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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沫若、茅盾往事（7）
火终于烧到郭老身上，而郭老最终挺直了自己的腰杆。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中，“四人帮”江青一伙人已疯狂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到处“放火烧荒”，连周恩来总理也不放过，梁效、罗斯鼎的文章，不断地含沙射影。批郭老《十批判书》的两首诗中的诗句，“十批不是好文章”、“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已到处传抄。这时，我真觉得郭老冤枉。因为我看过郭老的《十批判书》，若干年前看此书时，就明显知道，郭老当年批判秦始皇的专制主义，矛头所向是蒋介石。明明也是遵革命前驱者之命写的革命文章，换句话说郭老当年是在帮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忙，哪里是“拥孔”，反对秦始皇呢？难道批他的人真不明白吗？真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但是郭老1978年辞世后，我看见一些非常熟悉他的人写的文章，才知在“四人帮”江青、张春桥这两个头面人物对他的当面威逼之下，郭老终于还是挺直了自己的腰杆，昂起了头颅，就像当年他在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帝国主义者的威胁时那样，这是非常可贵的。郭老先是保持沉默，面对这一男一女两个丑类；而最后他说了一句：“我是指的蒋介石。”据周而复说，郭老重病时，他身边的护理人员常听他喃喃自语：“你们把我捆了？”“坚决不屈服，要我的命也不行！”（见周而复：《缅怀郭老》，《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2期）。读到此，我非常受感动，郭老的刚性，大渡河似的刚烈性格复活了。所以“四人帮”粉碎后他写的“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的诗既传达了人民的心声，也是完全发自他内心深处的呼喊。
五、郭老和茅公，两位世纪文化巨人的圆满结局郭老与茅盾，这两位与20世纪中国的革命和变革同步的老人是有幸的。他们在青年时期，亲身参加、迎来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中国人民翻身求解放的第一道新曙光。而在半个多世纪后的老年，他们又亲见了中国迎来改革开放，发展经济，振兴科学、教育、文化，走向民主、法治的第二道新曙光。“四人帮”被粉碎后，1978年，郭老已经重病缠身，但3月份党中央召开的全国科学大会，他仍然带病出席，并以“科学的春天”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书面讲话。5月下旬中国文联第三次扩大会开会，他的病更重了，无法出席，但他仍写了书面发言，期盼彻底解除了“四人帮”强加的精神枷锁，解放了文艺生产力，我国文学艺术会走向真正的繁荣。他最后满含深情地说：“文艺界的朋友们，我的心飞向了你们！我的感情和你们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没过多久，他就辞世了。茅盾先生在“四人帮”粉碎后，虽说年老体弱，但他的精神实现了解放，他对未来重又燃起信心，总愿意为这已经到来的新时期做点事情。我还记得1977年10月下旬，《人民文学》杂志举办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我们打算邀请一些文艺界著名人士和中青年作家到会。这将是文学界的人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集会，这时文联、作协都还没有恢复。编辑部从领导到一般工作人员，立刻想到了刊物的第一任主编、作协主席茅盾先生。于是我和周明打前站，去到交道口南三条茅盾先生的新住所，先去探望茅公。我们在后院书房里见到了茅盾先生，他身体比以前消瘦多了，且在冷季，常犯哮喘，视力也大大减退。但先生仍未放弃看书、写字。一听说《人民文学》将开小说座谈会，先生显得兴奋，答应争取到会。开会那天，天气也是阴冷冷地，但去接茅盾先生的车，居然将茅公接来了。会上许多文学界的老人走到茅公面前同他握手问好，中青年作家更是热情如火地将他们敬爱的师长围了起来。茅公在这次会上发表了讲话。一个月后，《人民文学》编辑部邀请在京的更多文学界人士开座谈会，这次除了批判“四人帮”炮制的“黑线专政论”，还酝酿恢复文联、作协。茅盾先生又一次应邀到会。关于恢复文联、作协，记得茅盾先生在讲话中幽默地说了一句，谁也没有听说取消了文联、作协，我还是全国作协的主席呢！茅盾先生的意思很明白，恢复文联、作协是很自然的事，说恢复就可以实现恢复。实际上文联、作协的工作也是渐渐地恢复了，正式宣布恢复则是1978年5月开了文联全委扩大会之时。茅盾先生以自己的行动，热情支持了文联（他原来就是全国文联的副主席）、作协在新时期恢复工作和拨乱反正。不仅如此，他以多病的高龄，写出了极具历史价值的部分回忆录。两份遗言，一是申请恢复党籍，一是稿酬25万元留赠中国作家协会，做长篇小说获奖者的奖金。茅盾为自己追求理想的一生，画上了完满的句号。
2001年1月5日写完2月3日改定（本文2001年《炎黄春秋》杂志分两期刊载）
胡乔木和周扬（1）
胡乔木生于1912年，比1908年出生的周扬小四岁。早年，他们的革命阅历差不多，30年代中期，同在上海左翼文化团体担任领导工作。所不同的是，30年代初期，胡乔木是在北平参加共青团，走上革命之路。而周扬是自日本留学归来，喝过“洋水”。他们都在1937年到达延安。胡乔木是冯雪峰介绍给毛泽东的，他比周扬早到几个月，最初在中央青委工作，是韦君宜等人的上级。1941年，他调到毛泽东身边当秘书，从此成为中共中央重要的笔杆子。1964年我去延安参观，看见胡乔木办公处所，离毛泽东住地很近，可见他是毛泽东离不开的动文墨的人。而周扬在延安时期最权威的职务是1938年4月创办的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他本是该院发起人之一，后来长期担任院长。新中国建立后，“鲁艺”的教员、学生遍布全国，大多是各文艺部门的骨干及当头儿的人。
新中国建立后，胡乔木、周扬都是分工管意识形态、管宣传、文化工作的重要负责人。胡乔木作为党中央文件起草人之一，他离党中央、毛主席更近，得到的信息更多。公开的职务虽然都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6年开“八大”，胡乔木当选中央委员，并被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而周扬仅是候补中委），胡乔木在党内的地位明显比周扬高。1951年毛泽东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大运动并列，认为是中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见“毛选”第五卷49—50页）。1951年11月24日，胡乔木代表党中央给全国文联领导成员和文艺工作者作《文艺工作者为什么要改造思想》的主旨讲话，阐释上边的意图，要大家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改造自己的思想，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周扬则以文艺领导人的身份发表讲话：《整顿文艺思想，改进领导工作》。
但周扬在他领导的文艺工作范围，则居绝对权威地位，给人以“前呼后拥”的印象。周扬好作报告，也喜作即兴讲话。与会的作家、文人们在自己发言前总要先说一句“我拥护”或“我完全拥护”或“我赞成周扬同志的讲话”，好像这已成为一种程式。当年作为一个听会的年轻人，我起初是不大习惯这种方式的。文艺工作者在一起谈论文艺问题应是民主、平等，自由发表意见，为什么要讲这样的套话，尊卑分明呢？
周扬和乔木，完全是两种气质风格。胡乔木像个京派文人，我听过他讲话，从容、平静，严谨、理性，逻辑性强。据说他并没有草稿，而出口成章，听者觉得条理分明，像是一篇写成的文章，没有一句废话。这可能跟他长期动脑动笔的文件起草人习性有关系。周扬则是道地的海派，话语滔滔不绝，旁征博引，议论风生，随意发挥，没有明显的逻辑、条理。讲着讲着，“灵感”涌现，甚至激情澎湃，不乏“思想的火花”和妙语、佳句，使他的讲演高潮迭起，处在一种最佳状态。例如1956年下半年，他关于反对个人迷信，思想“解冻”，批判斯大林问题的一篇讲话就是这样。他讲话的特性是，你初听一两次，会觉得新鲜，听多了就感觉腻烦，因为他不再给人以新东西，常常重复自己，甚至颠三倒四地重复自己。还有个特性是，第二次的讲话是对第一次的颠覆，是个急转弯，而他两次都可以讲得自如，头头是道，慷慨激昂。甚至两次都使人觉得，他动了真情。例如1957年上半年，他关于贯彻“双百”方针，鼓励鸣放和1957年下半年，他批判右派（《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两次完全不同的讲话。他的适应能力之强，人所莫及。周扬的确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宣传鼓动家。他以演说见长，而不在学问文章。他的文艺理论文章，“应时”之作较多；有的只有片断的闪光，难成什么体系。能留下来的恐怕只有他早年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名著《生活与美学》，和新时期他发表的纪念马克思一百周年诞辰那篇文章。
作为中国文艺界的领导人，周扬恐怕早就相当官僚化了，他惯会写大块的总结性批判文章，如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之作《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建国初期批评《武训传》的文章，1957年批“右派”的那篇。据我所知，建国后以周扬署名发表的演说、文章，多是别人替他起草的。甚至文代会上他的大报告品评作家们的作品，有的他只听过下属的汇报，其实他自己并没有读过。我觉得这是相当冒险的。假使别人将他当作文艺理论家同他讨论他评论过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