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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能用一笔解雇费，来显示出医院对一位老员工应该尽到的一种义务。在处理法律方面
工作的同时，奥尔森私下与两个赞成她计划的董事碰了头，让他们试着去知会和说服其他
董事会成员。
终于，奥尔森在董事会里的盟友们与其他董事们私下进行了非正式的会面，决定解除米
勒的职务。他们所提出的意见、证据，都出自奥尔森和她的支持者们共同拟订的一份为特
定的“菜单”，其中，包括了说明指控有多么严重、让丑闻止步的机会与可能、如果不这
么办的话奥尔森可能会辞职，以及有必要承认米勒多年来在医院服务的价值，等等。在一
次秘密会议上，多数董事投票赞成给米勒一笔高额解雇费。
由于米勒有恐吓他人的前科，在会见米勒的时候，奥尔森让一名医院保安人员守在办公
室外面。会见安排在傍晚，在米勒到达的时候，奥尔森坐在她的办公桌旁，旁边坐着董事
会主席。米勒本以为参加的是一次常规的管理会议，进来后，他环顾四周，才意识到事情
不对。他冲出办公室，片刻之后带进来一个他医院里的老朋友。他希望这次会见有一个目
击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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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 章 不要骗你自己 ID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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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尔森非常委婉地提出，希望他自动辞职。奥尔森叙述了对他的调查和调查的结果，然
后提到了董事会批给他的那笔解雇费，最后，递给他一封拟好的辞职信，解释说只要他在
上面签名就再也不要来医院上班了，他可以在这次会后立即离开医院。第二天会有人把他
留在办公室的个人物品送到他家里去。
奥尔森庆幸自己一直控制着声音没有颤抖。董事会主席半句话都没说，谈话一度出现了
短暂的冷场。米勒的脸变得跟猪肝一样红，随后把身体猛然探过桌子，乞求董事会主席不
要解雇他。董事会主席大吃一惊，请米勒控制情绪，然后声称自己对所有发生的事情表示
遗憾，并建议他好自为之，走好以后的道路。米勒坐回到座位上，沉默不语。他拿起那份
辞职信，慢慢地阅读。与此同时，他恢复了平素冰冷的态度。再又读了一遍信之后，他签
了名，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
第二天，奥尔森向医院的高级职员们宣布米勒不会再来上班了。她措辞委婉，与医院董
事会统一口径，宣布米勒自动辞职。她声称医院高度评价米勒多年来的服务，希望他在以
后的工作中一帆风顺，提醒所有人，医院的工作仍需照常进行，并宣布了在过渡期间接替
米勒工作的人员安排。有些人对她宣布的事情感到惊讶，而其他人似乎都已听说了关于此
事的传闻。
奥尔森两个月的秘密计划在没有什么失误的情况下得以实施。一周后，米勒领到了那笔
解雇费。危机化解了，受害者满意了，没有人到州劳工就业部去请愿，当地媒体没听到任
何风声。几周以来，奥尔森一直觉得自己裹在一身巨大的、厚重的衣服里举步维艰。现在，
这身衣服被脱掉了。
一个月之后，奥尔森家里的电话在清晨六点三十分响起。医院的人力资源部主任告诉她
一定得看看当天的早报。头版的一篇文章叙述了米勒的“解雇”事件和他在圣克莱蒙医院
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整个文章充斥的都是米勒的一面之词。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报纸刊
载了几封米勒的同盟者的来信，抨击奥尔森和医院董事会。当记者们询问医院他们这方的
说法时，由于调查的保密性，他们几乎一无所获。
在此期间，有人非法闯进了医院的人力资源资料室，奥尔森和那个最开始指控米勒性骚
扰的女员工接到了深夜恐吓电话，有人扔石头砸了奥尔森家的窗户。米勒的住处离奥尔森
家只隔几栋楼，但查不出所有这些事与他有任何关系，而奥尔森认为这是蓄意报复。医院
遭到了某种精神氛围上的穷追围困，而奥尔森后来也说妄想症和受虐感成了她的日常生活
的一部分，直到米勒在西海岸找到了一份工作，丽贝卡·奥尔森和圣克莱蒙才终于得以安
生。即便到了那个时候，一些董事仍在替米勒说话，其中几个人始终对奥尔森保持着疏远
和不友好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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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项指导原则
以英雄主义的观点来看，奥尔森的做法更像是投降妥协，而不是什么勇敢行为。指控米
勒的证据是有力的，而法律站在奥尔森这一边。从伦理角度来看，奥尔森似乎显然应该解
雇米勒，而这也正是她心中深信不疑的念头。同时，解雇米勒看起来也颇有可行性—毕竟，
奥尔森是老板，而且她也并不是个害怕对阵较量的人。
那么，为什么她恰恰没有开展行动，做“正确的事”呢？为什么她不采取一种直截了当
的、强悍有力的方式呢？可能是因为她上任伊始，缺乏信心。或许米勒曾经恐吓威胁她，
就像对其他许多人那样。然而，即使想把奥尔森的行为解释为胆小怕事，也不太能站得住
脚。
答案是，她冷静而现实地观察了自己的处境，认定正面进攻是毫无用处而不负责任的做
法。幸运的是，她并没有把这件事看成对自己勇气的考验，或者是主持正义的机会。她希
望的是保护医院的利益，而不是拿自己的职位和名誉冒险。她意识到除了C E O的头衔，自
己并没有多大权力。奥尔森感到自己正在雷区中穿行，而小心迂回是最好的前进路线，她
以这种方式实际而尽职地解决了理查德·米勒问题。
奥尔森的成功之处在于她看清了所处的局势。不是因为她多么了解医院的情形或与她打
交道的人，所有这些对她来讲都是陌生的。对她帮助最大的，是她对世事的了解。在她观
人察事的时候，遵循的是四项指导原则。它们使她了解真正的局势，避免可能的伤害，同
时非常准确地判断自己的处境，安全地驶出了身边汹涌狂暴的湍流。
你并非什么都知道
需要运用沉静领导之道来处理的局面往往是复杂的、动荡的、危险的。摆脱并控制这种
局面的关键在于实事求是，而不是夸大你对事态了解的程度。
想一想围绕在奥尔森身边的不确定因素吧。一些是个人因素与专业因素。她或者其他任
何人有使圣克莱蒙医院翻身的能力吗？医疗发展日新月异，行业竞争紧张激烈，而她的医
院积弱已久。奥尔森在接受C E O职务的时候没有丝毫犹豫，但她常常清晨很早醒来，躺在
床上，怀疑自己是否脑子出了毛病。她估计自己很多年都弄不清这件事情。
管理层的政治关系则是另一个不确定因素。当奥尔森开始在圣克莱蒙医院工作的时候，
她并不知道谁不胜任工作，也不知道谁真正站在她这一边。如果她在头一二年里遇到麻烦
怎么办？她认为事态在出现转机之前总会每况愈下，她知道重大的结构调整会威胁到几乎
每个人。与此同时，董事会中米勒的支持者们会把她的表现与想象中米勒的表现做比较。
由于凭空想象总要比现实美好，他们很快就会对她的表现产生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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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性骚扰事件本身就是一个雷区。奥尔森强烈地倾向于相信沃莫特的说法，尽管她
不得不承认这种事儿在某种程度上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如果奥尔森将调查
开展下去，米勒差不多一定会否认对他的指控。这会引发一场旷日持久而死缠烂打的官司
—无论在法庭上，在董事会里，还是在医院的走廊中。米勒的名声将为他赢得信任，他长
期以来的同盟者们会给予他支持，而其他人会怀疑奥尔森的动机。她是想除去米勒这个眼
中钉吗？她是想夺权吗？她是害怕与强手共事吗？另一方面，如果奥尔森告诉沃莫特她的
官司不一定能打赢，沃莫特很可能会把事情闹到州议会去。米勒会倒打一耙，当地媒体会
趋之若鹜，米勒的同盟者们会四处鼓动，而医院的很多时间和精力都会花费这在这件事上，
而不是用于完成打翻身仗的紧迫任务。
同时，奥尔森也面对着伦理上的不确定因素。她必须明确对医院、对梅兰妮·沃莫特、
对自己，甚至对理查德·米勒应负的责任，毕竟米勒有权力享受该有的待遇和应有的程序。
奥尔森帮助沃莫特讨回公道的责任，难道该比她保护医院及其名誉的责任更优先吗？这些
事情本身已经够麻烦的了，而伦理因素使得整个局面更加棘手，更加危机四伏。像这样的
伦理指控，会在公司内部产生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效果。它们会激发强烈的情绪，加强每个
内部圈子中人的忠诚度，有时甚至把公司分裂成许多不同阵营。米勒并没有被指控疏忽大
意、判断失误，或者有其他什么失职行为，受到抨击的是他的个人品德—连带着，这也指
责了他的朋友和支持者的品格和判断力。指责一个人犯错是一回事，像这样指责他和他亲
近的人们品质奸邪，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对米勒的指控很容易使奥尔森面对的其
他问题激烈化和复杂化。
奥尔森面前布满了巨大的不定性和危险性因素。一旦出错，会给她本人，给医院，以及
给很多其他人造成伤害。奥尔森感到危机重重、踌躇不定，所以她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这不是软弱和怯懦的表现，只能说明她认清了形势。总而言之，奥尔森是一个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