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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实是求是的分析，弄清它的来龙去脉、是非和经验教训，以供后人借鉴。
附记：
苏辛涛同志的文章早在去年就已寄来，以后他一直关心本书的早日面世，曾多次来信，表示愿意多出资，支持克服各种困难，并嘱咐书出以后，多寄几本给他，分送亲友。由于种种原因，本书迁延至今方才排印。前不久，得到他儿女的讣告，他因患肺癌，已于今年2_月2_0_日在北京不幸逝世，终年8_4_岁。噩耗传来，我们不胜悲痛，在此表示深切的悼念。他坎坷的一生，也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悲剧。
刘皓宇2000年4月
柏 原长夜漫漫终有旦时
1956年，我在新湖南报（后来改名为湖南日报）任编辑委员；1956年8月底，我经过考试和审查，奉命到北京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1958年被划为右派，是因为1956年在党的会议上按照〃百家争鸣〃的指示提出了不同的工作意见。还有，我不该写日记，更不该老老实实地把它交出去。
1957年冬天，北京的干风像刀子一样割脸，回到长沙，又感到阴寒砭骨。大概是我的心情异常的缘故吧！走进报社，遇见的人大都拿眼睛看看我，有的点一点头，匆匆走开。我体会到什么叫〃道路以目〃了。回到家里，四个孩子照样嘻嘻笑笑，问爸爸给他们买了什么东西。他们都很小，大的才六岁。妻子强作欢颜，却掩不住满腹愁肠。向我叙说了反右的情况之后，要我稍为休息一下，去见一见官健平和孟树德，现在他们独揽大权，划谁的〃右派〃，不划谁的〃右派〃，两人说了算。
第二天我到了官健平家，孟树德也在那里。官健平拉长着脸，孟树德则笑嘻嘻地端详着我。我刚坐下，官便开门见山地问：〃听说你到北京去向中央告了状？〃
〃没有。〃我把党校征求意见的经过说了一遍。
〃有人说：你告到了中央宣传部。〃
我否认了，官健平仍旧咬住不放：〃你实际上向中央告了状。〃
孟树德接着派定我的罪名：〃你是邓苏右派反党集团骨干之一，这是早已确定了的。不过，你去北京一年，他们有的活动你没有参加也是事实。我们想，对你处理比李冰封还轻一些，就要看你的交待情况如何了……〃
李冰封也是编委。56年编委会争论的时候，他在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不在报社。5_6_年秋季，他毕业后回到报社，关于办报方针，他和多数编委是一致的。
从官健平家里出来，我心里似乎踏实了一些，自以为摸清了他们的底。原来，他们最恨的是我〃向中央告状〃，这不能构成什么罪名。党章有规定嘛，共产党员有权〃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何况我还没有告到中央去。事实证明，我太天真了。岂不知权力大于一切！〃莫须有〃可成罪名。
我蹲在家里把我在争论会之外的有关言行写了交出去，要写的本来不多，写完了就闭门读书看报。没有人登门，我也不去给别人添麻烦。这样过了很久没有动静，我猜想是社里要打击的对象太多，官、孟腾不出手的缘故。新年过后的一天，忽然黑板报上发表了一篇骂我的稿子。给我派了个头衔〃邓、苏反党集团的军师〃，说我起了〃摇鹅毛扇〃的作用。想不到竟这样抬举我。不过，它是个信号，表明快要对我开刀了。果然，没隔两天，反右办公室的专干曹田寿就来通知我：晚上开我的批斗会。
自参加革命以来，我参加过不少的批判斗争会。过去都是批斗别人，这一次是我第一回挨批斗了，心中说不出的苦涩滋味。不知是否有人研究过批斗会的发展史，它好像来自苏联。在苏联的某篇小说中，它的借代称呼为〃往中间站〃。凡是被某种权威认定犯有某种错误或罪过的人，就让你站到一伙人的中间去，接受批评、审问、辱骂，甚至于……你只有认罪认错的份，没有辩护之权，否则，轻则说你〃态度恶劣〃、〃极不老实〃，重则招来更猛烈的批斗，严厉的惩罚。这种方式相沿成习，成为革命队伍里的家常便饭，不是今天你批斗别人，就是明天别人批斗你，结果无一得以幸免。这种办法实质上是 _以革命名义掩盖的一种威慑手段，在威慑之下，可以诬人，也可以自诬。仔细想来，它实在太不文明，绝无好处，跟马克思主义毫不相干。拨乱反正以后，它基本上被废止了。可是，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代，它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重要手段。这些是我事后的想法，当时顾不得想这些，只想如何度过跟前的严关。经过若干政治运动，我也学了些〃经验〃。我知道，万一不幸当上了批斗的对象，绝对不能硬抗硬顶，也不要违背事实乱讲一通。比较稳妥的办法是所谓〃大帽子底下开小差〃。咬着牙忍耐，熬到运动后期，照例有个复查阶段。虽然会给你作个带尾巴的结论，说你不是一点问题没有，终究不至于吃大亏。我当时就是这样想的。我不再大言〃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了！
这天，妻子好似送我上刑场一样，煮了两个荷包蛋给我吃。她说：〃不晓得会要开多久，你要保住身子。〃千嘱咐，万嘱咐，劝我多多忍耐。〃态度要好一些，人家怎么说，你也别发气。〃
批判会会场设在办公大楼的会议室，打从北京回来，我还没有到过。室里室外和走道上挂满了大字报，白茫茫的一片，好似追悼会的挽联，透出一种阴森森的气氛。会议室里坐着大约二十来个人，都是熟悉的面孔，现在冷冷地对着我。我被指定坐在预定的椅子上，出乎意料，没有让我站着。大会宣告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发言，讲些什么，现在记不清了，反正就是扣各种各样的帽子吧！我明白，这都是领导人布置好的，谁参加，谁发言，讲些什么……都经过审查批准的。发言人多数是奉命行事，发一些违心之论。少数人想藉此立功，极力做出立场坚定、爱憎分明的样子基本上，都在做戏。想通了，倒也不去计较。然而，此刻戏正在上演，我又是其中的反面主角，不得不虚应故事。我埋头恭听，持笔速记，表示在认真接受批判。会开到最后，照例由批判对象表态，我也说了几句，表示将进一步深刻反省。
严关就这样过来了，没有再开批斗会。我猜想，大概在官、孟他们的账上，我的一笔已经清算好了，无须多费力气。其实不然，过了一向，又是那个曹田寿找上门来。二话没说，就问我：〃你记了日记没有？〃突然提出，我思想上毫无准备，就习惯性地按照对党忠诚老实的原则，毫不迟疑地回答〃有〃。因为我当时的心态，官、孟也好，曹田寿也好，都代表党组织。曹田寿沉着脸说：〃你拿来，我们要看看。〃我马上取出没有用完的一本给他。
1958年1月24日，内部刊物《新湖南报人反右斗争专刊》以四开大小、三个版面刊登了对我的〃揭发和批判〃，其中《柏原反动日记摘录》占了一大半篇幅，标出的主题是：
〃看起来柏原一本正经，高深莫测，骨子里却是个反动透顶的右派。〃
副题是：
〃他针对李冰封调往省委一事竟在日记里写：'党，党，多少坏事假汝之名而被实行之！'〃
原来孟树德正感到我的材料不足，难以写罪状的时候，得到这本日记，大喜过望，马上亲自动手从中摘取了一些片断，用以证明我〃反动透顶〃。他模仿反胡风时公布胡风往来信函的样板，也加了一些编者按，企图引导读者。摘录的这部分日记，反映了我对当时国际国内形势的看法。我认为，无论苏联、波兰、匈牙利也好，中国也好，中心问题是个民主和专政的问题，党内国内缺乏民主，以至脱离群众，产生了种种弊端。我认为按照恩格斯的教导：〃应该解放思想〃、〃不相信一切神圣的东西〃。（《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摘录》很长不便照抄，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到湖南日报社和省档案找到）。
李冰封的调动是怎么回事呢？
李冰封是《新湖南报》编委会成员，报社派他到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进修了两年，于1956年夏季毕业回到报社。第二年春，省委组织部调他到省委办公厅做一般行政干部。他热爱新闻工作，1948起他在东北冀察热辽《群众日报》开始作编辑。北京解放以后，他参加了《人民日报》工作。1949年南下到湖南，为《新湖南报》创办人之一，至今已有十年的报龄，可称老报人了。他刚从中央党校深造回来，正想发挥专长，为省报作出贡献，上面却要调他去做不需专业知识的行政工作。因此，他向部长陈述意见，请求不要调走。部长承认他讲的理由，说花十年功夫培育个新闻干部确实不易；但是，简单地一句话回答：〃这是党的需要，你得服从。〃李冰封与我是多年共事的知友，他心中苦闷，便写信向我倾诉。他认为，报社编委会正待加强，却把他调走，他怀疑是官、孟排除异己的计谋，因为他赞同多数编委的办报观点。来信要我打听什么地方需要新闻干部。我和北京工人日报社联系，那里立刻表示欢迎，请他去任编委。我写信告诉李冰封的时候，他因被催逼不过，已到省委办公厅报到了。我很为他不平。联想到党校同学谈过某些领导干部假公济私、腐败专横的事例，不胜气愤，遂发出了〃党，党，党……〃的呼喊。
《柏原反动日记摘录》发表以后，我在报社〃右派〃当中，有点一鸣惊人的味道。那时我们一伙几十个〃右派〃被编成劳动队伍，每天去清垃圾，扫厕所，运大粪，支援郊区菜农，大家天天见面。有的人就笑着对我说：〃你那句'党，党，党……'也确实够厉害的。〃〃够厉害〃什么意思？我体会，是说可以构成大罪。事过若干年，他们才讲真话，认为我那句话没有说错，过去没有错，现在也没有错；只是不该写出来罢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