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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究小说艺术的短篇名家林斤澜（3）
将近一年之后，林斤澜发在《人民文学》1981年第9 期的《辘轳井》也是一篇成功的短篇佳作，我们将它发于该期小说的头条。这篇小说我很喜欢。因为《火葬场的哥们》我说多了，此篇只能讲一两句。这是一篇写北京郊区城乡结合部，一个拥有古老辘轳井田园风光、浇水种菜人家几十年的今昔变迁。作者一面是怀旧情浓，引起读者共鸣。的确在工业化进程中，我们有许多人丧失了自己自然状态可爱的田园，而不能不迁居，这是无可避免的过程。小说《辘轳井》中那可亲可敬的男女主人公就是这样的；另一面则是欢呼社会进步的这一进程，连作品中上了年纪的男主人公尤老师傅也参加进去了，找见了自己称心的新工作位置。作品同样是结构谨严，语言精炼、讲究，写作技巧高超圆熟，一瞬间集中了那样多的生活，真真实实的生活。而今回过头来看，像林斤澜上世纪80年代的这两个短篇佳作，进入那时的全国获奖短篇行列，应是毫不逊色的。只是那时评奖可能比较偏重推出新人，有的老作家作品难免有时被忽略。但好作品就是好作品，它们寿命长，不在意一时忽略。
斤澜这些写得最好的短篇小说，正像他自己所说：“这条道上的基本功，少说也有两事：语言和结构。结构有人借用日常用语———组织，也在理。这两事可磨性子，十年八年不一定见成色。非见成色，枉称作家。”这是斤澜多年短篇小说创作实践的甘苦心得之谈，是非常宝贵的。我写斤澜这篇拙文，也是有感而发。因为在我当小说编辑的那个三十年，我感觉，我们出来一大批写小说的作家，但像林斤澜这样在小说创作的实践中思考、研究和讲究短篇小说语言文字及结构等写作艺术的作家，虽然有之，但实在并不多。因之短篇小说的艺术水平比较高超，足供人反复欣赏之作不很多。恰在世纪之交，林斤澜出了文集六卷本，主体当然是他的短篇小说。我建议小说研究者和学写小说者，不妨认真阅读林斤澜的短篇小说，一定会有不小收获。
2004年6月3日完稿
（载《北京文学》杂志）
硬汉子作家苏策（1）
一
我大约是50年代中期知道部队作家苏策。1956年我主持《人民文学》杂志小说散文组工作时，很希望能刊登他的作品。那时他是一位随军进藏作家，已在其他兄弟报刊发表短篇小说，通讯报告等。不久之后，他果然寄来一个短篇。我读后印象颇佳，至少觉得它是一件艺术品，没有说教，创造了一个能让读者进入其间的艺术境界。然而这作品被主编否定了，主要意见是说它“没有什么意思”。现在不去评判主编和我对这篇作品看法上的是非。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对文学作品的鉴定，那时存在着“左”的思想，所以好的作品有时可能以“缺乏思想”或“思想性不强”而被否定。苏策那个短篇，因为年深月久，具体人物、情节我记不起来了。但对这篇有艺术味儿小说被否定，我似仍耿耿于怀，在1957年头几个月鼓励鸣放时，我给《人民文学》写了《百花齐放三题》短文（载该刊1957年5、6月合刊），其中第二篇“谈鼓励探索”，我说到，对文艺作品，人们往往看重和强调直接宣传效果，而对探索着用艺术形象来表现而不直接宣示“思想”的作品，则往往容易否定。就是针对上述情况讲的。苏策这位作家，从此引起了我注意。
二
苏策的创作和生活，似乎都不大平静。1951年，他在《解放军文艺》创刊号上发表一篇小说《小鬼与团长》，这其实是他在参加一次战役中经历的真人真事基础上写成的小说，也是新中国建立后他写的第一篇小说，却遭批评。批评者问道：为什么小鬼写得比团长突出呢？1957年，他在西藏军区文化部长任上，于西藏日报发表三篇短文《试谈清规戒律》、《业余作者向何处去》、《关于风景描写》，这跟反党反社会主义何涉？却因上级单位一个负责人说西藏军区“没有抓出人”，在1958年1１月，他被补划为右派。那时节，被划右派的人均被剥夺了写作发表的权利。因之我想向他组稿，已不可能。1961年，他因在艰苦的“劳改”中表现好，被摘除右派帽子。1962年刚恢复写作，于1963年在《鸭绿江》杂志上发表一篇叫《白鹤》的小说（故事讲的是北平敌伪统治时期，一位教员给日本宪兵队长送了一张齐白石的画，营救了两个工人），却引起轩然大波，被扣上“阶级调和”、“投降主义”帽子（我还记得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夕，中国“作协”内部编印的两册有问题的作品，亦将《白鹤》编入其中），他又不得不暂时搁笔。
我正式认识苏策，已是90年代中期，在北京一个朋友家中。他是一条魁伟的北方大汉，虽已七十大几，仍显身板硬朗，军人的直爽气质不减当年；古铜色的脸有如铜铸，大半生风霜写在这上面。不久我们就有书信往来，读他的书，有时也交流一点对文学现象的看法，我们好像神交已久。1998年下半年，收到他寄来的两册新书，一册是中篇小说集《千言万语》，一册是散文集《关肃霜之死》，均由“内蒙人民”出版。细读之后，好像已很了解他了，关于他的作品和他这个人，也有些感受要说。
三
先说他的小说集《千言万语》。
苏策在这部书的后记中说：“我一生中写了约三百万字作品，水平参差不齐。但我最喜欢的还是这本书中的几个中篇小说，它们全是我在新时期写下的，读者可以从这几篇作品中看到我的自由心态和艺术上的新的视角。”
我同意他上述看法。这六个中篇中，印象最深的，写得最好的，我认为是，发在《中国作家》上的《寻找包璞丽》、《当代》上的《臭棋》和《解放军文艺》上的《千言万语》这三篇。我想着重谈谈《寻找包璞丽》、《千言万语》两篇。
改革开放这十来年，尤其90年代以来，创作上的清规戒律和对创作的粗暴干涉及简单化批评，确实少多了，这对阅历极为丰富、创作上早有抱负的作家苏策，是一次思想的大解放。捆绑心灵和创作手脚的绳索消解了，作家获得一种自由创造的心态，那岂不可以在创作上刻意施展一番吗？像题材的开拓和开掘，过去鲜有的新的人物形象的创造、树立，苏策在《寻找包璞丽》和《 臭棋》这两篇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中，都做到了。《臭棋》使人想起若干年前的《白鹤》，都是以战时在特殊际遇下的中国人与有一定教养的日本鬼子（军人，前者喜爱下围棋，后者喜欢中国画）打交道并战而胜之为题材。但《臭棋》比《白鹤》艺术更讲究，更细致深入，正、反面人物形象刻画也更鲜活。本来在战争中，我们跟凶残、野蛮的日本法西斯野兽斗争，是非常艰巨、曲折、复杂的，而斗争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这在凡是经历过这样斗争的人们中，本是很容易理解的。敌人也是非常复杂、多样的个性，而并非像某些舞台、银幕作品中那样脸谱化，千人一面（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日本鬼子，不见得比没有文化的，更不凶残、狡诈。只是每个鬼子个性千差万别罢了）。这在今天的读者，也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在过去文艺创作上人为清规戒律盛行的年月，谁要写个有点文化教养的日本鬼子，那就犯忌了，不批评你是“美化鬼子”，才怪哩！至于战俘题材，写自己人被敌俘虏，并写战俘在敌营中艰难的生存环境，那更是犯忌的。记得60年代苏联作家萧洛霍夫写了一篇动人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是写一个曾被德军俘虏的红军军人在战后艰辛的处境。中国译介并放映根据小说拍摄的影片后，文艺界负责人周扬曾在一个讲话中说，这个作品是“政治上的和平主义，思想上的人道主义，活命哲学，艺术上的自然主义。”这是因为，也许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对当过敌人俘虏的人的处置，都太严太“左”了。既不如我们的先人，如汉朝对待曾在敌营九年娶妻生子的张骞，汉武帝对他的评价是实事求是，认为他“持汉节不变”，而继续信任，用他。也不如西方国家，如法国，有威望的密特朗总统，就曾是战俘并为了地下抗德的需要而在维希政府里待过。这扯得似乎远了，其实我要说的是苏策两篇以过去战争岁月为背景的小说新作，都以被敌人俘虏和被敌人俘虏过又回到自己队伍的人的遭遇、命运为题材并以他们做作品主人公。《臭棋》写的是养病中不幸被敌人俘虏的一个八路军军分区富有一定经验的敌工科干事，在敌营里以不得已的方式，包括审慎地下围棋（两人都是中国围棋的爱好者，曾将棋艺用于战争的攻防、拼杀之中），同敌人作曲折、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成功地掩护了部分同难战友胜利逃出；而他自己，最后在精神上，包括棋艺上完全压倒敌人并壮烈牺牲。这是一位英雄烈士，作者成功地完成了这个真真实实英雄人物的塑造。不论是对敌方人物栗本少佐或我方主角孔志友，其典型环境、典型性格描写之逼真，细节之准确、丰满，心理刻画之细腻，艺术构造之完整，使人相信这是个真实的故事。我甚至曾设想，这是否有作者亲身经历的影子？其实作者在战争中虽历尽艰险，但并没有被俘过。
硬汉子作家苏策（2）
《寻找包璞丽》这篇，是作者精心构思的一篇力作。我读着，完全被十七八岁年纪，从广东到遥远北方来参加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年轻姑娘包璞丽，其活跃、美丽，光彩照人的青春个性；以及小说扣人心弦，出人意料又在意料中的事态、故事发展所吸引。随着作品情节进展，女主人公无可避免的悲剧命运愈来愈确定，悲剧的氛围越来越浓郁，我的心趋于沉重。。严酷的战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