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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民生死调查报告-第3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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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中这类事太多了。2004年春天,好不容易挤出一天时间休息,我正打算离开医院,按妻子的吩咐到贵溪电厂小学接儿子,就在这时,一个急重病人被送进医院,需马上手术,于是,我不得不重新穿上白大褂,参与手术抢救,病人得救了。当我再赶到孩子就读的小学时,孩子却不见了。此时天上又下着瓢泼大雨,我只有向回家的路上找去,到我找到儿子时,他正顶着瓢泼大雨在艰难地行走。我看看表,他大概走了40分钟。望着雨中他瘦小的身影,我的眼泪情不自禁地流了下来。    
    2002年上半年,父亲“脑栓塞”住院,一直昏迷,我很难得陪上父亲两天,都是妻子、儿子整天睡在病房、吃在病房。直到病故时,我还在医院与职工一道为张文康部长来我院调研做好准备。当父亲闭眼离开人世的时候,我还在卫生院工作。    
    在农村卫生院工作的日月,这些让人躲不开又让人内疚的事是会经常发生的,也是难以避免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作为院长,这个做饼的芝麻还真少不了。可以走,可以躲避,医院还要吗?病人要治吗?医院要生存发展吗?就只20几个人,眼睛都盯着你。病人相信你,走了,病人就失去了精神支柱,说得责任重点,抢救病人时,院长就是堵枪眼的,要上!    
    改革与发展的目的,就是让农民能够得到低廉、方便、安全的医疗服务,让乡镇卫生院真正成为农民救病防病的好地方。不敢说我们做得很好,可以说,我正在做,已做到了。    
    农民贫穷是事实,往往会拖欠医疗费,其实大多数农民心中是有数的,是能理解医院,理解医生的。    
    2002年8月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午休,值班的外科医生火速找到我,说有一位胃肠穿孔、感染性腹膜炎、感染性休克的患者,急需抗休克和手术治疗,如果不及时治疗,病人将有生命危险。然而此时,患者家属只带了200块钱。对于这样危重的病人来说,200块钱别说治疗,就是连输血也不够。时间就是生命,我们来不及多想,要先救病人要紧,医疗费用由我担保。经过3个多小时的抢救,病人转危为安。病人家属感动得泪流满面:“你是我们家的恩人,我保证不欠医院一分钱。”果然,几天后,他们把欠费全部补交了。    
    在农村卫生院工作这么多年,我深深地感受到:现在的乡镇卫生院的发展极不平衡,有的倒闭,有的被出卖,有的发展也步履维艰。造成这些情况的根本原因就是人才的缺乏。这不同于城市大医院的院长们,这儿的院长既要具备较强的医学专业知识,更要有扎根农村卫生事业、有为农民服务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还要具有一定的管理素质和开拓精神。    
    听着他的讲述,我想起了梨园界一句话,“一出戏救活了一个剧种”;还有企业家的话,“一个产品救活了一个厂”。我可以套来用一下,一个好医生或好院长可以救活一家农村乡镇卫生院。    
    贵溪市人民医院外科有个副主任,1988年毕业于江西医学院,2002年他放弃城市优越条件,到该市的罗河中心卫生院担任院长,在不到1年的时间,就救活了这家卫生院。我不敢用“呼吁”这个词,我可以用“证明”这个词,当代有志的医科大学毕业生到农村卫生院去工作,不是没有用武之地,而是大有作为。这儿提供了管理、科研、医疗诸多舞台,可以让你一展丰采,塑造自我。同样可以让你实现自己的理想,你和你的同伴都是希望之星。    
    5一个人和一个时代    
    我找到她,是因为她当过赤脚医生,做过乡镇医生,又通过自己努力考取了中国名牌医学院中山医学院,毕业后分配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工作。从住院医师干到主任医师,从助教到教授。通过她的经历,我们可以看到40多年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变迁与发展,她的名字叫吴星恒,1978年考入中山医学院,现任江西医学院一附院儿科主任,她同意与我对话。    
    1968年我初中毕业,刚满14岁,我爸爸妈妈都是医学院附属医院的科主任,自然是“臭老九”,要赶下乡。我父亲从事外科20多年,年近50,干临床医学这行,应是黄金时代。因为技术好,有点小名声,被打成了“牛鬼蛇神”,关在牛棚里。妈妈带着我和哥哥离开了省城,用一辆卡车,载人又载物,行走了一天到达了下放改造的目的地——永丰县龙岗公社龙岗大队车溪小队。哥哥比我大2岁,我们都属于“可以教育的子女”,一样要锻炼改造。    
    卡车进村时已近黄昏,看见四周墨黑的群山,我吓得哭了。哥哥很坚强,撅着嘴紧紧握着拳头,我看见妈妈眼圈是湿漉漉的,我很快止住了哭声。老表把我们领到一间有楼层的房前,说是2层,楼上从来没有住过人,楼上没有天花板,是农家人的仓库,用来堆放杂物的。楼梯没有扶手,没有沿,空空荡荡的。妈妈那年43岁,没走过山路,也没爬过这样的楼梯,这是第一次。我们也把杂物丢在楼上,我和妈妈睡一张床,哥哥搭门板睡地铺。我望着窗外,知道了什么叫“开门见山”。屋前屋后都是山,门口有一道山水流过。那夜很晚才安排就绪,3个人围着煤油灯,真不知明天怎样开始我们的生活。    
    我们注定要当农民,放牛、耕田、割禾,我们都要去干。我还只有14岁,又是女孩子,妈妈特为我担心。一天的颠簸,很累了,我和哥哥很快进入了梦乡。半夜的狗叫声把我惊醒,我发现妈妈还和衣躺着,煤油灯闪烁着昏黄微弱的光。妈妈还在为我担忧。夜深人静,门前的流水哗啦,显得特别响。那水从哪里来,流到哪儿去呢?


第三部分 办医:在永远织与补的日子里第28节 用生命编织呵护生命之网(5)

    第二天,大队长、大队书记来看我们。大队长说,村里要办合作医疗,要妈妈当赤脚医生,合作医疗站就设在我们家。陪同来的还有一个老农,职务是贫协代表。他说,他认识我妈妈,他孙女在县医院住院时,说是患了绝症,送到省城结果被我妈妈治好了,救活了。他说,他代表贫下中农欢迎妈妈,希望妈妈安心当好一名赤脚医生,为山区农民服务。妈妈提出了两个要求,帮忙把楼梯整修一下,让我留下来帮忙,消毒、打针、换药都要人做。队长爽快地答应了,自爸爸送进牛棚后,妈妈第一次露出了微笑。我们3个人立即行动,将棉絮搬上楼,睡地铺,楼下做卫生室。就这样,我开始了赤脚医生的生活。妈妈教我消毒、打针、换药,教我认识一些最基本的药品。我学会了采草药、扎针灸、拔火罐。还兼挂号、打针。挂号是每次5分钱,换药每次收成本费2角,出诊不收费。我记得有个烂脚的农民,在膝下胫前,我给他换了半年,开始收点费,后来分文未取,现在回想起来,这个农民可能患了糖尿病。渐渐和老乡们都熟了,我们才知道这儿是当年活捉张辉瓒的地方,许多老人都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次战争胜利的盛况。那还是1930年的事,距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那是第一次“围剿”,纠集了10万兵力。1930年的12月,蒋介石任命江西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当“围剿”军总司令,龙岗在永丰的最南,与兴国相连,峰峦重叠,山势险要。冬天常起大雾,对面闻声不见人。国民党第十八师进入了包围圈,从早打到晚,全师被击溃;接着,又打败了国民党另一个师。老乡说这一仗消灭了敌人1。5万人,缴枪1万多枝。那年(反“围剿”后的1938年),我还看见了墙上留下来的枪眼。我们一家人很快背熟了毛主席的这首诗:“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那时,农民很穷,很穷。蒋介石“围剿”时下令飞机狂轰滥炸,整个龙岗乡夷为平地,没有一间完整的房屋,山哪、水哪都被血染得透红。解放后,也就是50年代初,国家出钱,农民出小钱重建家园。贫下中农说,门上贴了“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红对联的就是赤贫,没有的就是地主富农。    
    刚来时,那浓浓的雾飘在门前,飘进了我们的窗户,给了我们多少迷茫和恐惧,读了毛主席诗词后,那雾是战斗中的硝烟,是舞台上的烟幕,给了我们多少遐想和期盼。我年纪小,幻想也多,总想到会从硝烟里走出一彪人马,唱着军歌;总想山前山后有很多战士,点燃篝火。然而,现实是严峻的。冬天到了,下起了大雪,四周静寂得听得到雪落地的声音,那时地球没有这么暖,山上积雪很厚,踏一步雪粒就埋没了脚背。我和哥哥背起了“北国风光,千里冰封”的诗句。浪漫不了几分钟,出诊考验着我们,真是爬雪山。爬雪山摔不死,最恐惧的是过结了冰的独木桥,桥窄,冰厚,根本无法行走。桥下是潺潺的流水,桥很高。半夜,听到敲门声,就得出诊,病人大都是孩子、老人,症状大都是高热不退,背着药箱就得走,解放鞋外再套一双草鞋,用麻绳紧紧捆绑着,拄着拐棍,戴上厚厚的手套。风雪扑面,走久了,背上湿漉漉的,流着汗,蒸着热气,寒风与雪粒扑打面部,钻心的痛。那阵子,我们心里真正地念着的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没有一点邪念,全心全意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改造,为他们服务。何况,风雪中贫下中农还在为我领路呢!贫下中农就是榜样,我们追求的就是要脱胎换骨。进了屋,诊断全靠听诊器,量量体温,测测血压。如果是肚子痛,我们怕是阑尾炎、胃穿孔、肠梗阻等外科疾病,一般都劝他们往乡、县里送。感冒高热就会留下治疗,这儿离县城太远了。想想看,从永丰到南昌的车票是4。80元,从龙岗镇到县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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