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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心，怕他路上出事。但他还是要来，无非是有个知道他的谈话对象，好解解寂寞。他也热心关心我的编书编刊工作，还常给我出主意、提建议。我反过来也劝说他可读读书，练练笔，以找个精神寄托。但是严望仍然非常苦恼，他曾对我说，要是能找个看大门的差事，我也干，总可以找着个说话的人嘛。是的，严望几十年都没有个家，而他长期过的是集体生活，至少吃饭不用自己做。如今年纪大了，一身是病，身边没有一个人，又还得做饭、洗衣，自己照料自己，他感觉难处很大，很难集中精力读或写。他唯一的爱好是红学，写了赵姨娘论等两篇文章，找了两家刊物发表。至于往事嘛，他不愿意回忆，更不用说动笔去写，那是再受精神折磨，他经不起，受不了。但在1990年，他主动提出同我谈一两次，并让我做个记录，他期望给我“留下一点素材”。落实政策后，严望已经同爱女还有老家的兄弟恢复了联系。但女儿携家带口，工作和居住在城的另一端，不可能跟家人一起来住父亲较宽敞的房子，只能隔些时看望一次。有朋友热心给严望找了老伴，谈了几次都告吹。大约1990年前后，他找到了一个比他年轻十几岁的，成了家。但两人合不来，这是严望的不幸。他比单身时更加苦恼了，来我这儿也更勤了。他最后一次来我家，是1991年10月2日，国庆休假日，他向我诉说，想回老家锦州去，跟弟弟一起生活。不料三天后的1991年10月6日上午，传来严望去世的消息。这天早饭后他洗了澡去给家人买豆腐，突然倒在回家的马路上，就再也没有起来。一个终其一生遵从着大时代要他扮演的他不堪负担的角色的善良小人物，终于解脱了。
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1）
1979年2月某天，我随《人民文学》的两位领导去文化部招待所看望不久前从山西乡下回京的老作家丁玲。历经数十年磨难丁玲已是头发灰白的老妇人。她身体欠佳，冤案也还待平反，但我觉得她自有一种从容、泰然的气度。见了老熟人，她聊天似的同我们谈着山西乡下的情形和自己的身体状况。告退时，主编向她约稿，丁玲没有拒绝。末了，她说：“你们不知道，人一过了七十，精神很难集中。我在一天里，假使能够集中一个多小时用来写作，我就觉得很不错了。”
丁玲这话，给我印象很深。我想起1953年某天，她到小羊宜宾胡同3号《人民文学》编辑部看望大家（那时茅盾是《人民文学》主编，她是副主编），她也是亲切随便地同大家聊天。有人问她今后的创作计划，她说：“一个作家应该把主要精力用于写作，不写作品还叫什么作家？”她已经摆脱了行政工作（她辞去了中宣部文艺处长等职务），准备集中精神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姊妹篇《在严寒的日子里》，还想到桑干河一带去走走。丁玲那年不到50岁，正处创作的旺盛之年，大家都相信她、也期待她写出新的力作，再次为中国文学争光。可是谁也没有料到，其后二十多年的黄金时光，她竟在精神和身体遭受双重摧残的情况下度过。而今作为幸存者，已是75岁高龄。尽管她仍有坚强的意志，涌动的创作激情，但时间和被损害的身体，对于她是太无情了。
这涉及了当年在中国作家协会紧接着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进行的反对“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那场运动，真是不应该轻易被遗忘的。记得60年代中期，文艺界领导人在不少场合的讲话中，总结建国以来文艺界的斗争经验时，自豪地宣称一共进行了五次胜利的斗争，即批判电影《武训传》，在《红楼梦》研究问题上批评俞平伯、胡适，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而将“反丁、陈反党集团”列为第四次伟大的斗争，第五次即为反右派斗争。
1955年下半年，作协党组召开党组扩大会，参加人主要有驻会作家、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各刊物负责人，揭发批评了丁玲、陈企霞（原《文艺报》主编）。党组领导人宣布开展此项斗争的必要性时，将其与反胡风斗争联系起来，认为“丁、陈集团”是胡风集团在党内的“同盟军”，是被胡风集团认为可以争取、联络的“实力派”，因此必须对之进行斗争。会议从追查一封写给中共中央的匿名信开始（此信的内容是表达对1954年检查和批评《文艺报》的意见），党组领导人怀疑此信是原主编陈企霞写的。而陈企霞是丁玲的老部下和合作者，他任《文艺报》主编是丁玲提拔的（虽则这一提拔得到了上级领导周扬的批准）。远在延安《解放日报》时期，他们便是上下级关系和合作者。由此怀疑丁玲是陈的鼓动者和“后台”，两人关系“不正常”……党组扩大会议开了一阵子，又安排《人民文学》和作家支部揭批“舒（群）、罗（烽）、白（朗）小集团”的问题，因为这三个人在历史上不仅和“反党分子”萧军（这是当时送给萧军的一顶固定帽子）关系密切，也同丁玲关系密切。同时，还审查著名诗人田间。因田在历史上被认为同胡风关系密切（抗战时期他那些有名的诗作是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发表的），而建国后他又是丁玲主持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副所长，也即丁玲的副手之一。不久又将陈企霞和李又然（老党员，曾留学法国，是罗曼·罗兰的学生，散文家，和陈企霞关系较密切，又是丁玲主持的文学讲习所的教员）隔离审查。
1955年12月底，文艺界召集全体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呈送的“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处理意见的报告”。将丁玲、陈企霞的问题定性为反党，并且还结合为“小集团”来反党，令人震惊，但一些人心中不免也存点疑问。例如作协领导人关于他们“反党”的讲话中有一条是说丁玲在文讲所违反党的原则，提倡骄傲，鼓吹“一本书主义”，腐蚀、拉拢学员，扩大反党小集团的势力……什么叫“一本书主义”？这是很难界定得清楚的，难道鼓励学员们写出一本有分量的好书来是错的吗？难道中国读者不需要好书吗？难道中国作家写出的好书很多了吗？难道中国一本书不写的空头“作家”很少了吗？尽管听众有疑问，但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作协领导人宣布要追查1933年丁玲被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还有陈企霞“可疑的”历史。中宣部长陆定一同志亲自到会讲话，要党员作家注意处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以丁玲等人为戒。这份中央批发的文件随即向全国宣传、文艺部门传达。
然而到了1956年下半年，作协对1955年的“肃反”进行甄别、平反。在全机关“肃反”总结会上，对错整的人赔礼道歉。陈企霞、李又然从隔离室中被放出来，“丁、陈”一案也就有所松动，也不能不松动。因为说人家“反党”的一些事例如“一本书主义”之类好像论据不足，作家中和机关干部中早就有了议论。而1956年3月，中宣部已成立了丁、陈一案的专门小组（包括审查丁玲被捕的那段历史；对1955年揭发丁、陈的材料进行查证核实，在核查结束后研究对他们的组织处理）。1957年初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和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国内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号召党的干部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紧接着中央发出整风指示，号召反对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丁、陈”一案，如何正确、恰当地处理，成为作协机关工作人员关注的一个焦点。而作协党组也于1957年6月初召开扩大会，讨论“丁、陈问题”的处理。党组书记邵荃麟明确地说：“‘丁、陈反党集团’难以成立，现在看来这顶帽子可以摘掉。”他不仅在党组会上说，也在全机关动员整风的大会上说。丁玲、陈企霞本人自1955年后，一再向上级机关提出申诉。在6月初的党组扩大会上，他们自然向整他们的领导人提出了质问。周扬也在会上向丁玲等人表示了歉意。一些原来“揭发”丁玲的人也变调或降调，转而对领导这场运动的人提意见。时隔不久，全国范围的“反右”开始了。作协的党组扩大会宣布暂时休会。
丁（玲）、陈（企霞）一案小窥（2）
1957年7月25日，党组扩大会复会。会议参加人先是扩大到作协机关的普通党员，继而文联各协会的党员、中宣部的工作人员，接着又扩大到中央直属机关及北京市的非党知名作家，到会人数数百人。会议先是打退丁玲“向党的进攻”，继而提出彻底揭发丁、冯（雪峰）、陈（企霞）等人的“反党活动”，被点名的还有著名诗人艾青等人。会上形成一边倒式的揭发、批判气氛，使被揭发的人难以为自己申辩。两个月后周扬同志发表长篇演说（在首都剧场）总结反“丁、冯、陈……反党集团”和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经验。演说题目为《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其实是说不上辩论的，不用说大辩论了，连小辩论似也难以实现。记得第一次开会，丁玲出场，她在台前站立，人们纷纷要她交代为何“向党进攻”，她有口难辩，半天做不得声，突然她伏在桌上痛哭失声。
这场由揭批丁玲、陈企霞开始的运动，进而扩大到著名文艺理论家、出版家、长征干部冯雪峰，中国第一流的诗人艾青，30年代老作家罗烽、白朗夫妇，散文家李又然，丁玲的丈夫、剧作家陈明，天津女作家柳溪，部队青年作家徐光耀，丁玲的秘书张凤珠，《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唐因，副主任唐达成等，《文艺学习》编辑李兴华（他是陈企霞的学生）；而在1958年上半年又加进了1956年丁、陈专案组的一些主要成员，如中宣部党委书记、诗人李之琏，中国作家协会前党总支书记、评论家黎辛，中国著名诗人、八路军军歌（建国后的解放军军歌）的词作者公木。以上这些人都被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