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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还要看到有先进的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优势以及最广大人民群众支持和参与的优势。
五、中国反腐败进入“体系反腐”新阶段
第一节 铜臭文化和扭曲的灵魂
“金子，黄黄的，发光的，宝贵的金子！只这一点儿，就可以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卑贱变成尊贵，老人变成少年，懦夫变成勇士……”这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引用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中的一段台词，用以揭露资本主义社会拜金主义者的丑态。
社会学专家认为：一个社会的发展动力维系，诉诸对私人利益的追求上，这个社会将是寻利社会。市场经济不一定会形成寻利社会，但市场经济的畸形发展，有可能发展成为寻利社会。寻利社会是腐败高频发作的社会性基础条件。市场经济如果快速发育，会导致竞争能力和财富量的急剧增大，竞争的加剧刺激着竞争主体占有更多财富的欲望。市场急剧发育，会产生经济成分多元化，使私人财富迅速膨胀，其速度会超过国有财富的增长速度，所以有“富可敌国”的说法。市场经济会深刻地塑造社会面貌，可以比较直接地塑造社会的金钱观。当人们在一个比较普遍相对平均贫困的境遇中，发现社会上出现一部分通过各种手段包括不法和不道德手段致富的“先富者”时，金钱观必然发生重大变化，激发人们追求金钱的欲望，甚至会出现扭曲的金钱观，如敛财聚财的拜金主义，这就形成了腐败蔓延的条件。
18世纪、19世纪西方市场经济快速发育期间，社会利益结构变得简单化。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撕下了家庭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代之以冷冰冰现金交易，“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别的联系了”，“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交换价值”。这一过程体现历史的必然规律，较之于中世纪来说，是历史的进步，它反映了一种平等关系，即在金钱面前的人人平等，社会关系变得简单起来，整个社会生活围绕着金钱而运动，人们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渗透着金钱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马克思当年描述资本对封建社会的冲击的话语好像在讲述今天中国人身边发生的许多事情。
市场经济初期，拜金主义的盛行，已为世界历史所证实。历史上发生了许多耐人寻味的现象，贪欲和权势竟然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中西方学术界普遍认为，英国工业革命社会开始的18世纪贪污现象极为严重，19世纪美国政党腐败现象盛行。美国社会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在《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说：“有证据表明，腐化程度与迅速的社会经济现代化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德国、日本和新加坡、韩国及我国台湾地区等新兴国家和地区在市场经济迅速发育过程中都出现了严重的贪贿腐败现象。
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特别是1992年党的十四大提出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步伐之后，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领域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个变化与引入市场机制密切相关。
关于社会主义与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市场派中的一批“极市场派”认为，在世界经济史上，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从来是不能结合的，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要坚持社会主义，就必须放弃市场经济；同样地，要搞市场经济，就必须放弃社会主义。而邓小平在1992年初则反驳说：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属于社会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实践的发展和认识的变化，要求我们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市场化进程作过深入探讨的学者陈宗胜，用国际通行的六项指标测度中国的市场化进程。他说，在1992年之前，中国的市场化不超过2《Times New Roman》，1992年之后，各个领域市场化进程加快，到1997年农业市场化达到66《Times New Roman》，房地产市场化达到40《Times New Roman》。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之后，极大地刺激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化程度大大加快。21世纪初，我国已初步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市场机制已经在商品交易、资源配置等经济领域起到广泛的调节作用。1998年4月，欧盟通过决议，将中国从其反倾销政策中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名单中除去，给予中国介于“非市场经济国家”和“市场经济国家”之间的“特殊市场经济国家”的待遇。政府支配的资源量不断减少。政府财政支出GDP的比重整体呈下降趋势，1978年为3096《Times New Roman》，1991年至2001年保持在10《Times New Roman》—20《Times New Roman》之间。政府对经济的管制逐渐放松，干预逐渐减少。2002年上半年，各部门和地方拟取消和已经取消的审批项目在50《Times New Roman》以上，农产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已经全部取消，工业品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仅仅局限于木材、黄金、卷烟、食盐和天然气。确立了国有企业独立市场主体地位，国有企业的行为已经市场化。1978年至2001年非国有经济创造的GDP占全部GDP的比重由422《Times New Roman》增加到672《Times New Roman》。政府取消对企业的直接干预，全面放开了对价格的管制。
市场化趋向的改革，对中国而言，是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革，这种变革犹如冰遇到火，从而使社会中的个人开始从国家权力的控制中独立出来。并从量变不断累积，构成了对1978年以前的国家控制模式的冲击，从而削弱了国家权力的控制力。
由于市场机制的引入和作用，打破了原有的社会和国家控制体制的运行方式，其表现有三：
其一，随着个人和企业独立性的获得，经济生活和社会经济逐渐从传统的国家控制体制中独立出来。国家不但不能像过去那样随意主宰社会的发展，相反将直接受到社会发展的决定与制约。
其二，随着竞争性市场体系的确立，经济和社会生活必将由单一的政府控制逐渐变为以市场调节为主的格局。政治控制的范围大大缩小。
其三，国家动员的手段由过去的政治动员为主，转变为由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为主，在法治不健全的情况下，经济手段凸现出来。
所以，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随着经济生活的多元化，政治领域也同时出现了多元化。经济、政治的多元化必然引发意识形态领域的深刻变化。
戴维？伊斯顿认为，意识形态对政治权威来说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使其信徒能够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的功能；二是“思想召唤”聚集人们为之奋斗的功能。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的这两种功能。随着市场经济基础发展起来的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接受的个人主义、享乐主义，得到了一定的传播空间，同时理论界、舆论界还对个人主义给以合理性的论证，即所谓“个人价值的体现”。于是躲避崇高、甘愿低俗，成为一些人的信条。而作为社会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如集体主义、公而忘私、先人后己、舍己为人等，不断受到消磨，或者只剩下一个符号和空壳。共产主义被一些人看做带有“乌托邦”色彩的“政治神话”。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被当做教条的意识形态遭到严厉的理论拷问。有的人极力寻找马克思的错误，甚至在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口号下，现实中的一些人却卖力亵渎着马克思主义。普通大众用世俗的理性评价现实。形成意识形态不同流派的激烈碰撞。这种碰撞，在1988年前，主要是在改革者与教条主义者之间展开，此后，则是执政层与受到“西化”的某些知识分子之间进行。至今，深受市场经济熏陶，形成了一大批具有自私自利属性的社会公众，于是形成了一个追求私利已经蔚然成风的社会。在短短几年里，利益意识迅速在社会各个角落扩散，各个行业、单位、家庭、个人，从行政部门、经济部门到文教部门，甚至军队、司法部门都不能逃脱利益的诱惑，普遍被浓重的利益意识所围绕。
在大多数情况下，利益具有排他性，不可避免地产生攀比和激烈的竞争。体制内外利益差异的感应作用，启示着在社会职业分工层级中处于优越地位的干部，将权力方便地转化为利益资源。不同部门利用控制社会某种资源的条件，追求部门垄断利益最大化。普通社会公众也不甘被置于被剥夺地位，作为全社会利益竞争的回应，充分利用一切机会，攫取利益。公共利益被市场力量冲击和分割，成为无数的利益碎片，公共利益被个体化和部门化。在许多情况下，不排除牺牲公共利益为个体利益服务的可能。国家利益成为强行私分、攫取的首选对象，国有资产流失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国家利益成了“唐僧肉”。每一桩国有资产流失的案件中，都包藏着腐败现象。李景鹏在《中国政治发展的理论研究纲要》一书中，关于“索取性竞争”的分析颇给人以启迪。他说，索取性竞争就是向国家索取利益。已经实现了利益觉醒的人们不问自己对社会和国家付出多少，只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