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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侵泄餍飨⒅泄幕砍さ拿┒埽负醪辉僭谥泄难Ы绲幕疃新睹妫�1965年“文化大革命”前夕，沈雁冰被免去文化部长职务。“文化大革命”中茅盾虽被保护，但在那漫长十年的处境，除了挂着个政协副主席的名，他孤独、寂寞、抑郁，跟被冷落的“路旁石”也差不多。1970年仍有文学爱好者写信向他求助。茅盾在回信中说：“你写了长篇小说，希望我看看，提点意见。但是抱歉得很，我不能满足你的愿望。因为我虽然年逾七十，过去也写过小说，但是我的思想没有改造好，旧作错误思想多、极严重 ，言之汗颜。我没有资格给你看稿，或提意见，一个人年纪老了，吸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便衰退。最近十年来我主观上是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但实际上进步极少，我诚恳地接受任何批评，也请你给我批评，帮助我。此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沈雁冰 一月二十六日。”一个饱经风霜的历史老人，处在“文化大革命”那样一种境地，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只好继续待在一边做“路旁石”了。
四、郭沫若和《人民文学》杂志、政治风雨中的郭沫若
郭沫若给《人民文学》写考古文章。郭老对作协主办的《人民文学》杂志向来关心，除了为刊物题写刊名，《人民文学》向他约稿，他差不多是有求必应。而《人民文学》也愿意有郭老这样的大作家给它写稿，以光篇幅。最早是1953年下半年，编委会改组，邵荃麟就任主编，他请郭老赐稿。没想到郭老给的是篇考古文章，但不长，是讲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最初发掘出来的很精彩、神奇、浪漫的战国时代楚国帛画，漆器等，郭老还请人摹临绘了彩色插图，人、神共舞，非常好看。编辑部有人认为郭老文章不是文学作品，是否有必要发表？主编荃麟主张发表，彩色插图也要制版发表。荃麟说，郭老不论写什么，我们都要发表。荃麟是对的，对郭老的文章应当尊重；何况刊物刊登作品路子广一点，对作家、读者都有好处。我当年兼作杂志的版式、美术发稿编辑，我完全按荃麟的意图作了，对郭老文章破例地配以道林纸单页彩色插图。1956年起郭老开始写他的“百花齐放”诗，到1958年4月9日结束，共写了101种花。郭老说，这是个吉祥的数字，它象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郭老给《人民日报》写，也给《人民文学》发表过一些。在《人民文学》发出的，我记得当年的执行主编秦兆阳还专门让编辑部的人去请木刻家刘岘为其配插图，使文图并茂。
与严谨现实主义的小说家茅盾不一样，浪漫主义的、诗人气质的郭沫若，什么时候都不中断写作。1958年陈白尘主持《人民文学》的编政，反右扩大化后，刊物出现稿荒，尤其缺好稿。这时白尘（白尘与郭老是老交情了，他是戏剧家，郭老也写戏，从抗战时期，他们就熟了。）向郭老求救。郭老欣然赐给《人民文学》他的抗战回忆录《洪波曲》，在刊物上连载，很受读者欢迎。在当年恐怕是该刊阅读率最高的一篇作品。再就是郭老的新编历史剧《武则天》，也是1962年在《人民文学》发表。郭老不同于坚持严谨现实主义小说写作的茅公。茅公在50年代初期确有继续写小说的念头。但随着政治运动不断（而且往往是文艺界首当其冲，如武训传批判，反胡风运动，等等），1957年反右和随后的“大跃进”（当年文学界也提出了“文学也要大跃进”，甚至也要“放卫星”）以后，茅公肯定断了重写小说的念头。（1959年3月2日，茅公曾有写给《中国青年报》文艺组的信一封，其中就讲到他正在写的小说已经搁笔。）他还说，“本来去秋和你社的同志说，我这部东西即使写起来，也会使人失望的，而且题材又不适合于青年……但现在，则连这一点也拿不出来，真是惭愧而且也十分抱歉。”茅公所讲，符合他当年的实际情况，他在小说创作上只有搁笔的选择。但在郭老这位诗人气质的情感型浪漫派作家，他好像什么时候都能写，不存在搁笔的问题。他建国后的两部历史剧《蔡文姬》和《武则天》，尽管人们的看法有分歧，但我认为还是保持了一定的艺术质量，且有郭老个人自己的风格，还不能说是简单配合所谓政治任务的草率之作。而且郭老的创作速度虽说快，但他也是严肃认真的，《武则天》剧本写出来后，他曾广泛征求过文艺界及学术界专家们的意见。
郭沫若、茅盾往事（6）
郭老曾应《人民文学》之约，写过两篇评论文章。一是发表在该刊1959年1月号的《就目前创作中的几个问题答〈人民文学〉编者问》。组织郭老写这篇文章的背景是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应采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由此引发文艺界对这个问题的学习和讨论。各种文艺刊物上登出不少作家、评论家对此问题的看法。但有些文章是从政治上唱高调，如提出要“建设共产主义的文艺”，文艺要“反映不断革命”之类，但较少从文学本身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及其“结合”问题来进行探讨。因此编辑部萌生了要请郭老这位浪漫主义大作家谈谈“二革”相结合问题的想法。陈白尘责成我们评论组综合“二革”结合讨论中提出的问题，准备一个书面提问，以便拿给郭老参考。我们起草了一个书面提问，大约准备了七八个问题吧，拿去请白尘过目。1958年年末的一个下雪天，白尘带着我和评论组的另一编辑沈承宽，驱车前往郭老在北京西城大院胡同的寓所。那时郭老似乎还当着政务院副总理，他住的院落是很宽敞的，环境也好。记得白尘一见郭老，第一句话就是“我们来跟你拜个早年”。大约也就一周左右时间，郭老写好了他的答问。白尘遂按计划将郭老的答问登在1959年第1期。文中主要讲了他对浪漫主义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及“二革”结合问题的看法，此外还回答了作者们关心的文学如何表现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郭老写文评介毛主席的《词六首》。郭老为《人民文学》写的第二篇文章，是1962年4月21日，毛主席将他的词六首由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通知《人民文学》前去中南海取稿，编辑部负责人胡海珠急忙亲自跑去西门取回。《人民文学》准备5月那期发表的时候，编辑部的人自然是欢欣鼓舞的，于是倡议出来了，可能是陈白尘先想到的：立即去请郭老赶写一篇读毛主席词六首的文章。说干就干，五一前夕，陈白尘驱车前往郭老寓所，我也随同去了。郭老已搬家到前海西街18号。那天的记忆仍然清晰。见到了郭老夫人于立群，他家大客厅里有很大的桌子，她在那儿练字，画画。她的字自成一家，每个字的个儿很大，敦实、丰润。我们去到里边郭老的小客厅就座，那里挂着傅抱石很大一张画。白尘的要求，郭老欣然接受。随便聊了一些话，我们就告辞了。我们走后那两天，郭老是很忙的，曾几次去中央档案馆查阅有关的文献资料，接着在5月1日赶写出《喜读毛主席词六首》那篇文章。5月9日，郭老收到编辑部给他的小样，立即写信送给毛主席，请他“加以删正”。5月12日出版的《人民文学》和同日的《人民日报》，同时刊登郭老的文章。郭老文章对毛主席词六首中的时间、地点等也顺便作过一些考证。如“娄山关”那首，郭老的判断认为写的不是一天，而是两个季节发生的事。但是毛主席后来告诉郭老，那并非两个季节，而是一天发生的事。南方好多省份，冬天并无雪，而是有霜，长空还有雁，就像北方的深秋。所以作品描写的生活实景，有时是没有经过这种场景者难以想像的。
政治风雨中的郭沫若。郭沫若自从参加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行列后，常常就具备着文学家和政治活动家两重身份。建国后更是这样。记得1954年11月中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周扬作为文艺界党的领导人作《我们必须战斗》的讲话，显示对《文艺报》压制“小人物”的批评已经转向，而今该是对着胡风及其同伙的错误思想的时候。我发现不仅满座皆惊，连坐在主席台上的文联主席郭沫若和作协主席茅盾，也有点不知所措的样子。然而在其后，茅盾是否表态了，我已没有印象。但是郭老写出一篇大块文章，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意见书是《反社会主义的胡风纲领》。该文发表于1955年4月1日《人民日报》，在当时发表的批胡文章中，这篇分量是重的，也可以说郭老是以文联主席身份，来赞同对胡风问题的定性。其后的政治运动中，郭沫若好像是以遵命为其惯性。不过这都是声讨、批判别人，而自己平安无事。如1957年反右斗争中，郭老又写一篇大块文章，是批判民盟曾昭抡等六人对科学工作提的建议，讲它是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这回他是以科学院院长身份，当然代表了官方意见。
“文化大革命”初期，郭沫若最有名的表态是4月份在人大会上的发言，说他几百万字的著作，都可以烧掉。这样的表态是足以让广大知识分子吃惊的。郭老看似自我表态，“引火烧身”，但其影响及后果如何呢？这位中国文化科学界的领头人、大文人，都作这样的表态，那知识分子———文化、教育界的人和科学、知识的地位，岂不降到深深的谷底了吗？又有谁能在“文化大革命”中挽回知识和知识人的厄运和浩劫呢？
郭老在“文化大革命”中还有个不该有的“败笔”，是《李白与杜甫》一书，其扬李抑杜已到了偏离求是，不堪一读的地步。这也是郭老自我否定他在成都杜甫草堂对老杜作为诗圣的高度评价，这是出乎人们预料的。为什么会这样呢？这种过分，与作者作为浪漫派作家、诗人的夸大的主观性，是否有关系呢？与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