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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言揭发某小说编辑曾建议向上海女作家赵清阁组稿。主编突然说：赵清阁是国民党作家，你们知道不知道？他这一说，把大家镇住了，我自然也很吃惊，啊，原来是这样！我相信了主编。据我所知，从此以后，在漫长岁月里，《人民文学》从未向上海老作家赵清阁组稿。这其实是百分之百的冤枉和误导，出自主编不了解情况而错下的判断。所以在80年代末期，我更愿意去看望清阁老人，增长见闻，尽力挽回过去对这位老作家的误解。
1987年4月2日下午，我去吴兴路她的新居拜见清阁老人，她那年73岁，老人肤色白皙，清雅脱俗，人如其名。她从青少年时代起就追求进步，多才多艺，擅长诗歌、小说、散文等多种文体写作，尤擅长话剧、电影剧本创作，这方面出的成果抗战时期最多；写作了全套的《红楼梦》话剧剧本，她是中国第一人。此外她还是经验丰富的书刊编辑，绘画专门人才，又通音乐。这样独立自强的才女，是以孤苦的单身人，度过了坎坷的漫长岁月。而今伴着她的是位老阿姨，她待她情同手足，两人相依为命。
我说明来意，受命编《传记文学》杂志，希望趁一些老作家、老同志健在，多了解、收集一点珍贵的第一手文字资料，使其不致湮没，留给后人，传之永久。老人说，她有同感，时光不待人，好些老朋友老作家老艺术家很快就过世了，有的来不及将他们知道的人和事写下来，成为无法挽回的遗憾。因之《传记文学》作为历史的文学，最重要的是保存事实———史实，也就是你说的第一手材料，包括作家、艺术家们的书信、日记、手稿等等，这应该由我们这些同时代的人来做，至于历史评价，有的可以留给后人。这些资料，“文化大革命”中损失了不少，很可惜。有人主张，要赶快从老同志、老艺术家们那里，用口述、记录等办法抢救一些有价值的资料，我赞成。
当我提起老人和老舍先生的翰墨情谊，引来老人一番感慨。她说：有人弄不清楚，说是我向老舍先生学的写戏。是的，老舍先生就像我的一位兄长，他的确给过我许多帮助，包括文学写作方面的。但是我要说，关于写戏，事实情况正好相反，当初是老舍先生向我学写剧本，我教给他的。后来我们还合写过剧本。前几年有一家出版社出《老舍戏剧全集》，其中有两个剧本是老舍与我合作写的，我是作者之一，出版社却没有事先知会我，征求我的意见，我想拒绝已来不及。这是不尊重另一作者的著作权。清阁老人谈的，使我想起另一件事。80年代中期，一家出版社开始出版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话剧艺术家传，直至1987年2月，共出了四册，五四以来，中国重要的剧作家、戏剧艺术教育家和表演艺术家差不多都收入了，惟独赵清阁这位写剧甚多、也有成就的剧作家和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教育家余上沅榜上无名。这不仅仅是不尊重，我怀疑是否还有狭隘的门户之见或某种偏见在作祟？但我没对赵清阁老人说出。
清阁老人还深情地回忆了建国后她和老舍先生继续着文墨交往的某些片断。1961年她47岁生日，老舍曾写信题句祝贺：“清流笛韵微添醉，翠阁花香勤著书”。1962年春季，阳翰笙、老舍出席广州话剧歌剧创作座谈会后来上海，老舍前去看望她，将生日题词写成条幅赠她，并书写“清阁珍重”。老人站起来，走到书桌边，指着墙上挂的老舍先生那条幅，她说，这也是劫后作余存。“文化大革命”中，她珍藏的好些老朋友写给他的信和字画被洗劫了，一去不复还。
我乘机对老人说：您和老舍先生多年书信往来，老舍先生给你的信可否选辑一部分交《传记文学》发表？清阁老人望着我没吭声，过一会儿，郑重地对我讲：我刚才不是说了，好些信在“文化大革命”中散失了。仅存的老舍先生的信，这是私人信件，不准备拿给任何报刊发表，除非我死了，死了它也没了。我手边还有一些老朋友给我的信或手写诗词像郭沫若、田汉，还有老舍的书法，这不能长久归我个人，我将来要献给博物馆，以便永久保存。你如要作家的书信，抗战时期冰心写给我的信，我倒是可以整理出来给你们发表，不过你要征得她同意。发表后，请你将稿费交给冰心，原信也交给她，由她自己处理。老人对故友的一片挚情；保存的珍贵书信等墨宝，要献给国家的博大胸怀；又还照顾了刊物发表老作家书信的需要，设想是那样细心周到，使我深受感动。
上海老作家侧记（6）
这回去看望清阁老人，真是收获不小，使我具体了解了这位不管在任何处境一生保持着独立自尊、清纯人格，笔耕不辍的女作家；还了解她的身世，生平交往，如她与邓颖超大姐的乡情乡谊，和中国20世纪文界、艺界众多风云人物的友情，那些美好的故事，是足资载入史册的。
1987年下半年，我将清阁老人赐寄我们谈论传记文学的文稿《传记文学———文苑一枝花》发在《传记文学》杂志该年第4期。1988年我又将清阁老人费时数月整理并加注解的谢冰心给她的43封信，题名为《友谊的纪录》，约近两万字，发表于《传记文学》杂志该年第2期。
我写上海老作家们的文稿，浮光掠影，挂一漏万，但我还是写出来，留供世人参考。现在本文该结束了。我想起施蛰存老人1990年所写答海外作家问那篇文章中的一句名言“政治干预文学，必然断绝文学生路”，我深有同感。好些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创作非常活跃，产品出得又多又好的作家，为何在50年代末期、60年代中期渐渐搁笔不写甚至完全沉默呢，其原因正是日益深入的政治干预使真正的文学创造绝了生路。但我还要补充一句，文学又是不死的！真个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上世纪80年代，政治气候有了好转，不用说新人辈出，新作无穷；许多老作家，也焕发了笔头的第二次青春，或写有重大历史价值的回忆录，或写怀人、记事的精彩散文，甚至长篇小说，前述上海老作家中不乏这样的人；这更是为读者、为后代造福，令人敬仰不已。
2003年9月27日完稿
（载《新文学史料》2004年第1期）
赤子作家骆宾基（1）
我初读骆宾基的作品，不是他的处女作长篇《边陲线上》和短篇小说集《北望园的春天》，而是他写的《萧红小传》，那是四十多年前我的中学时代。由这本写得很朴素、篇幅不大的书，我了解了我国早逝的有才华女作家萧红凄楚的身世、坎坷的人生历程和她那颗柔弱、善良而又不屈的心；感受了复杂社会中人性的善和恶、美和丑；同时也初识了骆宾基这个作家，他在日本鬼子初占香港、萧红病重的危难时期，应端木蕻良先生之约，无私地救助她，陪伴她，直至她去世。他是一个有侠骨柔肠的、了不起的人。从此，骆宾基这个同唐初骆宾王只差一个字的名字，我记住了。
想不到我20岁来京后，又同作家骆宾基有近四十年的交往，直到他晚年。
那时我在《人民文学》杂志工作。恰恰在我来《人民文学》的最初两三年———1953年、1955年之际，骆宾基以锐不可当之势，陆续写出和发表了表现农村生活变革，赞美新生活、新人物之美，质量上乘的短篇小说《王妈妈》、《夜走黄泥岗》、《年假》等作，全被安排在《人民文学》版面较显著的位置，受到读者欢迎和文艺界好评。那几年，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作家，如此迅速地适应解放后的新环境，并快捷地写出一批短篇佳作为杂志添彩的，恐怕只有在鞍钢体验生活、写出了短篇《新的家》和《夜归》的老作家艾芜和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写出了《初雪》和《洼地上的‘战役’》等作品的路翎可以与之相匹敌。
1955年初春某天，我去看望骆宾基。在西四北大街找见他的寓所。这是第一次同久慕的作家见面。出乎我意料，这位名作家的住处很简陋：从一间临街的铺面式房屋走进去，里间就是他的居所，陈设不多，惟一给我留下印象的是那占有半面墙、藏有线装二十四史的匣式书橱。骆宾基其人，大盘脸，小眼睛，浅短的头发杂乱地竖立着，披一件黑色中式旧棉袄，不修边幅，乍一看是一个略带粗犷气质的北方壮汉。骆宾基告诉我，他手头还有一些短篇小说要写作。解放后这几年，他不停地往下边跑。头一两年回到祖籍之地山东，看了几处地方，又参加鲁中南导沭（河）整沂（水）水利工程实际工作，走访附近农村互助组和初级社。这两年在故乡吉林东部的蛟河县农村选了点，常去那儿走动，很少住北京。他说，他在两地了解的一些线索，假如深入下去，可能足够写一两部托尔斯泰式的新的大部头长篇小说。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得长期下去，艰苦努力。只能先写点短的。可是描写新现实的短篇小说，要开掘深，达到像批判现实主义短篇大家契诃夫那样的艺术效果，还是不易的。他说：他在解放前生活很不安定。“九一八”事变后跑到关内，先是抗日，后是反蒋，蹲了两回监牢。1949年到北京才算安了个家，可以专心致志地读书、写作了。我说：《人民文学》仍缺好作品，等着你继续供应，他满口答应。临出门，我说起主编邵荃麟的严细作风和对作家创作的关心，又引出他一番话。他说：“邵荃麟和冯雪峰，我1937年就相熟了，我对他们很钦佩，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我的领路人。”这次见面，我的感受，这位作家无论是外形的粗犷和心灵的敏感细腻，笔下的精致（有其旧作自传体小说《混沌》及上文列出的新发表的几个短篇为证。他的短篇很讲究构思、剪裁、人物刻画、对白、环境渲染的艺术）或简朴的物质生活与丰盈的精神追求之间，其反差都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