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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委急了，“团长，你看，这有点不大合适吧！上边追问下来，怎么说？那里已经有消息，说要撤他的职，送到后方审查。咱们团可不能再出什么事故了！”
“这不公平嘛！”团长厉声说，“方天荣出了问题，可是徐勇是打了胜仗的呀！咱们天天讲实事求是，讲到哪里去啦？敌人的广播是咱们能听的吗？”
政委：“敌人的广播，当然是敌人的广播。可是他广播了，你说上边听了应当怎么办？为了防止事态扩大，他们有什么别的办法？把他审查清楚了，大家不就放心了吗？这也是实事求是嘛。”
硬汉子作家苏策（4）
团长拿出纸烟，不知道为什么，打火机“咔嚓咔嚓”地响，一直没有打出火来，他像是生气地看着打火机说：“他妈的。你们以后怎么处理他，我不管。他这次行动，有什么问题，我完全负责。”
我对小说的引录是长了点，但觉得因战争中敌人搞的以假乱真的广播，而引发部队上上下下，围绕对连队两个干部（打了胜仗的连长和已经牺牲，被敌诬陷为“投降”的副连长）的评价、处置，而生出的种种心态、事态上的风波，及各种人物不同的表现、语言，作家的描写实在太精彩了。
当然，后面还有些波折。徐勇从团部回到连队，带着小牛他们出发去方副连长下落不明的森林之前，他看见指导员带着小通信员在收拾副连长方天荣的行李。指导员说：“政委来电话，叫把他的东西送到团部去。”徐勇：“捆行李干什么？要审查的是他的日记、信件和笔记本，把那些送去就行了。”指导员：“我也是这么想，行李应该交给他的家属，可是政委说不行，都叫送到团部去。”徐勇：“难道他们要审查被子、褥子、洗脸盆？”指导员嘟着嘴：“政委说，这事不用你们操心，先把全部东西送来，团部会处理好的。”当他们出发了，指导员在后边叫着：“徐勇呀徐勇，我看你准是疯了，叫谁去不比你自己去好？你还嫌牵连得不够吗？”徐勇没回答，跑出门去，又探头进来说：“指导员，我的东西都在这屋里，如果有人要审查，就告诉他，除了这些，我还欠公家两百元的账，这笔钱，我就是死了也是要还清的。还有，我刚才交了封信给事务长，可能还没寄走，你们可以要来看看。”徐勇跟在小牛后面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心想：“这阵，也许政委正要派人来检查我的东西吧？好在我抢先跑了，不然还真出不来了呢。这一次的机会太宝贵了。我一定要把事情查清楚，他们怎么遭遇敌人？怎么打的？方天荣是怎样被俘的———我还真有点不大相信———”徐勇他们到达那现场与留守在那儿的敌人遭遇，并俘虏了那个已负重伤、身着方副连长蓝色风衣的敌人，方才知晓，方副连长他们去的那条路线，正是敌人早有准备的；方副连长在战斗中被敌人炮弹击中，已牺牲；“投降书”是他们发现、了解了他的遗物中有一封给妻子的未及发出的长信，摘取信中片断内容而故意歪曲编造的。徐勇他们经过千辛万苦将那俘虏抬回驻地，可惜他在半路上死去。徐勇虽然能够证实方副连长出发前是带着那封长信（他曾希望徐勇代他寄出这封家信），但方副连长牺牲的真实情况，却因俘虏死去，而仍然陷于拿不出证据的境地。徐勇返回团部后，即被通知：不要回连了，拿着政治处的介绍信去后方报到。行李卷已派人去代你取来。好像十万火急似的，徐勇由团部一个保卫干事陪着，上了返回后方的卡车。他的战友、曾在那次夺取山头的战斗中冲在前边，这回又同去了解方副连长出事的现场情况并掩护他的黄排长，追上来了，蹲在地上哭起来，喊着要他别走，留下去师里、军里讨个公道。可是军令如山，谁能阻挡卡车开行？黄排长最后仍追着车子喊着：“慢点，慢点！连长，我还借着你钱呢！”徐勇回答：“你记错了，是我欠了公家的钱，”他笑着，“已经用手表、收音机和乐器顶了（读者猜测可能就是那封给事务长的信交代的事情），我———无债一身轻———”
读毕小说，使人感觉，像徐勇连长、方天荣副连长这样的部队基层干部，是多么纯厚、朴实、可爱。徐勇不但作战勇敢，他爱惜部队、连队的荣誉，也对战友的毁誉、名声负责。他相信战友方副连长不可能投降敌人。但是在面对敌人造谣，来自上级强大压力，连队和战友声誉受损情况下，他想的不是个人如何摆脱牵连，而是顶着强大压力，要将事情真相弄清楚。至于个人的死生（在敌人炮火威胁下，他去现场调查，也可能有牺牲生命的危险）、去留（虽然他是打了胜仗的连长，但因受方天荣副连长事情牵连，已经传出在对他审查结束后，将让他复员转业），他是并不在意的。方天荣也很好。妻子在家乡摔伤残废，他服从需要，仍在前线英勇作战，尽自己军人守土卫国之责。他比徐勇参军早，但在上级考虑提谁为连长合适的时候，他无私地主动向上级推荐了战友徐勇。作者笔下，这个连队的干部、战士，像黄排长、小牛等等，也是生龙活虎，塑造得相当真实可爱的。另外，凡是出场的上级干部，像团长那样为人正直、关心下属的领导干部；政委那样对下级“要求严”，一切以上级意愿为转移的政治工作干部，以及连队指导员那样谨小慎微、善于保护自己的人，作家都写得真实、鲜活。整篇小说，结构匀称，针脚细密，读之不嫌其长。小说的艺术，没得说的。
此篇小说的最大价值，仍是留给人们的思考、回味。小说主人公徐勇和他的副手方天荣的遭遇，向人们提出了好些问题。部队团机关的“政工”首脑像团政委那样的人，以及团以上领导机关的人，为什么这样不了解下情，又这样脆弱？一听见敌方广播，便着急不分青红皂白地处置下属了。而首当其冲的是刚打了胜仗，并没有什么过错的连长徐勇。只因他是那个出了事的方天荣的同事。再说对方天荣，他出事，作为更高一级的领导者，难道就没有责任吗？因为当初让他带领一部分部队走那条路线，正是他们的决策。下属（团长等人）提了不同意见，他们没接受。现在证明决策失误，为什么没有人检讨呢？再则，是相信敌人广播，还是相信自己部队的人，相信下属？在这样的领导者，好像倒了个个儿，宣称要“实事求是”，却宁愿相信敌人，赶紧处置下属，连现场事实真相都没去查，就慌忙火急地去收缴、调阅“出事人”身后的“材料”，包括行李卷。还要冤枉好人，审查处置他们眼中的可疑者徐勇。这样做的目的，并非爱惜部队的荣誉，实在是为推卸自己的责任、干系。
硬汉子作家苏策（5）
再进一步往深层想，做这些事的高级和中层领导机关的人，并没有一个是坏人。但可怕的是，他们那一有风吹草动就先“忘记”自己应承担的责任，却决不忘记整人、整下属，处置人的惯性；这最起码也是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不了解下情，不关心、爱护部属。像这样的领导者无论在部队、地方，恐怕不是很少数。
再往深一层想，还有个观念问题。说是“人是世界最可宝贵的”，“对人的问题持慎重态度”，可就是不宝贵、不慎重。为了凑足百分比，可以将有为青年、忠诚于党的事业的老干部划为“右派”，让人家受苦受难几十年。为人民打江山的老革命，一夜之间可以变成“反革命”。久经考验，功勋卓著的潘汉年，可以打成“敌特”。热血爱国抗日青年包璞丽，被俘，从敌营中跑回来，除了没完没了的审查，便不再有信任。前线部队能攻善战的基层指挥员，好青年、好干部，一旦被怀疑，可以立即处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中国传统观念，似乎是重团体，轻个人；重领导，轻群众。从来没有人的个体生命尊严，值得尊重；人人平等、平权，尊重每个个人，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等这样的观念。所以处置起人来，尤其是草野百姓，基层干部等，有时就更轻率了。再就是长期“左”的思想流毒未消。对“坏人”警惕性高，宁愿冤枉一个、甚至牵连更多的人，而不愿放过一个“坏人”。对人警惕多，关心、宽容、信任少。习惯保自己多，替别人着想少。如果都像小说《寻找包璞丽》中老将军那样想着别人的长处、好处，像小说《千言万语》中的徐勇连长那样，对战友的命运充满责任感，那就好了。如果真是承认“人是世界最可宝贵的”，可能对抗战时期的包璞丽，自卫反击战中的连长徐勇和连副方天荣，就不会是那种态度了。
感谢苏策在两篇小说佳作中，都提出了人的命运，“左”的思想细菌以及某些观念、体制的缺欠，对我们生活的侵蚀，对普通人命运的损害，这些理应引起人思考、关注的问题。
总的讲来，我觉得苏策的小说关心国家兴衰和人民大众的命运，以人民的憎爱为憎爱，直面现实、历史，代表了华夏正音，这是非常可贵的。
四
苏策的散文集《关肃霜之死》，是近20年他发表在报刊上散文、随笔的结集，其中有游记、杂文，有多篇精彩的怀人之作。更有一部分是苏策的自叙之作，可以当作他的简传去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