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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话吧：〃列宁主义要求党在一切重大的问题上，由适当的集体而不由个人作出决定。……个人决定重大问题，是同共产主义政党的建党原则相违背的，是必然要犯错误的。只有联系群众的集体领导，才符合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才便于尽量减少犯错误的机会。〃
还应指出：苏辛涛这样说，也是为了对官、孟把个别省委委员、甚至个别省委委员领导下的干部等同于省委的看法表示异议。他们在争论中一直说，1_9_5_6_年春的纯业务、纯技术的农村宣传是〃省委意图〃。但是，即使不用这年春省委关于农村工作的众多文件中反复强调的必须以〃抓好思想发动〃是做好工作的〃关键〃的指示相对照，只按照他们惯用的从稿件来源作辩护的方法来看，也足以证明这条所谓〃罪状〃的诬蔑性质。孟树德在1_9_5_6_年7_月的争论中用这种方法来说明这种宣传是来自〃省委意图〃时，所举十九篇纯业务、纯技术长文，除了五篇是省委农村部送来的以外，其余十四篇，就分别由农业厅和地、县、区、乡的党政机关送来。不仅这样，孟在这次争论中还说：〃不是省委委员〃的人，只要他的工作是省委分配的，〃他的意见也就应该是代表省委的意见〃。这难道不是荒唐么？
三、关于所谓进行〃反党宗派活动〃的具休〃罪状〃与事实。
在这部分所谓具体〃罪状〃中所提到的史实，虽然作了极大的歪曲和篡改，并反复地把与省委的决议和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的指示相反的周惠的个人意见说成是省委的意见，但也不得不依照时间先后提到了如下一些真史：①1956年春末，编委会经过长达17小时的争论，最后一致通过了《关于改进农村工作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②同年5月，读者来信部和农村部按照官健平的《关于开展改进报纸工作运动的动员报告》所布置的方式之一，举办了大小两个展览会。③同年7月，按照省委指示，召开编委会展开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争论告一段落后，苏辛涛按照包括官健平、孟树德在内全体编委的要求，把他在编委会上谈过的意见，写成以《统一认识，行动起来》为题的长文。④同年11月，包括官健平、孟树德在内全体编委开会，一致推举傅白芦、蔡克诚、李冰封、袁家式四人起草一份〃不谈过去，只谈今后〃如何改进报纸的方案（李参加一小段后就被调离报社）。⑤同年12月，我们在省级机关干部大会上从周小舟口中得知，周惠在会上对我们的批评〃决不是省委的意见〃后，我们也置之不理。⑥1957年3月底，苏辛涛从北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回来，看到官健平在苏辛涛离湘之日抛出，在家编委除孟树德外皆不同意的《意见》后，觉得官健平的《意见》与这次会议的精神出入很大，也表示不同意，并请大家等他传达完会议精神后再讨论官健平的《意见》。⑦同年5月中旬末，苏辛涛在省委扩大会议上，请示本报何时和如何贯彻执行这月14日《中共中央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时，周惠曾抢先提出不得批评农业生产等五项原则，但周小舟作总结时只说：要认真全面地按照中央这一指示办。事后，本报也就先后发表了几篇有关党外人士鸣放的报道。⑧整风、整风鸣放两个时期和反右派开始时成立的特设办公室正副主任，也按常规，都由编委公推官健平、蔡克诚分任，并皆得到省委批准。1957年7月，周小舟奉命到青岛参加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后，未经编委和省委的讨论，周惠就把蔡免职，把蔡的副主任职务交给孟树德。⑨整风初期，按中央和省委规定召开党支部大会讨论如何整风时，到会的人除官、孟外，都要求公开一年多来的争论，经请示省委得到同意后，就印发了《争论集》第一、二两辑。⑩1957年5月底，周小舟亲自对苏辛涛说：周惠在高山乡召开的干部大会说报社的问题是〃匈牙利事件〃，他决不同意。因此，我们对周惠这一诬蔑也一直采取反对的态度。这些真史，有哪一件是违反了党的组织原则的〃党内宗派活动〃？
还应指出的是：在争论过程中不按党的组织原则办事的现象确是常见的，但不是出自我们，而是出自周惠和官、孟。这种史实，除前面介绍过的，由官、孟主管的1_9_5_6_年3_月的农村报道严重背离了当时要执行的党中央和省委文件，周惠1956年11月和1957年5月两次对我们的攻击皆被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否定，周惠在1957年5月的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的对农村工作不许鸣放五项原则，既违反了党中央刚下发的指示，又被周小舟作总结时所否定外，仅就《争论集》所收双方的言论，特别是第二辑所收傅白芦、王秉乾、杨德嘉的《说明》来看，官、孟这种言行就还有：①官批准将1956年4月《编委会关于农村工作经验与技术宣传的决议》上报下发后，又说他本来不同意。②官在争论发生后，就把方针性的争论说成是〃人事纠纷〃，把大家不同意他和孟的报道思想的意见，说成是对他们进行〃围剿〃，使他们陷于〃孤立〃，并暗中对个别的编委进行了所谓人事〃调整〃。在争论期间，邓钧洪、李冰封先后被调离报社，柏原被派往中央党校学习，苏辛涛被派往省委党校自学，显然皆与这种所谓〃调整〃有关。③官在1_9_5_6_年夏的改进报纸工作运动中，两次代表编委会对干部作动员报告时，都同编委会在事前通过报告的内容唱反调。④官、孟在编委会和其他编委一致通过，要苏把《统》文的原始发言，改用编委会的名义写出来，经编委传阅、讨论、修改通过后，推举一编委用编委会的名义向下报告，以结束长期陷于自流的改进报纸工作运动，但事后又食言，苏把《统》文写好交官后，官不仅不让编委传阅，而且送给周惠，周惠则要唐麟长期密藏起来。⑤官的《关于去年（1956年）改进报纸工作运动所争论的几个问题的意见》长文，已在1957年3月苏出席全国宣传工作会议前写好，但却秘而不宣，硬留到苏离湘之日才抛出来，要在家编委赶快传阅、讨论、通过。后来听了苏对会议精神的传达，又强行收回，不让讨论。⑥《争论集》所收双方发言，省委本规定任何人都不准做任何改动，但官、孟却擅自改动了他们的发言。等等。
最后，还应指出：争论中的是非，在反右派中完全被颠倒后，带来的恶果，不仅使本案的蒙冤者长期受苦受难，甚至家破人亡，而且还使本报在往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时断时续地受着这种被颠倒了的是非所左右。其中，把省报的使命仅仅归结为〃只宣传省委意图即得〃，特别是把个别省委委员与中央和省委决议背道而驰的意见也等同于〃省委意图〃，危害尤其严重。正如80年代初，以毛致用为首的省委一再检查过那样：在1978年，当全国报刊都展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反对〃两个凡是〃的宣传时，唯独本报不搞。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拨乱反正政策，本报也有一段时间没有及时联系本省实际展开宣传。
争论中的是非之所以在反右派中被弄颠倒，打击面之大又骇人听闻，蒙冤者所蒙的不白之冤在所谓〃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又一再加码，直接原因，当然是由于周惠在周小舟1_9_5_7_年7_月离湘到山东青岛出席中共中央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后，就公然否定了省委在这以前批准的编委会关于办报方针的争论是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决议；并且不经编委会研究，就撤销蔡克诚的反右派办公室副主任的职，还使他成为本冤案党内第一个被批斗的人。但是，最根本的原因，则是由于这期间党的主要领导人毛泽东背离了党的八大路线。1_9_5_9_年夏末秋初，在庐山召开的党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党的八届八中全会时，更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组织原则，并把阶级斗争从党外扩大到党内，硬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敌对阶级生死斗争的继续〃。接着而来的〃文化大革命〃更把〃左〃倾错误推到顶峰。《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说得好：〃'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错误领导发动被反革命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在〃反右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左〃倾错误越来越严重，加上我们这一冤案又是周惠利用周小舟离湘的时机制造出来，所以，1959年秋末，周惠在长沙协助新的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指挥批斗周小舟时，自然趁机把本案受害者打成所谓〃彭、黄、张、周集团〃在湖南的〃墙脚〃和〃台柱〃。在所谓〃文化大革命〃中，又把我们定性为〃专政对象〃，也是势所必然。
只有到1978年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通过实践去认识、检验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果断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口号之后，冤案才得以平反。当年新湖南报所划5_4_名右派，全部得到改正。
总之，本案所经历的曲折过程，同党、人民和国家在同一时期所经历的曲折过程是完全一致的。它充分说明个人的命运和党、人民、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因此，回顾本案时，也就不必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和恩怨，而应该以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于历史问题的决议》与本案有关的历史的分析，七大以来历届党代会通过的党章有关党的建设的规定，特别是党的十五大通过的党章所规定的〃党的建设必须实现〃的〃四大要求〃（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坚持民主集中制〃）为指针，对本案的曲折过程作出实是求是的分析，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是非和经验教训，以供后人借鉴。
附记：
苏辛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