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鹉兀俊 �
以身作则，带好头，要别人干，自己先干起，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有一天，我被叫去出诊，是个妇女，大出血，面色苍白。我认真检查，确诊是不完全流产。要送到县医院没有汽车，要输血没有设备，生命危在旦夕。在大医院这种手术只是举手之劳，在卫生院却是棘手的难题。救人要紧，我叮嘱家属迅速把病人抬到卫生院输液，自己骑上卫生院仅有的一辆破自行车到10里外的白土中心卫生院借刮宫器材。半小时我就赶了回来，消毒、刮宫，血止住了，病人转危为安。这是我从医以来第一次手术。又一次，抬来一个肠梗阻的病人，血压都测不到，如果往县医院送，我可以不承担任何责任。但是，我知道，没有车就这样抬去的年轻人很有可能死在路上。怎么办？还是冒险救人！打开腹腔，肠子扭转，大部分坏死、发臭，肠切除、缝合，又一个病人起死回生。那个时候可以说是零点起步，白手起家，真是一段艰苦的日子。没有供应室，我进城买高压消毒锅，没有手术护士、没有麻醉师、没有护理员，我自己上，一切工作全是我“一条龙”服务。洗器械、打包、消毒、麻醉、术后护理，连静脉注射都是自己动手。手术器械是我背回来的，敷料药品是我买回来的，像小鸟做窝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医院衔。就这样，我用自己学来的技术，用以身作则的精神，用无声的语言把全院40多名职工紧紧地团结在一起。就这样慢慢地，杜市乡卫生院病人多了，住院病人大都保持在50人左右，胃切除、剖宫产、肠切除都可以开展。几十年过去了，往事历历在目。我回顾这一段历史，只是说，在农村，在条件艰苦的地方，还是可以为农民服好务的。我调到县医院那是后来的事。我只想告诉当代青年人要想干出一番成绩来，就得脚踏实地地干，我承认基层医院的差、苦，文化生活欠缺，我想越苦越能锻炼人，越能为农民解决问题。我并不希望这种艰苦状况持续下去，我们下去正是要改变这种状况。我一直在呼吁各级政府、各位领导关注农村卫生、关注农民健康。
我是１９７３年调到县医院的，报到的第一天，领导对我说：“在县医院干外科吧！这里病人多。”我觉得这话在理，又从住院医生干起，这是我第二次当住院医生。2年后，被任命为外科副主任。当年百万人口的丰城县城，妇产科挂靠在外科，县医院决定增设妇产科。面对广大农村妇女，谁来白手起家，挑起这副重担呢？领导找我：“你干吧！”我当时也是有想法的，我是男性，干妇产科不适合，尤其是农村妇女不信男的，怕羞，再说我已是３２岁的人了，又从头学起，心不甘。作为医生，个人的愿望最好服从病人的需要。妇产科比外科更累更苦，风险更大，只要认真苦干，也许还真能干出一点成绩来。
就这样，我又成了一名妇产科的新兵。接生、剖宫产、宫外孕、子宫肌瘤手术。手术做多了，发现遇到难产手术都是通过腹腔进行的这种术式，手术时间长，感染机会多，术后肠道功能减弱，营养补充全靠输液给药，增加了病人的痛苦，更增加了病人的经济负担。到我这儿来生孩子的妇女95％都来自农村。能不能改变术式，简单一点，为病人减轻负担？我查资料、翻文献、找专家咨询。几经努力，我终于创新了一种新术式：“腹膜外层次分离剖宫产”。从1974年到1981年7年内，我完成了25例手术。1981年，我到省城宣读了论文，被同行专家认可。路子对了，我胆子更大了，到1987年底，我成功地完成了500例手术。这种新技术获得国家卫生部现代医学科技成果乙等奖、江西省科学进步一等奖。1987年，我被国务院授予“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当时包括北京、天津、广州、武汉在内的全国20多个省市100多家大中医院邀请我作示范表演，受到了同行的肯定。有些人奇怪地问，你一个县级医院的医生还能搞科研？还能获卫生部的奖？有人不信。的确，那个时候医院条件不好，惟一的优越条件就是病人多。妻子有病，弟弟病情恶化，老母亲累倒了，我顾不了那么多。我把自己的精力全部倾注在工作上。丰城县医院妇产科成立了、发展了，妇产科有了５０张床位。１９８４年，我被任命为丰城县医院副院长，这是我第二次当院长。干了３年院长，1987年我调进江西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妇产科，那一年我４６岁。
46岁，又要一切从头开始，又是做住院医生。我高兴的是，环境变了，服务对象没有变，医院住院门诊病人60％是农民。有一次，妇产科来了一个患子宫脱垂的农村病人。由于无钱医治，外露的子宫颈已经糜烂，身上散发出一股刺鼻的腥臭味，连患者的亲人都不愿靠近。我接治了这个病人，我发现，只要认真换药，不需花更多的钱。我每天帮病人擦洗换药，手术，使病人在短时间内康复出院。还有一个病人从县到市，从市到省，花钱不少，通过关系找到我，其实他的病很简单，我开了不到10块钱的药。他回去后，竟不相信，不敢吃，找了县医院的主任。县医院的主任也觉得奇怪，他就问，这是谁给你开的药，那个病人讲是易院长给他开的，因为我是这个主任的老师，他告诉病人要相信我，最后吃了药，好了。病人十分奇怪惊讶，又十二分感谢。我是地地道道从农村来的，我知道为农民少花钱治好病，是我们应该做的事。
2000年3月，我接治了一个26岁患卵巢癌的病人，是贫困交加的年轻农妇。她已无力支付医药费，丈夫见是患了绝症，扔下50元钱再也不管了。我知道后，和全科同志一起为病友捐款，病人感激地说：“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医生哟！又救命又出钱”，家属过意不去也回来了。其实这不是捐几十块钱的事，而是让贫困的病人感受到我们社会的温暖、人间的真情，感受到医生并非社会上所说的是“白狼”，是“割了肚皮割腰包！”医生是有人性的。
1994年，我任一附院副院长，1997年任一附院院长。当江西医学院一附院的院长不像乡卫生院、县医院的院长好当，那个时候可以通过苦干、实干凝聚人心。如果说那时是老黄牛的话，这次我就应该是领头羊。因为我这次管理的是一所在江西这个贫困老区的最大医院：床位935张，临床科室24个，年门诊量46。7万余人次，出院病人1。96万余人次。尽管最大，却只有一栋医疗楼，病人拥挤不堪，每天都得加床。外科有100张床位，从走廊加到厕所，加床率达到30％。有些小科室加床率竟达到50％，远道而来的农民要等几天才能住院，住院后又要等几天才能手术。怎么办？还得从改革入手：成本核算，节源开流，把医院发展放在首位。
当时大家对我有些怀疑，觉得我这个农民院长，只会管一亩二分田，算盘吊在脖子上打，像农民一样“小家子气”，能领导好这所大医院吗？我承认，我确实小家子气，但是，没有钱的日子，不小家子气行吗？大手大脚花大家的血汗钱，那就太不负责任了！上任后，我心里就想要建一个较为现代化的园林式医院。让农民也能享受享受。住不起城里的大宾馆，住几天我们的医院也好。既然要让农民住得起，首先得考虑住宿费。从１９９７年开始，先后盖了门诊大楼、外科大楼、感染大楼、肿瘤大楼、内科大楼，基建花了２个多亿，国家给了２８００万。我对大楼图纸最关心的是农民住哪里？普通间的病房多少钱一天，6个人一间多少钱，按江西农民现在收入能否住得起？要现代化，要超前，但不能忘了贫困百姓，不能忘了老区的农民。有人笑我满脑子“农民意识”。我没有更多的解释，也不必解释。
建立起外科大楼开放床位620张，手术室25间，手术室可同时容纳30台手术，手术难的瓶颈问题得到了缓解；现代化的感染大楼多次得到国内知名专家的称赞和好评：其设备、设施都是全国一流的。尽管开放床位是１００张，由于江西肝炎病人多，经常是“爆满”，病人住院还常常要排队；肿瘤大楼２００张病床，其设计装备都是一流的；内科大楼开放床位650张，全院病床增加到１６００张。有60％病床为平价病床，农民住得起，我放心了。当一个个农民兄弟住进了这花园式医院，我真高兴。现在，农民来住院不要等了，外地农民入院后第三四天就可以开刀了。医院发展了，收入增多了，我把医院收入的大块投入了再生产，中块用于科研和教学，还有一块用于福利奖金，2002年的奖金发放比1997年增加了3。3倍。2003年职工的收入更有所提高。病人住院条件改善了，医务人员工作环境改善了，行政人员办公条件改善了。
第二是为农民解决医疗费过高的问题，不能把医院的发展建立在多收费、乱收费、滥收费上。1997年做B超检查，肝脏是20元/个；2003年仍然是20元/个，肌肉注射1。5元/人，5年后还是1。5元/人。为了降低病人医疗费用，我的做法是：一是全院医务人员坚决按国家规定的标准收费，减轻病人的负担。二是严格规定全院医生坚持合理用药、合理检查。能用一般药物的决不用昂贵药物，能用一般仪器检查的决不用高档仪器检查，不该收的钱一分也不能收，用每天连台手术的方法来加速病床周转，缩短病人住院天数，减轻医疗费用。对开大处方歪风，用严格的纪律和制度去制止、杜绝。每个科室都制定出药费比例的指标，超过指标，按比例扣除当月奖金。有一个科室连续2个月药费收入超出42％的规定，医院扣除了该科室的奖金。2002年医院药品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较1997年下降10。5％，药费低了，农民看病便宜一些了。我们院门诊量和住院病人日益增多，全院床位使用率长年是95％～115％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