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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在燃烧-第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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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罕的事情。许多在政坛上纵横捭阖的政治家,却更喜爱学校的讲台,他们认为在那里更能够展示自己的人生价值。这种社会风尚的产生,显然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而绝非附庸风雅。教师乃是国民精神的传承者,教师因此也就处于国家的中心地位。正如金大中多次在国务会议和新闻媒体上说过的那样,教师是国家的脊梁。那天,金大中站在课堂上,仿佛是一棵历经风雨雪霜依然郁郁葱葱的参天大树。他和蔼地微笑着,不像是一名掌握着最高权柄的总统,而像是一个慈爱温和的老爷爷。    
    当我看到这感人的一幕时,不禁想起了金大中当年在监狱中写给自己孩子的信来。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大中在给儿子弘业的信中说:“你在目前的处境下,仍不失理智,平静地接受一切,不失信心,这是难能可贵的,只要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强者。制定一年的生活计划,一个月的计划,一个星期的目标,然后经常检查总结,养成这样的习惯比较好。即使目标没有实现,也不要失去信心,可以重新开始。这是自我提高和成功的条件。此为爸爸的经验。”在给另一个儿子弘杰的信中他又说:“你的考试日期已过了三天,但是爸爸不知道任何关于考试的消息,非常惦念,但无从所知,可悲可叹。考试期间,你努力学习,爸爸都知道。因为我,你去年一年没能好好学习,我感到心痛。当爸爸看到你信上‘为爸爸好好学习’的字句时,我的感动难以言表。无论如何,你尽了全力,就没有什么好后悔的。现在开始尽全力准备学校的考试吧。人生重要的不在于成就什么,重要的是如何生活,过程比结果重要。学校考试结束后,慢慢放松。”虽然身在牢狱之中,金大中依然关心着孩子的学习和教育情况,他为自己没有能够尽到父亲的职责而内疚,一个慈父的温情饱含在字里行间。然而,因为在孩子的成长时期,他不在孩子的身边,无法尽到父亲的责任,这才导致了后来两个孩子闹出了受贿的丑闻。金大中并没有包庇自己的孩子,立即下令司法机关独立进行调查;而传媒也并没有看在总统大人的份上,就对丑闻保持沉默,一直穷追猛打。在一次记者会上,向来以坚强著称的金大中流下了眼泪:“我最遗憾的就是我的孩子犯下了严重的过错。”也许正是出于自己的惨痛经历,他更强调韩国国民应当关注教师和教育的问题。韩国可以没有一个得力的总统,却不能没有千千万万个以身作则、传道授业的好老师。    
    韩国经济的腾飞,重要原因在于韩国对教育的无比重视。重视教育也就是重视未来。美国加州大学校长克尔曾经生动地指出,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火车在十九世纪后半期、汽车在二十世纪上半期所扮演的角色,在二十世纪后半期已经由“知识产业”所承担了。知识产业已成为国家社会成长发展中最重要的资源,而教育部门则正是知识创造过程的中心。近二十年来,韩国紧紧地抓住了这个中心。如果说儒家文化中存在着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的部分的话,那就是儒家文化中贯彻始终的对教育的高度重视(当然,儒家文化中教育的方法和教育的内容,需要我们现代人重新进行审视)。这种可贵的传统在中国日益淡化,在韩国却保留了下来。    
    即使在残酷的军人统治期间,独裁专横的军阀们也没有忘记拨给教育部门以充足的预算。朴正熙、全斗焕等军人总统一边在残酷镇压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制造了“光州事件”之类的血案,但也在不断地向教育部门注入充实的资金,大大提高了韩国国民受教育的水平。这让我联想起二十年代军阀混战时期的中国——那时候,许多军阀鱼肉百姓、横征暴敛,但都还保存着几分对知识、对文化、对教育的敬意。在春节来临之前,军阀们会带领自己的小孩前去老师家拜年,感谢老师一年来的教诲。我们也可以称之为“作秀”,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那时候教师的收入和社会地位都保持在一个相当高的水准上。那么,今天那些忽视教育、鄙视教育、乃至侵吞教育经费的官员们,是不是连昔日的军阀也不如了呢?    
    按照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的说法,国家之间的对立和竞争,归根到底是文化的对立和竞争。而文化的竞争,又归结到教育上。我想,那些倾听到金大中总统讲课的韩国孩子有福了。这一堂特殊的课程,也许将影响他们的一生。这是在人生的转折处送来的一次有力的扶持,这是在乱礁中行驶的船只所遇到的一盏指路的明灯。金大中曾经说过,他卸去总统职位之后,除了写作之外,就是去学校讲课,从大学到小学,从首都到乡村,要尽可能地多走些地方、多接触些孩子。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丝毫不觉得以总统的身份去当普通老师会降低自己的“面子”。他的这一选择让我想起了《圣经》所说的:“人的高傲,必使他卑下;心里谦逊的,必得尊荣。”(《箴言》二十九章二十三节)一个老师所做的贡献并不一定比一个总统小呢。也许,在天国中,教师的地位比总统还高呢。    
    我尊重金大中这位坚毅伟岸的老人——无论今天他身居总统之高位,还是明天他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师。韩国人有这样的总统、有这样的老师,是他们的幸福、也是他们的骄傲。    
    


第一卷·教师与士兵残忍的快乐

    湖南卫视的王牌娱乐节目《快乐大本营》,自一九九七年播出以后,风靡全国各省市。其他省市的电视台也模仿其内容和形式,相继制作了类似的大型综合娱乐节目。电视界人士称之为“大陆娱乐类电视节目的一次革命”。    
    《快乐大本营》的节目中,有一档属于“恶作剧”。最初遭到戏弄的,都是请来充作嘉宾的成年人。后来,为了给观众以新的刺激,编导们居然开始把小孩当作恶作剧的主角。    
    例如,在有一期节目中,他们选择了一些四五岁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预先设计好在一个雨天,让幼儿园老师给孩子一把雨伞,然后老师借故离开一会儿,吩咐孩子等在门口,并且再三叮嘱不要与陌生人搭话、不要把雨伞给别人。    
    老师刚刚离开,便有装扮成普通过路人的节目主持人来到孩子的目前,花言巧语地说:“姐姐没有雨伞,姐姐有重要的事情要办,能不能把雨伞借给姐姐用一下,十分钟后姐姐就回来?”    
    对此,不同的孩子有不同的反应。有的坚守老师的吩咐,不予理会;有的犹豫不决,左右为难,不知所措;有的心肠软,立刻把雨伞借给对方。给了雨伞的孩子,痴痴地在门口等着漂亮姐姐的归来,等了十分钟、二十分钟、甚至一个小时,对方还是没有出现。    
    躲在暗处的摄影机,却一直在拍摄孩子焦急等待的神态。等到最后,孩子意识到自己受了骗,便委屈地哭了起来。这些全部都落入了摄影机的镜头之中。节目现场的观众们,看到小孩子哭鼻子的样子,个个都开怀大笑起来。    
    这是一种残忍而无耻的快乐,因为它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我不知道这究竟是那个家伙想出的馊主意,我一边愤怒地观看着节目,一边质问编导们:你们有什么资格为人父母?    
    这是一个电视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电视的堕落也正是时代的堕落的标志之一。电视节目的编导们看重的是节目的“收视率”,因为“收视率”意味着广告、意味着滚滚的财源。为了提高收视率,他们挖空心思、不择手段。法国电视六台制作了一个名叫“阁楼故事”的拳头节目:五男六女进住巴黎郊外一座封闭的房子里,他们完全与外界断绝了关系,但二十四小时处于二十六台摄像机的监视之下。每隔一段时间,观众就投票淘汰参赛者中的“表现不佳者”,知道阁楼中剩下最后一对优胜者为止,他们可以获得一套价值三百万法郎的房子。这档节目一夜之间便风靡了欧美。评论家指出:“人类窥视他人的好奇心是没有休止的。”这绝对不是人类高贵品质的展现,而是阴暗心理的大暴露;这绝对不是人类智慧的延伸,而是愚昧的蔓延。这种节目对人类迄今为止的文明成果造成了一个绝妙的嘲讽。然而,虽然我非常不喜欢这样的节目,但我认为它毕竟还是可以容忍的——因为参加这种竞赛的都是成年人,这些成年人有选择他们“加入”节目的“天赋人权”。    
    相比之下,湖南卫视的节目是不可容忍的——他们公然侵害儿童的心灵,他们不仅违反了我国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还赤裸裸地侵犯了联合国的《儿童权利公约》。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中明确规定:“教育儿童的目的应是: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培养儿童本着各国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原为土著居民的人之间谅解、和平、宽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中国是签约国之一。保护儿童的权益是成人世界的责任,意识到这种责任则意味着人类文明有了重大的进步。然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档《快乐大本营》的电视节目,却使得孩子们丧失了对人的信任、同情和怜悯,他们长大之后自然会放弃他们作为现代公民的责任感和道德感。    
    可恶的编导们,你们知不知道,你们正在残酷地折磨那一颗颗纯真无邪的心灵。本来,孩子们在以善良和单纯的意愿理解着这个世界,正如学者波斯特曼所说:“儿童是人类的一个集团,他们对成人所知道的某些事物一无所知。”但是,在经历过这样厚颜无耻的、精心策划的欺骗以后,他们那幼小的心灵或许从此便蒙上了厚厚的阴影。孩子们那天生的宝贵的同情心和怜悯心,会被冷漠与怀疑所取代。我们不要认为这是一桩小事——许多时候,一个小小的事件,很可能就改变一个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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