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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实现一夜暴富的目的，中国农业银行河南清丰县支行古城营业所以主任梁宏纲为首的4人团伙铤而走险进行“博彩”。从2004年12月下旬起至2005年3月30日不到4个月的时间，4人采取“空存亏库”的办法，即在体彩站人员无存款的情况下，他们以体彩站人员的名字虚开大额账户存单，而后4人中再由一个进行选号，银行向体彩站转账付款。如此这般，他们先后20余次共计挪用公款700余万元，仅3月30日一天就挪用300万元购买体彩，结果无一中奖，万般无奈之下，4人集体向清丰县检察院反贪局投案自首。
《中国监察》2005年第15期以“被金钱毁灭的人生”一文披露了被称为“中国第一大款警察”林福久的歧路人生。林福久案发前是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以其受贿罪、贪污罪和重婚罪数罪并罚，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2004年5月27日对其作出一审判决，判处林福久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并追缴其犯罪所得704万余元。林福久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2004年7月27日，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二审判决，维持原判。2004年12月24日，林福久被执行死刑。
作为一个地级市公安局税侦分局局长，职务并不算高，权力也是有限的。但却能聚敛高达5800多万元的巨额财产，令人瞠目结舌。林福久是如何一步步走向死亡深渊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在贪欲的驱使下，大肆滥用、骗用权力，疯狂敛财。
自1993年起就疯狂进行权钱交易的林福久越来越贪婪，被捕后，他向办案人员交代：“没有钱的时候，心想有200万、300万就满足了，当有了200万、300万之后，还是不满足。尤其是到了香港之后，看到我过去生意上的朋友，有了十几个亿，才是中产阶级。再一看，我这点钱算啥呀！要干点事怎么也得有一个亿！”为实现亿万富翁之梦，林福久开始不择手段。先后以他人名义开办了9家公司，并充分开发权力资源，利用手中贪污受贿得来的赃款，再向一些私营企业老板放高利贷，利息从月息2分到5分不等。
到2003年，林福久先后投入2100万余元，分别向12人放高利贷，共获利1179万余元。有人给林福久算了一笔账，他在进入实权系列之后的10年间，每天聚敛的钱财超过1万元。透过林福久的人生轨迹，不是可以得出金钱真是个可以送人上天堂又可以让人下地狱的怪物呀！
第三，金钱崇拜论与人们对它的疯狂追逐行为，必定塑造一种铜臭文化，极大唤醒了人们的金钱意识，使得社会文化低俗化、媚俗化。文化不是满足人们的文化需要，而是服务于人们的赚钱的目的。文化的生产者也低俗了，文化的服务对象——大众也低俗了。势利、趋炎附势成了时尚，连小学生也滋长着攀比（比阔、比富）的心理。据报道，一个父母是工人的上小学的女生一本正经地向妈妈说：“你怎么不找个情人呢？我们班小明她妈就找了一个大款情人，还开着车接小明去咖啡厅呢！”真让人欲哭不能。
中国是礼仪之邦，但在不良的社会风气中，在腐败分子那里，人情来往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习俗的变异，成为政治生活不正常的一种补充，成为一个重要的投资渠道，“人情网”演变为“贿赂网”。这种专向“权势”往来而不与人民大众往来的风气越来越激烈，从而刺激了贿赂性“往来”的蔓延。而且，这种往来有三大好处：一是两头保险，“一对一”的活动，安全可靠；二是名义好，过年过节，相互来往，联络感情，皆大欢喜；三是“公贿”活动，不是个人掏腰包，反正用的是公款。
所以，党中央一再提醒全党要大力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警惕拜金主义，横扫铜臭文化。早在1997年1月29日，江泽民同志在中央纪委第八次全会上说：“有些党员和干部，包括有些领导干部，追求和模仿西方腐朽的生活方式，信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这是很危险的。”“日本一个教授写的《清贫的思想》一书，认为被金钱欲、物欲、占有欲所支配是很危险的，现在需要重新宣传清贫思想，以清除人们在精神上的贫困。我们是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包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在内的西方社会病，更应有鲜明的批判态度，更应自觉地加以抵制和防范！”
中国共产党承认并十分重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生的腐败现象，从维护改革开放事业顺利进行的角度，提醒人们要警惕培育市场因素给人们带来的消极影响。江泽民同志在2000年1月14日的中央纪委全会上说：“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成分、利益主体、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方式日趋多样化，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带来这样那样一些影响，包括一些消极的影响……这种复杂的社会环境，对党员、干部保持共产党人和人民公仆的革命本色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使党的建设遇到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矛盾、新问题。这就向我们提出，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以及“对外开放”三者并列，一起构建“党必须十分注重防范各种腐朽思想的侵蚀”的宏观环境。同时，中央纪委向十六大的工作报告中，也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管理体制、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健全和完善，行政行为、企业行为和市场行为需要进一步严密规范和有效约束”作为现阶段反腐斗争面临的复杂的国内环境，从而得出“今后一个时期腐败现象仍有可能易发多发，反腐败任务还很艰巨繁重”的结论。
不过，必须指出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运行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并不是市场因素不加限制的发展。市场力量虽然改变了国家控制的范围和方式，但没有改变社会主义的性质，不能改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然而，这场兴起于1978年的社会大转型，毕竟使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在这种社会转型时期；面对这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浑浑噩噩，被铜臭文化的毒雾所熏倒；被金钱欲、物欲、占有欲所支配，堕落为历史的罪人或像毛泽东所说的那种低级趣味的人。广大共产党员，尤其是党的领导干部，绝大部分是好的，他们在严峻的考验面前，一身正气，刚正不阿，考出了好成绩。他们以不朽的精神充分展示了共产党员是特殊材料制成的，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和战争年代的先驱者一样，同样无愧于英雄的称号。
心里装着阿里人民的援藏干部孔繁森，1944年出生在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他参军、入党，后来转业到地方工作。1979年，正是改革开放初期，当时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孔繁森受国家抽调，赴西藏工作。此时，他并非不知道号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的艰苦，高寒缺氧、气候恶劣，生活艰苦，更远离自己的家人和亲人。然而，他更清楚地知道，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
到1993年4月4日，孔繁森已先后两次进藏在高原工作了6年，本可以东进返回家乡与亲人团聚。然而，他却选择了告别拉萨到条件更恶劣的阿里，去挑起阿里地委书记的重担。行前有的同志劝他：你是山东的干部，在西藏该吃的苦都吃了。凭你的政绩和能力，回山东一定进步得更快。但他仍毅然坐上越野车向西疾驶而去。
阿里地广人稀，面积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只有6万多，开着越野车在空旷的荒野上奔波一天也看不到一户人家。在高原生活，一场严重的感冒，有时也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而孔繁森一到阿里就感冒了，咳嗽不止。他一边输液，一边工作，由于过度劳累，体重减轻了14公斤，就在这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全地区106个乡，他跑了98个，行程8万多公里。他早已把生与死置之度外，早在赴藏前，他就请人写过“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鬼雄死不还乡”的条幅。
在孔繁森等地委、行署一班人的带领下，阿里的经济有了较快发展，1994年，全区生产总值比1993年增长375《Times New Roman》。一幅全面振兴阿里经济的宏伟蓝图，正在这雪域高原上成为现实。
孔繁森在工作上超负荷运转，在生活上却极其节俭，穿的内衣打着补丁，连块香皂都舍不得买。他把节约下来的钱都花在了藏族同胞的身上，他在西藏工作10年间，几乎没有往家寄过钱。为此，他多次流露出对家人的内疚之情。
令人痛惜的意外发生在1994年11月29日，孔繁森在考察工作的途中不幸殉职，时年50岁，人们在料理他的后事时，看到两件令人心碎的遗物：一是他仅有的钱款8元6角；一是他的“绝笔”——去世前4天写的关于发展阿里经济的12条建议。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这就是一个新时代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怀！
孔繁森是清贫的，同时也是富有的。他拥有人世间最美好的心灵，最丰富、最高尚的精神境界。
在阿里、在拉萨、在聊城……成千上万的人在呼唤着同一个名字——孔繁森。
一位藏族老人匍匐在孔繁森的灵前，大声哭喊：“孔书记，您不该去呀！您对阿里恩重如山，我们不能没有您啊！”
党和人民的好儿子孔繁森，把他那高大的身躯融入祖国最壮丽、神奇的土地，在无数人的心中树立起共产党人不朽的丰碑。
在三湘大地至今流传着一首歌颂一位普通的苗族共产党员的歌曲；名叫《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