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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总支书记、评论家黎辛，中国著名诗人、八路军军歌（建国后的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以上这些人都被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定为“反党分子”的则有中宣部党委副书记张海、崔毅，著名作家舒群等人。
以上这些人，人们从未听见过他们有什么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像冯雪峰曾作为党的一个负责人长期联系鲁迅先生，在文化战线上为党立过大功；艾青、罗烽、白朗、舒群（当然还有著名小说《八月的乡村》的作者，早就在口头上和文章中被戴上了“反党分子”帽子的萧军）等，他们都是在白区一直从事进步文学活动，而在抗战初期，历经千辛万苦，奔赴延安（有的人，如萧军、罗烽、白朗夫妇去延安，还是党中央负责人周恩来等同志亲自关照、安排的），八年抗战的艰难日子，他们长期在解放区跟党和人民共患难。有的是出身工农，在战争烈焰中成长的青年作家（如徐光耀），或解放区培养的青年文艺干部（如唐因、唐达成、李兴华等）；有的则是职业革命家如李之琏等。这些人，有的是跟丁玲历史上（如30年代、延安时期）关系较密切，或为丁、陈的部属、学生，而受株连；有的则是主持或参加审查丁、陈一案，（包括审查丁玲在南京那段历史）因坚持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态度而被认为“为丁、陈反党集团翻案”，被划右派或被划成“反党分子”，如李之琏、张海、崔毅、公木、黎辛等人。
周扬同志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一文的中间部分，有这样几句话，“旧基地的清除（指清除丁、陈等文艺界‘右派’和‘反党分子’）不是一年工夫可以全部完成的。但是基本的道路算是开辟了，几十路、几百路纵队的无产阶级文学艺术战士可以在这条路上纵横驰骋了。”据说这些话是毛泽东主席加上去的。
“丁、陈一案”，其株连面之广，打击面之大，恐怕仅仅次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有材料说有上百人受牵连。其特点是打击对象主要是来自党内、来自解放区的，一批国内外有影响的创作生力军。是的，他们是“实力派”，确切地说是创作的实力派。而1958年后，他们被长期剥夺了写作的权利，已出版的著作则被禁止发行或毁版。
1957年夏季，揭批丁玲，最迷惑人的莫过于说丁玲“写了一张条子”，实际上是向敌人自首、投降。再就是“同叛徒冯达同居”。周扬同志在《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中指斥丁玲“作贼心虚”，“是一个一贯对党不忠的人”。1958年《文艺报》关于“再批判”的编者按语说“丁玲在南京写过自首书，向蒋介石出卖了无产阶级和共产党。她隐瞒起来，骗得了党的信任。”我们普通文艺干部没有见过丁玲这张“条子”，没有机会听丁玲申辩，只能相信权威人士之说，而且也真相信丁玲是“隐瞒”了。而这些似乎是查南京的敌伪档案新查出来的材料，这像是铁定了的，所以60年代中期，我听见文艺界一位领导同志给大家作报告，他风趣地说：“讲到‘写真实’，我没有写什么作品。但我可以说关于丁、陈反党集团的报告是真实的。”
我曾尊敬作家丁玲。但自1957年以后，丁玲的历史问题在我心上留下很深的阴影。我想不少人可能也有我这种情形。
最近10年来，已发的一些文章、材料如李之琏同志（他是1956年重新审查丁玲历史的负责人之一）的文章《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1955—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载《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还有丁玲本人的最后遗作《魍魉世界》（载《中国》1986年第11期和12期），却向世人证实，原来丁玲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她早在延安便向组织讲了的，她没有隐瞒，而且这段历史经中央组织部陈云、李富春同志审查，1940年便做出了明确的审查结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这是书面结论的最后一句话。李富春同志告诉丁玲，这句话还是毛泽东主席亲自加上去的。而1956—1957年对她的重新审查呢？李之琏文章说：“审查小组在同丁玲谈话前后，作了大量的调查，也查阅了当时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档案。无论从档案中或是当时能找到的证人的证词中，都没有发现丁玲被捕后有叛变或自首、变节对党不利的行为。而且证人的证言都反映她在那种被监视和折磨中表现不错。”既然如此，1957年夏天和1958年再次宣告她对组织“不忠”的人们，难道不知道、不掌握这一情况吗？既然知道，为何在这样严肃的事情上，主观随意地更改郑重得出的结论而致人于死地呢？真是不得而知了。
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3）
关于在南京写的那张条子，丁玲在其最后的遗作《魍魉世界》中讲得很清楚，是在一种特殊处境下，为了对付敌人而写的“回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既未暴露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也没有出卖同志和共产党。丁玲写道：“我想，对付杀人如麻、诡计多端的国民党反动派，革命者为什么那么老实，不能欺骗呢？欺骗敌人是污点吗？”中央组织部1984年为丁玲彻底平反的文件中是这样评说这张条子的：“丁玲同志这个‘申明书’只是为了应付敌人，表示对革命消沉态度，没有诬蔑党、泄漏党的秘密和向敌自首的言词。”这才是体现了实事求是精神的科学唯物主义态度。
丁玲在遗作中写道：“当1940年、1944年在延安，我对陈云同志、任弼时同志、周恩来同志先后陈述这段历史时，他们是谅解的。恩来同志还说，你要帮助那些不熟悉白区情形的同志了解情况，你们原来是夫妻（按：指丁玲与冯达同居并生孩子），那时实际情形也是‘身不由己’嘛。而一些经历过国民党的恐怖统治、在我们党组织部门工作的同志们对此是容易理解的。”
其实，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我国古人，对这类复杂的情形，也是能够理解、接受的。
我们中国历史上两个最有名的外交使臣张骞、苏武都是身陷敌（匈奴）营十数年，并且娶敌族的人为妻（与敌族的女人同居）或生子。而在政治上，史书明确地说，他们“持汉节不变”。
东汉末年的才女蔡文姬，她在战乱中被俘，再嫁给南匈奴的左贤王，生了两个孩子。生活造成了她这样复杂的遭遇，曹操反而将她赎归，重返汉地，并再嫁董祀；对她的文学才能依然肯定。
1979年，我们去看了丁玲后，不久，她将新作《杜晚香》交给了《人民文学》编辑部。这是一篇将人物的心理写得很细腻，实际上像小说的报告文学作品。我读原稿很惊奇，丁玲以年过七旬的高龄，仍然对生活保持着新鲜感觉，而且仍然有一支活泼、生花之笔，这是非常难得的。这篇作品在发出的过程中，仍然有一点小波折。主编读了作品，感觉它有点冗长，建议责任编辑找作家谈谈，请她适当地压缩。责任编辑去看丁玲不遇，便给她留了一张请她修改作品的简单的条子。这在编辑工作中容或是正常的事，但敏感的丁玲感觉编辑对她不够尊重，推测是主编对她变相退稿，只好将稿件交给了来约稿的《十月》编辑部的刘心武。主编闻讯后，赶紧派人向她解释、索稿，《杜晚香》这才发在《人民文学》1979年第7期。
1979年丁玲因治病回京不久，正在为争取自己冤案的平反而努力，她感觉有些磕磕绊绊地。她对作协或《人民文学》的领导抱有一点怀疑或不够信任的心理是可以理解的。这种持戒心理是彼此长期的处境造成的，并非丁玲一方所有，也不大容易消除。这种戒备或隔阂，有时在一些小事上也表现出来。有次作协开短篇小说授奖大会，丁玲来了。她大声对会议主持人之一的葛洛同志说：“你要我来参加会，你说周扬同志不参加，周扬同志这不也来了吗？”
1986年丁玲病危。辞世前她谆谆对她的亲人说，她的追悼会不要治丧名单———不要某某某（指当时作协的一位主要领导人）参加。因为那位写过几篇赫赫大文严厉批判她的人，至今未向她道歉。而有些领导同志是诚恳向她道歉了的。
丁玲去世后，我有个预感，她主编的《中国》刊物，可能难以继续存在。后来这预感证实了。
我觉得全国获奖作品评奖中，有一些“遗珠”，无论是老作家或新作家的佳作。遂于1984年初，将1978—1983年，历年的“遗珠”编成一集就叫遗珠集。其中收有丁玲的《杜晚香》和孙犁同志的芸斋小说。1984年5月，我去木樨地丁玲寓所看望她，并告知她，她欣然表示同意。遗珠集排版付型，但出版社头头以5000册的征订数太少，这本书遗憾地未能面世。
丁玲以年老多病之躯，在复出后的数年，以“只争朝夕”的姿态写出了数十万字各种体裁的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回忆录，并且亲自主持创办了一个大型文学刊物，这很了不起，表现了她一贯的对文学事业的责任感和顽强拼搏的精神。
但是丁玲作为一个作家，一个阅历如此丰富，心灵的激情如此充沛，创作的才能在中国堪称一流的人，她在创作上也有许多遗憾：
她的《红楼梦》式的反映一个大时代变化的长篇《母亲》，原计划写几十万字，仅有30年代出版的十几万字，实际上仅写了一个开头。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50年代初期便构思，并已开始动笔。已写出的十几万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毁灭了，后来又重写。原计划写七八十万字，后来改计划为三四十万字，在她逝世前实际上只完成十七八万字。
抗战初期，她是名扬海内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领导人。那一段多彩的生活，她曾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她的日程表上没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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