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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口》通过铁路售票窗口这个小小的社会服务窗口，通过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振臂高呼，呼唤优良的服务质量态度再回来；呼唤美好的心灵、社会主义的同志式的互相关心、互相尊重、互相爱护的美好人际关系再回来，这无异道出了大家久久郁积在心中想说而没有说出来的话，像《班主任》那样，引起社会上广大群众的心灵的共振。
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窗口》没有争议地名列前茅，著名文艺评论家林默涵在《光明日报》撰文专门提出这一篇来赞扬，说它是一篇有利于提高人民和青年人的社会道德水准的“适当其时”的作品。
我也是在这次评奖会上才第一次见到青年作家莫伸，他本名孙树淦，莫伸是他的笔名。是一位长得白净清秀，也可以说是“秀外慧中”的年轻人，虽则他当时干的是又苦又累的铁路装卸工人的活儿。据说，小说《窗口》中青年女主人公韩玉楠的形象，相当一部分取材自他未婚妻的生活素材。从自己心爱的人身上获得的灵感，是他这篇小说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王亚平成名作《神圣的使命》（1）
1978年春夏之交，《人民文学》编辑部负责人刘剑青将一位作者的手稿交给我，并做了说明：“这份小说稿是一个年轻作者转托冯至同志向我推荐介绍的，你先看看吧。为什么交给你呢？据作者讲，这篇稿子他已经向你们小说组投稿两次。第一次交给一位女编辑，第二次交给一位男编辑，均被退稿，作者不服。这回慎重处理吧。”
小说的标题是《神圣的使命》，作者的名字叫王亚平。这个王亚平显然不是那位老诗人王亚平，而是与他同名。手稿的字写得不好，笔画稚嫩，歪歪扭扭的，好像一般中学生写的字，即从字迹也可证明这个王亚平属“小”字号的。
但是不知怎么的，读着读着，我感觉小说有一种恢宏的气度。就像作品的标题显示的那样，作者要伸张正义，作者在伸张正义。通过一位在公安战线多年工作的老警察王公伯，顶着“四人帮”强大压力，坚持为一位善良知识分子平反冤、假、错案的故事，我感受的正是人民公安人员那一身凛然的正气。他深深地同情被侮辱、受损害的人民，而将斗争的矛头直指真正的罪犯“四人帮”及他们的代理人。他献出满腔热情，必要时宁愿牺牲自己最宝贵的生命而在所不惜。但正义必伸，邪恶必惩，这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行动的指南，也是历史必然的逻辑……我感觉正是人物形象所体现的这种历史感、庄严感、使命感，使作品显示恢宏的气度。小说有一种像古今中外任何文学佳作那样的对真、善、美的热烈追求，对假、丑、恶的断然贬斥，而给人以心灵的震撼。这种追求、这种激情所构成的作品的基调是非常可贵的。我坦白地说，读着这篇文字稚嫩而又文气不俗、含着“真金”的手稿，面对着受损害被侮辱的善良人们的遭遇和伸张正义的老警察王公伯，我好几次想起雨果的小说《悲惨世界》。这样一篇作品是不应该轻易被退稿的；但是目前又还达不到发表水平，除了文字稚嫩、粗糙，结构也不甚讲究，表达方面也有好些欠缺，人物形象完成得不够丰满，对事件的叙述和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过于简单、粗疏，细节上也有漏洞……总之，这明显是一个缺乏写作经验的新手的作品，但是瑕不掩瑜，可贵的是作者对历史趋势、时代大潮、人民呼声、人物精神闪光点的敏锐感觉和捕捉，以及大胆的表现，这恰是某些写作技巧、经验丰富的作者反而欠缺的。这篇作品经过编辑部和作者的共同努力，说不定可以成为一篇不同凡俗的“潮头”作品。不能说有十分的把握，但即便只有六七分、七八分的把握，也不宜放弃。
自然，我也设想，作者对退稿不服自有他合理的因由。而我们两位编辑退稿，也还是可以理解的。为什么呢？第一、粉碎“四人帮”一年多后，我们编辑头脑里仍存在不少的“框框”和顾忌。且愈是工作时间长的编辑，顾忌可能还多点。甭说“四人帮”关于文艺创作的某些条条框框在我们头脑里还没有完全肃清；就是“文化大革命”前某些“左”的指导思想关于文艺创作的禁忌———诸如专政机关（公、检、法）内部存在的缺点、问题不宜接触或不宜公开写；涉及高级领导机关（本篇涉及了省委书记、省革委领导等等）的矛盾、问题不便公开描写，等等———在我们头脑中也是存在的。更何况，当时十一届三中全会还没有召开，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还没有展开，小说直接描写“四人帮”时期制造的冤、假、错案及其平反，涉及省领导机关、省公、检、法部门中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事关重大……究竟如何把握呢？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为稳妥起见，还是别冒这个“风险”好！第二、小说文笔稚嫩、粗糙，非成熟之作，可以说还是一篇“不大成个儿”的作品。即从这一条考虑，退他的稿也不无道理。
两次退稿之事就算过去了。今天作者将稿子重新拿来，仍然可以重新处理。我遂在稿签上写出我对这篇小说的分析估价以及争取将它改好的设想，上送刘剑青和新上任的主编李季。两位同意我争取将它改好的方案。李季建议我将稿件送给著名文艺评论家冯牧看看。冯牧阅后对作品基本予以肯定，建议我将稿件送给他的一位老友，“鲁艺”出身、当时任公安部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的陆石（不久后，调全国文联担任领导职务）审阅。因为陆石既懂文艺，又是熟悉公安部门的工作和政策的一位“老公安”，他肯定能看出作品的不足之处并提出“在行”的建设性意见。
在将作品送交陆石审阅的同时，我约见了作者王亚平。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人，大约20刚出头，穿一身军服，身体显得单薄，惟那黑亮的眼睛，浓重的双眉，现出一点军人的英武气质。他很坦率地谈了他的经历，他说：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数年前只不过是个普通的高中生。参军后，在沈阳军区服役。近年有幸接触、了解军事检察部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案例，并参观了监狱、劳改农场等现场，又去地方公安部门了解情况，深受震动，遂萌动了写一部作品的想法。像王公柏、白舜这样的人以及反面人物并非向壁虚构，而是来自生活，日夜在冲击着我。遂不顾自己写作水平低、驾驭复杂繁纷的材料有困难而动起笔来。他说：我想这个方面的题材、主题的表现，尽管难度大，总得有人开个头，试一试。何况，既然接触了这方面的材料，看到了那样好的为人们伸张正义的“老公安”，又看见了那些被冤枉，活生生遭难的好人，不写出来是难受的……我把你们编辑当作我的老师，希望得到你们具体的指点帮助。笼统对我说一句“稿件不宜采用”，不知毛病在哪里？难道一无可取吗？我总有点不大甘心……
王亚平成名作《神圣的使命》（2）
我欣赏这“孩子”“初生牛犊”敢闯敢试的精神，但我也大体了解了他的文学水平、文字表现能力。据说，他交给我们的已是第三遍改稿，看来编辑部不花点力气，单靠他自己，这篇有希望的稿件是难以改成的。
王亚平表示信赖、感谢编辑部为他的稿件所做的努力（包括征求公安部有关同志的意见，编辑部将对稿件做必要的文字整理），抱着欣喜、期待的心情离去了。
我听取了陆石对稿件的意见。他对稿件做出基本肯定的评价，使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对稿件提出了好几条很具体的修改建议，这些建议牵涉公、检、法部门某些作业的程序以及劳改部门某些生活细节的真实，真是非他这样的内行提不出来！由是我感觉这样一篇小说，征求有关业务部门同志的意见是完全必要的，这样可以避免出差错，尤其在涉及政策、生活真实等方面。
我将冯牧、陆石对小说基本肯定的意见同主编李季谈了。李季似乎仍不放心，建议将稿件送交前主编、现为作协负责人张光年同志一阅。
于是在光年看稿后我和小说组有关的编辑聚集光年家里倾听他的看法，并综合冯牧、陆石各家的意见，会商具体修整小说稿的方案。光年在基本肯定小说之后，提出了一条具体建议，这就是将小说原写的主要反派人物、“四人帮”的爪牙、省委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徐润成改为仅仅是省革委会副主任。张光年说：“这几年共产党的形象已经被‘四人帮’在社会上糟害得够苦的了，一些青年人产生信仰危机，笔下留点情吧。”我们对光年的意见表示尊重，后来小说中徐润成的职务就是照这样修改的。
我安排一位女编辑和经验丰富的王朝垠编辑，根据各方意见，集中时间、精力，修改、整理这篇稿件。小说从送审到定稿的工作完成后，我即接受任务，赴西北出差。
回京后小说已如愿发表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9期，刊物已出版。这期只发了两篇小说，只是不知为什么，《神圣的使命》发在小说的第二条，这也许有李季作为主编的苦衷在内。
尽管如此，小说发出后影响是巨大的，反响是强烈的，掀起的“波澜”不亚于《班主任》、《窗口》，尤其在政法界。但是并没有听见什么异议或反对的意见。
1978年首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神圣的使命》名列第二。
宗璞写《弦上的梦》
写宗璞1978年获奖短篇《弦上的梦》出世的情景令我想起宗璞第一篇有影响的作品《红豆》的发表和她的一些往事。
那时我们都在刚刚落成不久的灰色大楼———王府大街36号文联大楼办公。冯钟璞小姐（时在全国文联外联部工作）拿着一篇小说手稿来找我，我们就算认识了。这篇小说就是《红豆》。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