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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精心构思了她的故事，整篇作品的结构是由一个党史办的年轻人，采访四个见证人，随着情节的发展，人物凸显出来。第一个采访的是位老将军，当年参加松岭战役的老英雄；从老英雄嘴里了解到，真正的英雄是名不见经传的他的同时代人，那时非常年轻、来自遥远广东的一个不到20岁，能歌善舞的姑娘，她名叫包璞丽。是她甘愿牺牲自己，主动以歌舞转移了日军的注意力，掩护了部队，才有可能取得松岭战役的胜利。然而，她却被捕，成了日军俘虏。老将军带感情的叙述，说明他对包璞丽同情和肯定。第二个被采访的是老将军的夫人，她也是个见证人，那时是个保卫干事，正是一年后，包璞丽从敌人那儿逃出，回到部队，当年具体执行审查、监视她的人。将军夫人（那时还未与将军成婚），对她的看法不好，认为她可疑，曾经主张枪毙她，后来上级表示不同意，才改派她去敌占区考验她。老夫人觉得老将军年轻时爱过那女子，她不同意老将军对她的肯定。第三个采访的，是老夫人提供的线索，一个曾被俘，原是我军机枪班长后来被迫在伪军中混事的人，但这人仍保持着正直中国人的良心。他也是个见证人。为了和同难的包璞丽一起逃跑，在敌人逼迫下，他们曾假结婚。包璞丽逃出后，被自己部队派去太原，他曾掩护过她，后来又目击日本人追捕她。这个在解放战争中起义过来的人蒙政府宽大处理。全国解放后，他遂去太原寻找包璞丽的下落；又曾写信给部队老首长，即前述那位将军，见证包璞丽的清白，关心包璞丽的结局。这位前机枪班长是同情、肯定包璞丽的，为她辩护。第四位被采访的是当年敌工站长，他看不惯包璞丽，认为她问题很大，和一个伪军人员（指前述原机枪班长）混在一起，本身就是问题。后来又曾看见她出入舞场，和日本人、汉奸混在一起，更觉得她可疑，起码是堕落了，以后干脆同她切断一切关系。他认为包璞丽最后被日本人处死，也完全可能，因为“鸟尽弓藏”嘛。何况敌人内部也有很复杂矛盾，还“加上争风吃醋———”所以敌工站长对包璞丽是持基本否定态度。但包璞丽究竟下落如何，他也说不上来，只说“她确实是失踪了”。站长最后连批评带劝导年轻的党史工作者：“我觉得你们党史办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没有抓好。建军几十年，英雄模范数不完，你们不去采访，却花了那么多差旅费，跑到我这里来打听这个女人的情况。”
四位被采访者、见证人，对包璞丽的评价不一样，可以说是一半对一半。读者的判断似乎趋向老将军和前机枪班长，认为他们讲的比较真实，求是。但肯定有读者站在将军夫人和敌工站长一边。还有一个人物———采访者，党史工作者，第一人称的“我”，他无疑是同情包璞丽的遭遇、命运的，但心里也有点儿游移不定。他多么盼望明亮的包璞丽就站在阳光下，但时常有云雾遮盖她。一直到最后，他还想寻根究底：“啊，包璞丽，你究竟到哪里去啦？叫我好找。快说说吧，他们讲的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你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作者的最后叙述是：“一阵狂风袭来，沙子迷了我的眼———包璞丽的形象消失了，只看见太阳从云层中露出了脸，像是挂在树梢上的一个叹息似的灰白色的圆盘子。”
作家采取的是严谨的现实主义写法。小说是写人物的，他所塑造的五个人物（将军，将军夫人，前机枪班长，敌工站长，党史办青年）以及作品主人公包璞丽，都有其真实的个性生命及典型性。所写敌后环境，包璞丽和那个机枪班长被俘后的遭遇、命运，都富有真实的典型性。作家将女主人公，一连串的遭遇，及最后不清不白的悲剧命运，都留给人们去思考。作品的深刻性在于作者几乎是将情感尽量隐忍在自己心底深处，相当客观冷静地来面对历史和现实生活中深层的矛盾，以及人们的看法、歧见最终铸成的人的遭遇、命运的悲剧，包括过去参加抗战的热血青年包璞丽谜样的结局，今天也并非能完全避免的对好人的错误处置。这些都值得人们去研究、思考、探索。我觉得特别值得提出的是那像细菌一样常常侵害人们心灵，束缚人们正确行动的“左”的简单化（像将军夫人和敌工站长那样思维和行事的人，可能在我们生活中并不罕见），使人们在历史、现实面前，在事关人的命运这样重要的问题面前裹步不前，不能像真正共产党人那样，坚持实事求是。
硬汉子作家苏策（3）
我是随后读了作者寄给我的散文集中一篇散文《难忘余琼》，才知道小说《寻找包璞丽》女主角真有其人，就是作者在战争初期的恋人余琼。他的怀念文章更带感情，而他写这篇小说，也是希望“为她这个清白的冤魂作诠释”。但如前所说，作者采用的是严谨现实主义写法。即小说只通过作品的艺术形象提出问题，留给读者去思索、研究，而无须做出结论。而结论有时也无法做出来；这也并非一篇小说所要完成的任务。
《千言万语》这篇以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为背景的小说，堪称近年全国发表的中篇中的杰作。作家独辟蹊径，写了一个在一次艰难的山地作战中取得胜利后的年轻连长遇见的，他本人和有关干部、连队战士，“千言万语”，“说不清楚的”尴尬遭遇。这位连长徐勇的形象，被作家塑造得格外真切感人。
夺取敌人一个山顶高地的正面战斗开展前，徐勇的亲密战友、副连长方天荣奉上级命令，带领一支小部队穿插到敌人后边侧翼去。那条路，徐勇和方副连长曾去附近考察过，因地形艰险、复杂，难以通过，徐勇建议取消此次穿插。虽得到团长支持，却被上级否决。及至夺取高地战斗取得胜利，副连长方天荣率领的小部队却没有返回，甚至没有消息。不久敌方却广播了方副连长“投降”的“自白书”，讲得有鼻有眼儿，像真有那回事儿似的。由此上级有看法，波及到连队、徐勇，甚至团部。部队议论纷纷。徐勇当然不信自己的战友，久经战阵，那样一个实在的，积极参加战斗的人，会投降敌人。但是，敌人广播引起的风波，事态还在发展。指导员告诉徐连长，说团部说，不再派人来整理此次战斗胜利的材料；指导员劝他，“你可再不能替他说话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已经有人送来材料，说他平时思想就有问题，牢骚很多———他究竟是怎么回事，谁也不知道。上边对这件事很恼火。你听说了吗，已经有人在嘀咕，说你平时和他关系好———咱们小心别叫牵连上。”而友邻部队战士也跑来取笑连队，“你们连出了叛徒！”闹得本连战士和他们争吵起来。徐勇连长觉得要对连队的荣誉负责，要将方天荣事情的真相弄清楚，只有自己立刻去那现场。他去团部找团领导请示。团长原很欣赏方副连长能干，作战勇敢，他不相信他会出那事，但现在有点儿顶不住了。敌人的广播讲得太具体，方副连长爱人有病，她给他寄了件蓝色风衣，甚至连队情况，他们怎么能了解？关于方副连长牢骚多，几次申请转业回家，徐连长代他解释，那是因妻子残疾，需有人照顾。他也承认方副连长在这方面是有些问题。团长就讲，“按理说，投敌，他是不会的。可是，思想不开展，包袱重，遇到被俘情况，政治上就很难顶得住了。当然咱们讲实事求是，还不能光听敌人的。” 徐勇则说，“我总觉得，他投敌很蹊跷，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仍请求批准他带几个人，顺着那条路去看看。但团长犹豫了半会，终于告诉徐勇：“小伙子，你知道吗？上边打了招呼，不准你出去。”徐勇觉得像一盆冷水从头上泼下来，连打仗抢山头，也没有这般累。可是他仍坚持要去。最后团长透露了自己心里的话：“你以为你们连出了个叛徒，只有你们难过是吧？已经有人在议论着调换我和政委的工作了，你听说了吗？”与连里来的几个战士正在谈话的团政委就更严厉了，政委轻声对徐勇说，“现在你不能去那儿了。”徐勇说，“我知道，政委，上边有人怀疑到我身上了，可是我不去把他的问题弄清楚，对全连同志都没法子交代。”政委说，“可是，现在的情况是这样，方天荣平时和你的关系最好，是吧？”政委又轻声对着他耳朵说，“查他的问题，你还是回避一下好。就是为了避免闲话，也该注意点嘛。”团长却走上前去，对着政委耳朵轻声说：“我已经仔细想过了，派别人去真的不如他去合适。情况是非要马上弄清楚不可，不然，咱们两个都被动。我看你就允许他去吧。”政委反过身来对着团长耳朵说，“怎么是我不叫他去？你还不知道吗？”团长微笑一下，“说要审查一下徐勇的，只是一位首长的意见，不是决定嘛！”政委：“刚才师部打电话来，敌人又广播了，说方天荣讲，他一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