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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初期，她是名扬海内外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的领导人。那一段多彩的生活，她曾计划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是在她的日程表上没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间了。
还有她本人的自传体小说呢，也没得时间写了。
在时间的富有上，她不如她的老友沈从文。她失去了二十多年盛年的黄金时间。而在沈从文先生的20年黄金时间里，从20年代末至40年代，他完成了他计划要写的最好的小说、散文作品。晚年又完成了一部填补空白的学术著作《中国古代服饰史》。辞世前我曾数次去看望他，老人态度极为安详。因为作为一个作家，他没有像丁玲那样的遗憾。
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4）
丁玲的悲剧，是“身不由己”的悲剧。
陈企霞其人（1）
陈企霞一生中事业比较顺利、名声比较响的，恐怕也就是他在延安编《解放日报》副刊的那几年和1949—1953年主持编《文艺报》的5年。但这两次的编辑工作都给他带来一些问题，尤其第二次，更决定了他后半生极其坎坷、悲凉、暗淡的岁月，这是他无法预料，而今天的人们听了他的故事也会觉得有几分难以想像的。
他在任《解放日报》副刊编辑期间，经手发出了两篇有名的文章，一篇是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一篇为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这两篇都是因批评现实中某些现象而发生问题。其后果是王实味不久成了托派、罪人，丁玲在十几年之后也成了罪人。两篇文章在1958年列为大毒草，被置于“再批判”的榜首。但平心而论，40年代陈企霞身为这两篇文章的编辑，倒没有受到什么严厉处置。但1949—1953年应丁玲之约，先是协助她编《文艺报》，后又接手主编《文艺报》，就使他在劫难逃了。
不过在40年代，敢于发表尖锐批评的文章，也就见出陈企霞这人的个性了。他的确不是个“温吞水式”的人，而是时常锋芒毕露的。
我初见他是1953年初，我调来全国文协（作协的前身）工作之时。那时他是《文艺报》的主编，似乎仍兼文协的副秘书长，又是机关党支部书记。我差点做了他的部下，后来改调《人民文学》编辑部。不过当时办公地点都在东总布胡同22号院内，《人民文学》和《文艺报》面对面，故经常能看见他。
陈企霞这名字乍听像个女人，有些《文艺报》的读者也曾误解他是个女子，其实一见面才晓得他是个身体健壮、气壮如牛（陈企霞生于1913年，属牛）的男子汉。我见他那年他刚好40整，中等身材，宽肩厚背，下肢反显窄小。他的头发黑亮黑亮的，梳得整整齐齐，着装整洁，夏天爱穿带色的绸衬衫，衬衫总是扎在笔挺的西裤里。皮鞋一向是擦得亮亮的。他戴一副金边眼镜，头大，四方脸，皮肤偏棕黑，脸部肌肉的线条很粗挺。皮鞋踏在地板上登登作响，我觉得他有几分威严。但他对我们这些晚辈倒是和蔼的，有时面露亲切的微笑。
那几年《文艺报》的版面上经常发表批评不好的作品和文艺界不良现象的文章。那时整个社会都处在从旧到新或弃旧图新的变化发展中，知识界文艺界更不例外，均强调改造思想，破旧立新。作为全国文联机关刊物的《文艺报》，被确定为思想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哨兵，当然担负着批评的任务。在这点上作为主编的丁玲或陈企霞其实是认真地执行了上级规定的总方针、总任务的。也就是说《文艺报》对一些不好的作品或不良文艺现象进行批评，还是必要的，不是违反总方针总政策的，而且有些批评也基本上正确。但问题是有些文章态度或方法上出了毛病，缺乏全面细致的分析，比较简单化，或比较粗暴、偏激，形成揪辫子、打棍子，缺乏一分为二和与人为善。积累久了，这些文章让人望而生畏或生厌，形成了某种程度的刊风，激起不少人反感。我觉得这跟主编陈企霞的个人作风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他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决不含含糊糊、吞吞吐吐。但说到批评，这里边有个准确性的前提。如果不够准确、不能做到实事求是，则愈尖锐、鲜明，效果愈不会好，因为失去了分寸感，也难以说服人。当时有个典型的批评例子，一位作家写了一本小说叫《我们的力量是无敌的》，作者初到解放军部队生活，时间不久，熟悉不够，写出的作品难免有些缺点，可以批评。但作者歌颂革命部队的一片诚心和热情总是应该给予肯定才好。可是当时某篇文章的标题就叫做《无敌的力量从何而来？》，连人家歌颂你无敌，也给否定了，一瓢凉水从头到脚浇下来，叫人家如何受用？当然我举的这个例子，最初的“版权”不一定归《文艺报》所有。但类似的逻辑、文章，在当时《文艺报》的版面上也是所在多有。所以，1954年批评《文艺报》还是必要的。但后来形成决议，说《文艺报》似乎整个儿地是“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思想投降”，甚至其后说它的主编“反党”，这却不实了，过头了。就像《文艺报》的某些简单、粗暴的批评文章那样，不能服人。所以作为主编的陈企霞自然有些不服。但他晚年，还是冷静地反思了他早年的缺点。他在1979年作的《自写传略》中写道：
这是一本粗糙的集子（指他50年代初期结集出版的论文集子《光荣的任务》），如果现在有人问我，那里边是否也有粗暴批评？也就是说，有棍子这类东西吗？我应该如实地回答，有的。当后来自己也挨了几个猛棍，身受其痛的时候，往往会想到，自己其实也并不高明。
陈企霞这人还是有很强的行政、组织工作能力的。解放战争时期他曾任华北联合大学的文学系主任。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他担任副秘书长，兼秘书处主任，协助沙可夫同志料理了诸多会务，接着又参加筹办文联和文协。作为《文艺报》的头儿，他将《文艺报》编辑部的工作组织得井然有序，各司其责，各得其所。我最突出的一个印象是，他颇下工夫，培养《文艺报》内部理论批评的新生力量。那时他的部下多是些20来岁、不到30岁的年轻小伙子。这些人一般具备大学或中专以上学历，有的又曾到革命大学学习过，本身素质比较好。而陈企霞培养他们的方法，便是放手使用他们，让他们在工作中锻炼学习，尤其鼓励他们研究问题写文章，在工作和写作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水平。他自己则谆谆善诱，给他们多谈多讲，给以具体指导帮助。他本是个好学勤思，博学多闻的人，时常议论风生。有时在饭桌上也是这样。（那时文协有食堂，在地下室餐厅开饭，吃饭的人不算多。有段时间我曾与他同席吃饭。）这本身也是一种身教。当时他手下的编辑，后来以写文章知名的有一大批人，如唐因（于晴）、唐达成（唐挚）、杨犁、侯民泽（敏泽）、沈季平（闻山）、杨志一（陈 ）、陈泊萍（写美术方面的评论）、刘剑青（宋爽）等等。我觉得这跟丁玲（刊物始创之时）、陈企霞对他们的培养、帮助、放手使用分不开。这难道不是陈企霞培养造就新生力量的一份成绩吗？后来，批评他时，客观地看，顶多只能说，他有“压制”新生力量的一面，也有培养新生力量的一面，而不能说他一概“压制”新生力量，给以全盘否定。后来批评他还有一条大罪状是说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搞“独立王国”，“抗拒党的领导监督”，“拉拢腐蚀青年”，这就不够实事求是了。陈企霞自己说过，他对部属向来很好，很宽厚，而他有“抗上”的毛病，这倒比较符合实际。所谓“抗上”，也就是其人个性强，锋芒毕露，对上级领导人也好直言陈事，不大讲究方式方法的柔和婉转。这虽说是个缺点，也多属方式方法上的，即使在个别问题上，他陈述了不同意见，这也是党内民主所允许的。不存在整个儿地“抗拒”方针、路线。至于《文艺报》的青年编辑们如何看他呢？对他一直是尊重的。不久前我跟曾是《文艺报》编辑的一位老友闲聊，偶然地，他脱口而出：那时整陈企霞说他在《文艺报》编辑部搞“独立王国”，说一个青年编辑说过“我感觉在陈企霞领导下工作是幸福的”，这也成了陈企霞的一条罪状。其实说这话的人就是我。这有什么呀！“我感觉”就是我的感觉。这就成了“吹捧”陈企霞！这就成了陈企霞“拉拢”年轻人“闹独立王国”的“证据”。早知如此，我还不如多说几个“我感觉”，再提供一点“证据”。
陈企霞其人（2）
我在《“丁、陈”一案小窥》一文中说过，反丁玲、陈企霞所谓“反党小集团”的导火线是由一封匿名写给中共中央对批评《文艺报》有意见的信引起的。对这封信，一开始便定调很高，说要追查“反革命匿名信”。这封信自然是上级机关发下来，要作协处理的。但信的问题，一是它匿名，为什么要匿名呢？二是它对全国文联、全国作协检查和批评《文艺报》有不同看法。而批评《文艺报》，中央领导人说过话，这岂不是“抗拒”中央的批评吗？是的，估计得重了，就是这样。“抗拒中央”当然不对。但话又说回来，允不允许讲不同意见呢？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下级对上级有意见可以保留，而且在一定的组织范围内还可以陈述自己的看法，直至向中央领导机关陈述。这封信不是写给中共中央的吗？并没有向社会宣泄。匿名写信自然不大好，不必提倡。但也要分析。有的人就是怕打击报复才写了匿名信，但怎么分析，也不能骤下结论，说这封信和写这封信的人是“反革命”呀！唯一的巧合是当时正在进行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紧接着又开展“肃反”运动，也许在这样的气氛下，人们的神经易于过敏吧？陈企霞学徒出身，十几岁时离家独自出去闯荡世界，受过很多苦。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