那边狼也没动，对峙着。急中生智，妈妈想起了酒精灯，风雪中点燃了手拄的棍，火光熠熠，狼跑了。妈马上反应过来，狼奔走的方向是向森林深山的方向，我们要反方向行走，我们纠正了路线，天亮才摸到家门口。
还有一次过独木桥。我从桥上掉了下来，幸好溪水浅，没有淹死，只被水中的礁石撞伤。我在床上躺了四五天，稍稍好一点，我就拄着拐杖帮助妈妈拿药打针。那个年代赤脚医生出诊特别多，一是我们会定期出诊，二是农民觉得我们是来改造的，受教育的，叫我们出诊是应该的，喊喊我们就动脚已习以为常。
当了一年多的赤脚医生，医学知识提高了，认识的人也多了，还常到大队、到公社开会，也获得了一点外界的信息。那时一个大队有一部手摇电话，一个生产队才有一张《江西日报》。我们都不敢用收音机，一些人不懂，总以为知识分子会收听“短波”（那年月几乎将短波与敌台等同起来），我们与外界的联系方式就是看过了期的报纸，听公社书记作形势报告，听上海知青、南昌知青带来的“马路消息”，北京地质部的一些领导也下放在永丰县。地质部一位领导叫朱训，就下放在石马大队，一年后他调到永丰“五七办公室”。一年半后，妈妈也接到通知，要调到县医院，负责筹建小儿科。妈妈总放心不下我，一个女孩子，还没到成人，希望县里安排我进工厂。工人比农民要好上几百倍，不要靠劳力挣工分，每月工资不但可以饱肚子，还可以养家口。妈没敢多提，怕领导批评，甚至是批判：用知识向人民、向党讨价还价。我还在农村继续当赤脚医生。妈的医术有点名气，我也沾了光，妈走了，找我看病的人仍然很多。赤脚医生就只能做这么多事：说是看病，实际是对症发药，说穿了，就是一名高级点的药师。那时，注射器、针头都要自己洗，自己消毒，现在有了一次性医疗设备器材，村医可以不用消毒了，换药的消毒也只是用消毒水泡一泡，很少出诊。出诊费少，误时误工。现在的农民也知道到家治不了大病，有重病就直接往乡医院送。
通过妈妈的努力，我调到公社砖瓦厂当工人。全厂就只我一个女工，兼管卫生室。卫生室的工作是“红汞碘酒，擦了就走”，“头痛发烧，APC三包”，比赤脚医生好当，不用出诊。砖瓦厂工人不好当，烈日炎炎和泥，做砖，挑砖，上窑，出窑，两个字：累和热。和工人相处得不错，我被推荐读井冈山卫校，中专。两年后毕业分在恩江镇医院，这是一家乡卫生院。乡卫生院比村卫生所强多了，要开处方，医生开药，到药方取药，护士打针，各司其责。不像我在村子里眉毛胡子一把抓，什么事都一个人揽了。
这儿是乡政府所在地，有卡车、拖拉机。出诊归来，我们常会搭坐拖拉机。那种坐法很危险，或是拖砖、拖稻谷，往大队里大多拖化肥，高高的，摇摇晃晃的，当时年轻不懂危险，还自以为在享受当医生的特权。司机一般不搭带农民，搭带的大都是生产队干部、大队干部，我是乡医，也在优惠之列。一次返乡时，翻车了，哗啦啦，全车人都倒了下来。路窄，车开进了稻田，我就倒在稻田里。喝了几口泥水，没有摔伤，靠在车尾的几个人不是断了手就是断了脚。同事们说，我大难不死不伤，必有后福。命运真应了这句话，1977年大学招生，我还没有勇气考，我只是初中毕业，妈妈和同事朋友们都鼓励我。1978年，我报考了，居然是全县第一，录取在中山医学院。我真是彻夜未眠，这年我24岁，也是我下放到农村整整10年，1978年的9月，我收拾背包，离开了永丰，真的，酸甜苦辣一起涌上心头。我没有像一些知青返城那样，迫不及待地离开，在这儿我度过了我的少年、青年时光，有太多太多的记忆刻在我人生的年轮上。我怀念那段日子，那是全民争阅《哥德巴赫猜想》一文的日子，那是全民欢呼“科学春天”来到的日子。那是大学毕业后还只拿月薪43元5角钱的日子，那是学俄语的人全都转学英语的日子，是我父母亲想减去10岁的日子，是铁饭碗闪金光的日子。
人手少，水平差，设备少，管理乱，应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特点。大多数专家刚从农村返城，孩子、父母，甚至连爱人都未能及时安置，就走上了岗位，持听诊器、握手术刀、看显微镜，那真是夜以继日，毫无怨言，毫无倦色，方便面能填饱肚子，手术能成功，病人能平安出院就是幸福。没有谁去问过报酬。我父母他们都回到了医学院，没有助手，没有年轻医生接班，要承担医疗、教学、科研任务，要满足病人要求，惟一的办法是拖班、拖班、再拖班。没有半句怨言。她们下放农村七八年，返回工作岗位，有使不完的劲，释放不完的热量。回到家，躺下，才感到腰酸背痛，又坐上书桌，还要备课，还要写论文，要看新资料。十年浩劫，关门闭户，与世界隔绝太久太久，要学的知识太多太多，她们想用最新的技术为病人服务。我现在能当名称职的医生，要感谢我那段生活，我知道了农民的苦，理解农民的苦，也经历、饱尝了这种苦，懂得了爱，珍惜爱。我现在从事儿科专业，工作21年了，对农民的感情一点都没减退。凡是山区来的农民孩子，我总是怀着深深的同情。很多山区至今文化生活贫乏，生存环境较差，那儿营养不良、缺钙、贫血、腹泻的孩子还很多，许多父母外出打工，把孩子留给祖母照养、哺育，方法不科学，伪劣的婴幼儿食品，严重地影响了下一代的健康。每一次有机会下乡，我总会第一个报名。那10年的生活我回忆起是苦的，咀嚼是甜的。我完全赞成，也希望毕业的医学生能到村、乡卫生院工作一阵子，人的一生不光品味甜美，也需要品味一点艰苦。这是有好处的。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9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6）
6省城大医院里的“农民院长”
他坐在我的面前，不经人介绍，根本无法判断他是一位妇产科专家、教授、医学院副院长兼附属医院院长，黑黝黝的皮肤，瘦削的身材，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完全是一个农村村干部。2004年他荣获全国“白求恩”奖章，他叫易为民。我请他从毕业分配那年说起。
有一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我也不例外，我对农民的感情，不是天生的，而是从小时候看到农民的苦、农民的穷开始逐步产生的。我出生在宜春县尧市乡上石村，那个地方很穷、很苦，是一个连牛车都很难进得去的小山村，没有村医，没有卫生所。祖祖辈辈务农，父母斗大的字不识一个，记工分靠的是画圆，半天画半个圆，一天画一个圆。我兄弟姐妹多，有12个，因为家里穷，加上山里缺医少药，一个个都先后夭折了，只剩下我和弟弟两个。我大约还记得，大哥是得了破伤风去世的；妹妹得了脑膜炎；有个姐姐高热惊厥人事不省，也夭折了。因为家里穷，父母盼望着早点富起来，就给我取了个好听的名字：福生，意思是希望我能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我对童年时期的印象。
１９６１年我考取了江西医学院。5年寒窗，毕业了，先分到县医院，没几个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把我分到杜市乡卫生院。杜市卫生院不算小，有职工40人，我觉得完全有条件当好一名医生。就在我准备在乡卫生院好好干的时候，我又被下放到更远、更偏僻的苟苈大队，当了名赤脚医生。那里不通车，全靠两只脚，农民看病很不方便。有几件事触动了我：有一次，一个农民头皮破裂伤及血管，喷射出血，我刚毕业，不知道怎样缝合、结扎。头皮血运丰富，血流如注，我心惊胆战，只好找来一块纱布压着伤口，陪着这个农民步行了40多里地，到县医院清创缝合。又一件事，村里一个农民因疝嵌顿找不到车，病情危重，好不容易拦住一辆拖拉机，送到乡，送到县；手术是做了，病人却因肠坏死感染性休克，死了。沉痛的事实让我下决心进修外科。在进修的日子里，半年的时间我睡在手术室的值班房里，先是扫地、生火取暖。我当过洗手护士、助手，只要有急诊手术我都上，节假日都主动当班，只想多学点技术好为当地农民解决病痛。那年我被任命杜市乡卫生院院长。这是我第一次当院长。那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院长，我服务的对象统统是农民。
卫生院有房子、有人，却没有病人。每天的门诊量不足10人，长年累月病房里只有一两个病人住院，门庭冷落，人心涣散。我是杜市乡卫生院第一个本科生，全院职工都看着我。我还只是工作两年的年轻医生，怎样把这帮人的心聚在一起呢？
以身作则，带好头，要别人干，自己先干起，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有一天，我被叫去出诊，是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