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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2005年1月10日透露，2004年国资委对181家中央企业进行清产核资时发现，有40家企业总资产损失超过10《Times New Roman》，40家企业的总资产损失超过20《Times New Roman》，这些企业既没有达到做强，也没有达到做大的目标。在清产核资中发现181家企业申报处理各类资产损失共31778亿元，占92万亿资产总额的42《Times New Roman》，占净资产的99《Times New Roman》，加上财政部已核准的近千亿元资产损失，清查并核销掉的不良资产占总资产的54《Times New Roman》。
2005年6月28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上，62岁的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向大会提交了2004年度审计工作报告。与往年一样，李金华依旧铁面无私地披露了38个中央部门预算执行违规金额906亿元，近10个部委被点名，其中年年“榜上有名”的水利部再次被上“黑名单”，据查，该部滞留资金35亿元，其他违规资金近14亿元〖ZW（〗2005年6月29日《大河报》。〖ZW）〗。
除水利部外，其他37个被点的中央部门也不甘落后，比如国土资源部3个部门违规建设办公楼和培训中心，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及其分支机构各类违规金额71549亿元，19个部门或下属单位设置账外账。还有18所中央部属院校以及卫生部所属医院超标准收费更是触目惊心。
18所高校一个年度乱收费竟达868亿元，每校年平均接近5000万元，而这还不包括几十万所中小学的收费情况，如果都算进来，那该是怎样一个令人咋舌的“乱”局。之前教育部的官员说，乱收费只是“个别问题”，但据《中国青年报》2004年6月25日的报道，2004年度被国家审计署纳入审计的高校一共是19所，19所高校中就有18所审出了严重的乱收费问题，能说是“个别问题”吗？况且，这18所高校个个都是鼎鼎大名的名牌，个个都是以经费充足、管理严格著称的名校，他们都“有辱斯文”，乱收乱支，其他那些缺钱少管理的普通院校呢？
李金华曝出的卫生部和北京市所属10家医院收受回扣的“战绩”同样令人震惊，2001年以来，这10家医院收取药品和医疗器械厂商等支付的各类回扣约3亿元；在2003年至2004年8月的医疗收费中向患者多收1127万元。
3个亿是啥概念？每家医院平均收回扣近3000万元，即3年多的时间里，每家医院每年有上千万元的药品回扣款项入账！
对医药费虚高，百姓就医难，这个问题人们并不缺少痛斥和曝光。2005年3月，卫生部长高强曾痛斥“虚高药价”是对百姓“生吞活剥”。而据一份卫生部的资料显示，我国有近五成的居民看不起病，有七成农民去世时因无钱住院只能在家里送终。
“回扣成风”之所以成了一只“皮球”，被踢来踢去，根深蒂固的原因是没有找到给这只“皮球”放气的良方。我们应当看到有一两个医生收药商的红包，那是医务人员的道德问题，一两个医院靠吃“回扣”发了横财，这是管理制度的漏洞问题，如果说大面积的医院几乎都大同小异地使“回扣”之风呈席卷一切之势，那就只能说这早已形成一种综合性病症，是多种社会疾病长期作用的结果。要根治这一痼疾，非得彻底地进行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不能让少数人利用大众的医疗卫生资源大发横财。
李金华挥舞审计“利剑”的确尽职尽责，按他的说法，审计这只国家的“看门狗”真是毫不留情地年年“咬”，但被“咬”的部门却又年年“我自岿然不动”，水利部如此，国家体育总局更是“屡审屡犯”。
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曝光了国家体育总局竟敢动用中国奥委会专项资金131亿元，用来建设了龙潭住宅小区，总局职工确实享用了这高档小区的舒适和豪华，同时也肥了某些经手的官员，皆大欢喜。然而，这属于全国人民发展体育事业的钱竟由少数人去享用，被剥夺的老百姓能不愤怒吗？不单老百姓愤怒，连京官李金华也怒不可遏，可愤怒归愤怒，体育总局的职工早已入住那“龙潭”，就不理你的茬！老百姓痛斥的风波自然不小，当时正值备战雅典奥运会的最后时刻，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网站同时登出了三篇评论，其中一篇是《不要炒作全力支持》。文章说：“当中国奥运大军开赴雅典的时候，境外一些别有用心的媒体会用各种报道来干扰代表团的工作，使得他们不能专心指挥作战，而疲于应付诸如此类的事件。”于是，在“雅典奥运”的大旗下，百姓们只得顾全大局，李金华只得“苦笑”，体育总局的官员们从此装聋作哑，采取鸵鸟政策，拖着不办。
2005年6月28日，李金华长剑再指体育总局彩票管理中心，这里的“猫腻”更是惊人，彩票中心下属两公司竟违规自肥558亿元，消息掀起新一轮的社会关注。而体育总局的职工却如此发言：“彩票中心自肥5个亿啊？真是肥啊！这么多钱没有给我们分一分呀！”
事件的情况是：2003年至2004年，国家体育总局决定向体彩中心所办的两家公司支付巨额彩票发行费，但支付额远远超过实际需要，单说印制费，每张彩票成本不到两毛钱，拨款时按照每张一块钱，发行中的补贴更是超标。这样两公司在扣除全部成本费用后，还实际盈余558亿元，在这558亿元中，两公司已违规支出13亿元购买综合楼用于出租，另有131亿元作为提取的个人奖酬金，由于监管不严，从2003年2月至2005年1月，彩票发行费已经流失2341万元。
面对审计署摆出来的明确的数字和资金流向，体育总局没有给出一个站得住脚的解释和说法。而总局一位一直对彩票资金怀有担忧的官员则表示：“其实我们自己都预感到会出事，钱多了不是什么好事儿！”
对此审计署该怎么办？李金华在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时再次流露出的无奈，强硬地表示“屡犯屡审”。
从国家审计署资料获悉：2000年至2004年，5年完成审计项目198万多个，查出损失浪费4209亿元，促进增收节支6529亿元，提出被采纳建议1029万条，发现大案要案线索9841件。2005年，全国有22万名党政领导干部接受了经济责任审计，共查出违规资金350多亿元，损失浪费49亿元；同时对全国91万个单位审计后查出各类违法违规问题金额2900多亿元，揭示损失浪费问题金额150多亿元，向纪检司法机关移送各类违法案件线索1370多件。审计工作的赫赫战绩，让国人的反腐败信心大增，“审计风暴”的名声大振。
近年来的“审计风暴”固然让一些部门闻风丧胆，但“屡犯屡审”的结果让人觉得“光打雷不下雨”，是否应该掀起另一场风暴——动真格的“纪检风暴”和“检察风暴”呢？洞察以上这种肆意挥霍国家资产、侵吞百姓利益的现象，当事人为什么不感到信誉扫地、良心自责呢？其中深层次的原因是人们的人生价值衡量标准变了，思想观念变了。其表现有三：
第一，人的社会声望、社会地位、价值衡量标准由过去的注重政治标准转化为经济标准，也就是说，人们看一个人或一个阶层的价值标准，不是看他对财富的生产和对社会的贡献，而是看他们占有社会财富的多少。过去盛行的人与人的尊严在金钱面前已失去了昔日的神圣——人本身被金钱异化了，金钱本来是人的创造物，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反映的却是物与物之外的社会关系。马克思对这种社会关系的分析入木三分，他说：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金钱，“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正因为这样，金钱已不是机械的、天生的存在物，而成为有灵魂的怪物，引人崇拜。在金钱拜物教占统治地位的社会里，人本身的价值被降低了，成了一个物欲横流的人吃人的“霍布斯丛林”，为了金钱而争夺拼杀。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一切东西都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在对职业声望进行评估时，相当多的人联系到职业的经济收入，以某一职业能够给其带来的经济实利多寡为判断标准。娱乐行业的“跪式服务”以及娼妓的盛行，都是“笑贫不笑娼”的拜金主义的典型表现。有人认为社会上存在着“仇富者”。假定这个阶层存在着，可以肯定，“仇富”心理中存在对为富不仁，获得不义之财仇恨的一面；也可能存在敌视富者的“挤出效应”，即因为富者的首先介入，才丢掉愿望中本属于自己的发财机会，而迁怒于先富者。显然，后者的思想基础仍然是对金钱的仰慕。
第二，在追逐金钱的欲望被强烈激发时，出现了不择手段追逐金钱的现象。民间俚语“只有钱是不行的，没有钱是万万不行的”，体现了市场经济中人们对金钱的渴望。这种非理性渴望甚至造成家庭不和、邻里反目，法院门庭若市、万家诉讼成了一道风景。李景鹏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一书中说：“眼下凡是出台一个可能获利的机会，立即就会有千千万万个人争先恐后地去争夺；正常生活轨道上的任何一件平常事物，都有千千万万的人挖空心思去寻找能够获利的歪门邪道。”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除了劳动致富的因素外，不乏因为权力、土地、劳动力、公共资源等的近水楼台的暂时掌管而萌发邪念者，要通过这些资源的稀缺性迅速致富，致富的欲望使某些人变得疯狂、丧失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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