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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上班不久，我正写一篇元旦社论，人事干部唐容尧突然找我，说：〃有一件事要找你一下。〃我问：〃不要好久吧？我这里还有好多稿子待发哩！〃他说：〃不要好久。〃我随他到隔壁会客室，刚坐下，他说：〃市委宣传部接到新湖南报的来信，要调你回去。这有两种可能，一是工作需要，一是回去检查错误。〃我一听这话，心里像一块石头落在井里，预感到凶多吉少。因为在此之前，我已听说新湖南报反右斗争正在补火，已经抓出三十多个右派，还要批判右倾情绪、温情主义继续抓；我因为在鸣放中对官健平、孟树德的办报方针提过意见，受到批评，但心想已经调出，该已过关，此刻莫非又要抓回去批斗不成？至于工作需要，我这个小萝卜头，在报社不算什么，哪有已经调出又要调回的。我只好沉住气，硬着头皮说：〃有错误当然要检查嘛。〃接着问：〃什么时候走？〃他说：〃现在就走。〃这一晴天霹雳使我不知所措，我来不及收拾书籍文具，回到寝室把被子一捆，便搭火车直奔长沙了。
从株洲乘火车到长沙只需一个多钟头，但我心事重重，像悬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旅途时间有如两年。
车到长沙，出站后我便迎着呼呼北风直奔新湖南报社。刚进大门，见墙上贴满了标语： 〃克服右倾思想，温情主义，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敌人不投降，坚决消灭它！〃整个报社充满了火药味。原来认识的人已不打招呼，用冷眼斜视着我，许多好友也都不见了。到了二楼，那黑板报上斗大的标题写着：〃把隐藏在周小舟同志身边的暗探挖出来！〃〃易子明是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我来不及仔细观看，快步走到人事科前去报到。人事科长彭心耿总编辑官健平的老婆见我回去后冷言冷语问我：〃你的组织关系转回没有？〃我说：〃还没有。〃她说：〃那你就去转组织关系吧。〃 我正打算出去时，她又改变口气说：〃组织关系我们代你转算了。明天是元旦，休息三天，到四号，你去找孟树德同志。〃
我回到了家中，母亲见儿子回来了，十分高兴，问：〃这次是调回的么？〃我不能正面回答，只好〃嗯〃了一声，她说：〃调回就好，我身边有个依靠了。〃她哪里晓得儿子正处于厄运之前呢？这三天假期，我哪有心去休息，哪里也没有去，只是闷闷不乐地守在家中。
到元月四日，我走到孟树德的家中，他正在喝茶，见我去了，没有起身，慢条斯理地说：〃刘皓宇，你回来了。〃我应了一声，他接着问：〃李均、严伯嘉都划了右派，你知道吗？〃我回答：〃不知道。〃他便说：〃调你回来是这样：前段你的表现很不好，后段有所转变，你要考虑自己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向你交代政策：你的问题，交代比不交代好，早交代比迟交代好，交代彻底比交代不彻底好。你回去先写揭发，后写检查。去吧！〃就这样几句话，我一生的命运便被他定下来了。
当时我想不通：以前，我对工作提出一些批评意见，完全是为了把报纸办好，没有半点私心，怎么会与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猖狂进攻联在一起呢？党中央开展整风运动，是为了克服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我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响应党的号召，难道错了吗？官健平来报社后，不深入实际，不钻研业务，光靠原则领导，把报纸办得死气沉沉，读者意见很大，难道也对么？自己想不通，但处于高压之下，不能不检讨，只好硬着头皮写。
一次，我碰到严伯嘉，他说：〃我们的问题严重呀！你要提高认识，要提高到追求资产阶级大民主，追求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狠挖灵魂一闪念上来认识。〃当时我对〃大民主〃、〃个性解放〃都不大懂，实在没有东西可写，迫不得已，只好找来《新湖南报人反右斗争专刊》（这是一张专登新湖南报右派罪行及检查揭发的小报）一篇篇看，只要挨得点边上，就往自己头上生搬硬套。自己糊里糊涂，以为真是犯了很大的错误。
我在写检查时，报社的批判会一个接一个地开，右派抓出了五十个以上。反右专干湛长庚连连催我快交检查，当我花了一个星期将检讨写好交上去后，只在工商部办公室开了一次所谓的批判会，便把右派帽子给我戴上了。当时开会批判的人，说不出什么事实，杂乱无章地这个一句那个一句：
〃你检讨中只说了些鸡毛蒜皮的事，既没有触及灵魂，也没有交代清楚自己是如何充当邓、苏集团的走卒的。〃
〃你平日好似积极，其实是假的，一到鸣放时期，以为时机到了，便跟着邓钧洪、苏辛涛他们猖狂反党反社会主义了。〃
〃你必须交代自己的思想根源和社会根源。你既钻到党内右派集团里面，又和党外右派集团打成一伙，你是脚踏两边船。〃
会开了不到两个钟头，主持会议的尹岳钟便宣布散会了。我以为还会要开会批判的，不料过了几天，反右斗争专刊上登出一篇所谓刘皓宇的罪行。那篇罪状，满纸东拼西凑，有的是捕风捉影，有的是无限上纲；有的是扣大帽子，甚至是歪曲事实、无中生有的东西。
这时报社十二个编委中八个打成了右派，工作人员一百四十多人中划了五十四个右派分子，占三分之一强。连划为中右的二十多人加起来，打击面达一半以上，几乎将骨干力量全打光了。这样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是骇人听闻的。
梦之由
在1955年，我调到新湖南报驻郴州专区记者站任记者。这一阶段，我工作积极，对当时祖国大规模经济建设满怀热情，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写了许多反映建设新气象的报道，得到了编辑部的好评。内部刊物《新湖南报人》上还载文称：从我的报道中听到祖国前进的脚步声。在1956年，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解放以来的历次运动中，我都是积极分子，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向哪里。谁知就在我入党之际，报社领导层在改进报纸工作中出现了两种办报方针的争论：以大多数编委和编辑、记者为一方，根据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的决议》精神；_认为报纸应该执行〃联系实际，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办报方针；以官健平、孟树德为一方，却坚持报纸的办报方针只要〃联系实际，贯彻省委意图〃便行，既不要贯彻中央的方针，也不必反映群众的生活与要求。在处理中央与地方、政治思想与经验技术、中心与一般、领导与群众等关系上双方存在着尖锐的分歧。1956年3月份，报纸上以大量的篇幅刊登长篇累牍、枯燥冗长的农业社三包定额的办社经验，如积肥挑草皮多少计多少工分，犁田几类牛犁几类田计多少工分等。这些经验既不先进，也缺乏思想内容，甚至连土产公司收购土特产的价格广告也当作新闻登在一版头条。这时多数人认为报纸宣传的应是先进经验，在宣传先进经验中应该着重宣传其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而不应不加选择地刊登烦琐的、不成熟的经验技术。因此在争论中和鸣放中，大家对这些稿件提出了批评。谁知这些稿件是官健平从省委某个部门拿来，是周惠书记要登的，还要用碗大的字做标题。由此官健平从中挑拨离间，说报社多数同志是反对省委、反对周惠，而多数编委和干部执行的办报方针被定为资产阶级新闻路线，以此划线便打了一个庞大的党内以原社长邓钧洪、副总编辑苏辛涛为首的右派反党集团。
我并没有参加争论，也不知道上层的分歧，只是觉得中央《关于改进报纸工作决议》、老社长李锐、朱九思的办报作风和以前自己所学的新闻理论并不如官、孟所说，而以前新湖南报在全国报刊中是算办得好的，它的报道屡受人民日报表扬，这样，自然而然对官、孟执行的那套办报方针格格不入了。我完全是从办好党报出发才发表自己的意见的。
由于周惠、官健平、孟树德掌握大权（周惠派官健平、 孟树德来就是为了改组报社），利用反右派斗争之机，把他们错误的办报方针说成是正确，而把报社大多数编委、编辑记者的正确意见说成是错误，又以人划线，颠倒黑白，因而无中生有地制造了一个反党右派集团的大冤案。我也因赞同多数编委的意见，在被调出后又抓回扣上右派帽子，打成以邓钧洪、苏辛涛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小丑、应声虫、爪牙。（另外还打了个党外同人报集团和一些零散的右派近二十人，也都是〃莫须有〃的。）
到1958年4月26日，报社宣布对右派分子的处分，我受到严厉的处分：开除党籍，撤消原有职务，降任待遇较低工作，由行政十八级降到二十三级。在开除党籍的支部大会上，孟树德神气十足，把我们被划为右派的人，比做有毒的种子，不论撒在哪里，都会开出有毒的花，结出有毒的果来。还说：〃给你们戴上右派帽子下去劳动，比不戴帽子下去对你们的改造更加有利。〃真是血口喷人，强词夺理。
从这天起，我就开始了人生中受人歧视、颠沛流离的漫长厄运了。
漫 漫 长 夜
这时，我由人变成了鬼，由一个共产党员变成了阶级敌人，被划为五类份子，下放南县农村劳动改造。我在南县农村 _戴着右派帽子作过田，喂过猪，看过羊，放过鸭子，守过西瓜地，经过劳动的磨练由肩不能挑到能挑一百五十斤重担；还当过给公共食堂绘宣传画的画匠师傅，做过酱菜，给公社酱食厂设计过商标，参加过五类份子集训，学了推拉疗法给农民治过病，当过兼差的理发匠。在〃过苦日子〃时得了水肿病，吃过老鼠、青蛙、野鸡蛋和蛇，还吃过细糠与野菜等，我被命令独自一人在寒冬半夜冒着北风跑二十多里路去送通知，又曾因衣服破烂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