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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都已成家立业。
克异去世之后，是姚锦帮他整理出版了最后一部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及短篇小说和剧本的选集《晚晴集》，长篇小说《贝壳》、《面纱》（改题为《城春草木深》），还在继续整理别的一些作品集，准备纪念克异逝世10周年。
跟梅志一样，姚锦也是一位编辑、作家，除了整理克异的作品，她还有其他的作品，正在写作中。
我在十年浩劫中见过形形色色的作家夫妇。有的为妻的，一见形势不妙，马上造作家的反，跟他离婚，“划清界线”，但作家的存折，却还是要的，“偷”也要偷到自己手上。这种叫“运动夫人”，有的小说家曾为这类人画过像。当然，大多数作家的夫人，在困难时是能够跟他们共患难的。
梅志、余明英、姚锦是三位非凡、杰出的女性，她们跟自己的丈夫共欢乐更共患难，她们不但支撑了丈夫的工作，还支撑了他们的生命。她们是炼石补天的立地顶天的女人！
第二部分 佳作出世记
刘心武创作《班主任》（1）
1977年7月，邓小平同志复出，主动抓科学、教育工作。7月21日，8月8日，9月19日，他几次讲话提出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教育战线要拨乱反正，正确对待知识分子（包括教师）等等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思想观点。这对文艺战线的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包括恢复文学创作的革命现实主义传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作为处在“潮头”刊物位置的《人民文学》编辑，我们可以说是“闻风而动”。我们很想通过短篇小说、报告文学，反映科学、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以便多少尽一点文学推动生活的责任。要写这样的题材、主题，第一得物色合适的作者，第二得物色合适的采写对象（如果是写报告文学）。我们想到了一位投稿者刘心武。心武那年30刚出头，在北京市一所中学教书，给编辑部有一两次投稿，虽说稿件未能用上，编辑已对他的写作潜能留下印象。假如他写熟悉的教育战线的生活，说不定是一把好手呢！一位编辑遂将编辑部近期的意图同刘心武说了。大约过了些日子，心武拿来一篇小说新作。这篇题名《班主任》的作品，立即在编辑部范围内引起了震动。在三级（责任编辑、小说散文组负责人、编辑部负责人）审稿过程中，编辑部内部可以说有两种意见。一种觉得小说提出的问题是现实的（符合真实的），而且是新颖、深刻、尖锐的（“四人帮”的文化专制主义不仅造就了愚昧的“小流氓”宋宝琦这样的畸形儿，还有像团支部书记谢惠敏这样本质不坏的孩子心灵上也深深受了他们愚昧的毒害，这更是令人痛心、发人深思的）；但是小说难以发表。正因为它暴露社会真实问题、社会阴暗面（包括老工人在街头玩扑克等等）太尖锐，恐怕属于暴露文学，因此估计不大好发表（责任编辑的意见）。一种认为小说提出的问题及时、新鲜、深刻，很合时宜，应该发表，无须做大的修改（小的地方，如写宋宝琦的父亲可以略做修改，笔触勿过分“消极”；对谢惠敏强调其本质好，掌握这样的分寸就够了）。至于是否是暴露文学，第一、小说并不全是暴露社会阴暗面，而是通过张老师的形象写了生活的积极因素。张老师采取热情、正确的态度，疗救、帮助宋宝琦、谢惠敏这样受“四人帮”毒害的孩子；第二、这是深一层地揭批“四人帮”（“四人帮”带给社会的不仅仅是物质的损害，更可怕的是精神、心灵的伤害）、暴露它的罪恶，这没有什么不可以，是正确、必要的。这两点就使小说站住了，也正是它合时宜的地方。总之，它符合当前文教战线“拨乱反正”、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的总的精神，可以发表。作为稿件的复审人之一，我持这样看法。但这样的看法属少数。而编辑部负责人持模糊不定的看法，他觉得发表这样的小说“没有把握”。故下一个步骤是将小说稿送给张光年，请他裁决（当时的发稿程序是稿件一般在编辑部负责人那儿定夺。个别重点稿件或把握不准的稿件送主编定夺。《班主任》属于后一种情形）。
待张光年看完稿件，一天下午，编辑部三级审稿人齐集张光年家里，各抒己见，气氛热烈。作为评论家的张光年，综合了大家的合理意见后“一语中的”。他说：“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显然，他肯定了《班主任》这篇小说揭批“四人帮”的尖锐性（同时含有深刻性），这就解除了那些怕尖锐的编辑们的思想顾虑。而尖锐的前提条件是准确，他基本肯定了《班主任》的揭露或“暴露”是准确的；如果说还需修改，也就是小说人物描写的分寸要掌握更准确。他特别指出，对谢惠敏描写的分寸掌握准确是重要的；另外，对宋宝琦父亲———园林工人的描写分寸也可注意一下。编辑部遂在张光年的指点下统一对这篇小说的看法。
下一步便是找小说作者刘心武交换看法。心武听说《人民文学》主编张光年肯定了小说，自然十分高兴。小说经过心武再事推敲，小作修改（记得也略略加强了石红那个女孩子的形象），顺利地发表在《人民文学》1977年第11期小说的头条地位。
发稿期间，正值《人民文学》召开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茅盾、沙汀、周立波等老作家，有多年不见的“久违”的一些中年作家以及刚刚“冒尖”的青年作家。那时谁也不知道有一篇恢复“五四”以来新文学革命现实主义传统的短篇佳作行将问世，谁也不知道刘心武这位默默无闻的文学新人即将破土而出。
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出乎编辑部意料。据我所知，编辑部收到的各界读者来信不下数千封，来自祖国东西南北二十几个省区。当然教育战线的来信最多了，也有不少中学生、青少年写信控诉“四人帮”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对他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我印象最深的是贵州偏远山区某劳改所一个少年罪犯讲了他与宋宝琦类似的经历，沉痛控诉“四人帮”“杀人不见血”。而今读了《班主任》这一篇，他有幡然悔悟，重新起步之意。要而言之，《班主任》在社会各界引起的反响，用“一石激起千层浪”这句话来形容再恰当不过。这是一种心灵的感应和共振。刘心武的小说触着了读者心灵深处的痛楚或惊醒了他们，这就是作品的力量所在，也是小说最成功之处。
刘心武创作《班主任》（2）
不久，《文学评论》杂志召开小说《班主任》座谈会，不少著名评论家纷纷发表高见，肯定小说《班主任》在创作上的意义。记得有位评论家将《班主任》与鲁迅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做了对比：同为“救救孩子”的主题，同样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这见解深得大家赞同。
1978年春，举办全国优秀短篇小说首次评奖，《班主任》荣列获奖小说的榜首，中国作家协会主席、老作家茅盾，亲自向刘心武授奖。
莫伸的成名作《窗口》
《窗口》是一篇投稿。作者莫伸是西安市的一位年轻业余作者。粉碎“四人帮”后，他曾在陕西省的文学刊物《延河》发表一篇以悼念周总理为题材的小说，这就是他留给《人民文学》编辑的印象。那时《人民文学》的刊风，非常关注各地新露头的作者。莫伸有幸，稿件寄到编辑部，便受到一位女编辑向前的重视。她很快看完稿，给予肯定，将稿件送给我复审。我亦肯定这是属于找回老传统、老作风（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作风）的主题、也是属于当前拨乱反正———澄清被“四人帮”弄乱了的思想的主题。小说并非空洞枯燥的说教，而是用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故事表现主题。如发表，肯定会受到读者欢迎，我们两人意见完全一致。剩下的问题是在文字上做些加工，修改、压缩作品，主要是文字压缩，使小说的结构紧凑点，文字精炼点。而小说结构松散，文字拖沓、啰嗦，往往是一些业余作者易犯的通病，莫伸当时也在所难免。我记得原稿被向前压缩掉近三分之一篇幅，小说反而更加精炼、集中、可读了。我遂将此作安排在1978年第1期小说的头条。比较之下，觉得只有这篇小说做头条较为合适。虽则莫伸那时并没有很大的名气，编辑部也没有人见过他，同他相识；而排在这篇小说后边的也有名家之作。但权衡之下，还是让它打了头。此种安排在编辑部无异议地通过了。这是当时的实情，我们肯定这位新作者作品的现实意义，但并没有对它做出很高的评价。
小说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的热烈反响，大大超出编辑部的预料。几乎不亚于《班主任》的受欢迎，读者来信也是雪片般飞来，且街谈巷议时常流入耳鼓。我在乘公共汽车时，听见一位乘客与售票员对话：“你读过《窗口》吗？没有读过，建议你不妨读读，看看人家韩玉楠是怎样为人民服务的……”小说《窗口》之所以受到读者欢迎，究其原因，是读者内心深处强烈呼唤雷锋式的为人民服务的美好心灵、美好人格重新复活再现。而在“为人民服务”（“四人帮”且高唱着“为工农兵服务”）的各行各业的岗位上，服务质量普遍下降，服务态度普遍恶劣，已成为“四人帮”肆虐时期最受群众反感、憎恶的社会积弊之一种。惯会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四人帮”制造的舆论，竟将勤恳为人民服务诬之为“低头拉车不看路”，诬之为“白专道路”，于是只有那些会耍嘴皮子，偷奸耍滑的人反而常被他们封为“先进分子”。邪、正颠倒，正气、正风受到压抑，社会道德风气遂日益沉沦败坏。《窗口》通过铁路售票窗口这个小小的社会服务窗口，通过生动传神的人物形象振臂高呼，呼唤优良的服务质量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