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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和蛇，还吃过细糠与野菜等，我被命令独自一人在寒冬半夜冒着北风跑二十多里路去送通知，又曾因衣服破烂被当成外流犯关过牢，可以说人间苦难的各种滋味都尝到了。有一次开渠道时，险些被铁锹削掉脑袋，送了命。后来转到湘阴劳动，到1961年，终于在湘阴省直属机关农场摘掉了这顶压在头上有千斤重像鬼魂般的右派帽子。
当时我自认年轻，觉得回到了人民的队伍仍大有希望。没料到我回到报社向人事科汇报时，彭心耿皮笑肉不笑地拿着个《支农证》对我说：〃现在国家困难，你们已属编外人员，您要体恤国家经济困难再去支农，头年满工资，第二年发工资一半，第三年自食其力。〃我听她这么说，心想：人事干部怎么是这样做人的工作的，你还嫌没把人整死。既然国家有困难，为什么你不去支农，而要我们这些在乡下吃尽苦头，滚了几年的人又去务农为生呢？我即对她说：〃我是在城里长大的，乡下没有落脚之处，也没有力量靠作田为生，这个我要慎重考虑。〃她见我没驯服她，便把脸一沉，恶狠狠地说：〃那你就回农场等吧！〃当时我作了最坏的准备，决心不再任她鱼肉了，为此曾在街道上背过水泥，试着靠卖劳力为生，还打算学中医。后来她把我和易子明、罗印文三人分到衡阳地区，要我们马上前去报到。这时已经 _是春节前夕，我们要求在长沙与家人团聚后再去，她不同意，威胁说：〃如果你们不立即去，衡阳那边不接受，我们就不负责任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自己打商量：罗印文因没有家在长沙，他同意先去，我与易子明便请他代为请假：答应过了春节马上去衡阳。事实上，所去单位衡阳日报通情达理，同意我们请假，彭心耿却故意刁难我们。这是我摘帽后第一次尝到的回到人民队伍的滋味。
分配到衡阳日报后，我积极写稿、组稿、评报，重新振作起来，满腔热情地工作，谁知摘了帽子跟没摘帽子一样，又成了〃摘帽右派〃，内部控制使用。别人时时暗中盯着自己，所改的稿子被人怀疑从中捣鬼，渲染阴暗面；积极评报，被说成是翘尾巴。1962年贯彻阶级路线，又把我从报社调到衡阳市四中教语文。
我明知从报社调到学校，是认为我不适合在要害部门工作，给出路。但我还是硬着头皮从头学起，力争当好教师，把愉快寄托在学生的成长上。可是在学校里我又成了反面教员，一有风吹草动，就作为〃死老虎〃抓出来批判；我当时还没有结婚，市里召开教师奸污女学生的宣判大会，次次都要我去受教育；学校里发现了反动标语，首先怀疑是我捣鬼；我用个二极管收音机收听本地广播，被认为在偷听敌台，有人竟暗中将收音机的二极管摘掉了。学校党支部书记不点名地说：〃有些人偷听敌台非常巧妙，拿了二极管躲在床上听。〃在教学研讨会上，我成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被重点批判的对象；上课时因为学生听说我是犯了错误的人，总找我的岔子。当时宣传〃两尺宽的讲台，阶级斗争激烈〃，我又成了利用讲台放毒、被批判的对象。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首先被作为〃小邓拓〃抓了出来，关进〃黑魔之巢〃，门边贴着侮辱性的对联：〃洞小鬼大，鬼小怪多，岂有此理；豺狼虎豹，鬼叫狼嗥，梦想翻天。〃学校开餐时，我们要列队趴着青蛙腿唱牛鬼蛇神歌，平日要挂牌子、戴白袖章，让学生轮班批斗；关着的时候还要〃牛鬼蛇神〃教师互相殴打，而那些造反派学生站在一旁大笑。有一次，红卫兵把我拖到煤堆上架着凳子用锄头猛地往上挖，顿时打得我晕头转向，耳朵嗡嗡叫；又一次，十二月天把〃黑鬼们〃关在楼梯弯角下面，从上面倒冷水，淋得一身透湿，还不准换衣；就在1968年9月24_日那天，高司派红卫兵逼着我在水泥地上磕两百个响头，磕得头上长包，真如长了角一般。别人学习毛主席著作老三篇，我们 〃黑鬼〃却要学习《敦促杜聿明投降书》、《南京政府向何处去》，把我们比做杜聿明与南京政府，还得谈心得：如何投降，往哪里去，真受尽侮辱。此外，我被迫整天干拖 _板车运砖、种菜、砌墙等重体力劳动，而口粮只有二十七斤。
当饿得发慌时，只好捡学生吃剩扔掉的馒头充饥。有一次几个学生拿着梭标、木棍围着我打，其中一个竟手持梭标杵着个柚子捅到我胸前，而四周的师生没有一个敢讲公道话的。为了逃命，我不得不逃回长沙家中。
揭发新湖南报反右政治迫害案
正好这时，报社同事陈望岳、严伯嘉也从外地回到了长沙。相见之下，都谈到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的屈辱。大家认为：我们赤胆忠心地为革命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反而被打成右派，从此备受折磨、屈辱，永世不得翻身。如不弄清我们在新湖南报所受的冤枉，这一辈子就只能任人鱼肉，永远也抬不起头了。怎么办？国际歌教导我们：〃世界上从来也没有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大家决定起来造反，揭发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等人迫害大多数报社干部的滔天罪行。
不久，新湖南报受迫害干部控告团成立了，由蔡克诚负责勤务组的工作，参加的有陈望岳、严伯嘉、李均、宗柏生、易子明、丁明凯、阮甫堂、刘春圃、张慎恒、罗印文、何新明、杨德嘉、柏原、李冰封和我等十多人。他们一方面组织力量上访，一方面筹备出报纸，扩大宣传。为了不让人抓辫子，大家的原则是只揭发新湖南报制造所谓邓、苏反党集团的黑幕，不与整个右派问题混在一起，否则即使这是个冤案，别人说是〃右派翻天〃，也会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首先由宗柏生、易子明、何新明等去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找当时负责干部章伯森、梁春阳汇报案情，因为他们都是原湖南的领导干部，对5_7_年制造的这一庞大冤案有所知晓，所以表示支持揭发〃走资派〃的这一罪行，后来又找了办事组的王晓，他批给大家一笔款子，作为印报的经费。大家积极写文章，揭发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等如何打击迫害新湖南报干部的阴谋和内情，找了新华印刷一厂的同志印报，由于该厂的宋贵朝以前也在新湖南报工作过，了解并同情我们，对印报的事大加支持，由他负责安排。这样，第一期《韶山》反迫害报纸很快印出来了。
当这期报纸投入社会以后，像一颗炸弹似的，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原党校以杨光为首被打成反党集团的成员及邹乃山、朱立奇等与蔡克诚联系，联合组成了一个命名为〃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兵团〃的组织，各自揭发〃走资派〃对干部的迫害。原省委宣传部长唐麟此刻也挺身而出，作为知情人揭露周惠、官健平、孟树德等打击迫害新湖南报干部的内情。他表示过去参与迫害了广大干部，是有罪的，如今要反戈一击。他的谈话在第二期反迫害报纸上 _登载出来了（共出了三期报纸；第三期名为〃挖黑线〃）。这些事引起湖南日报当权的造反派〃红色新闻兵〃的极大恐惧。他们以为这些人要夺他们的权，便千方百计出来阻挠。当宗柏生等前去报社与〃红色新闻兵〃头头梁裕吉谈判时，他企图分化瓦解大家，说：〃你们整体来要求甄别平反，特别是编委那层的人，我们是坚决不同意的，但是如果你们一个个分别提出要求，我们可以考虑。〃宗柏生等说：〃我们并不是要你们马上给我们平反，事实上也不可能。我们是要求把这场冤案的来龙去脉揭发出来，让人们知道他们的手段是如何卑鄙、毒辣。〃当然，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是搞不拢来的，而孟树德还在湖南日报，虽作为〃走资派〃被揪出来，但仍负隅顽抗。他耸恿他的爪牙贴出了大字报，称要与右派分子血战到底。孟树德的儿女在华南工学院读书，回长沙也以造反派学生的名义，写出大字报，污蔑新湖南报被打成反党集团的同志是一群牛鬼蛇神，扬言〃右派翻天，坚决镇压〃。他们如此混淆视听，给大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大家决定把身陷囹圄的原新湖南报副总编辑苏辛涛从报社管制下解救出来，送到北京去上访，让中央领导知道这件事情。
但是，我们这些人也太天真了，怎么可能在极左思潮盛行的文化大革命中，求得明辨大是大非呢？最后，到了批判无中生有的〃省无联〃时，〃红色新闻兵〃会同〃工联〃等造反派组织，便把〃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战斗兵团〃当成〃省无联〃的黑手来抓。当大批〃省无联〃时，我们 _的揭发工作不得不基本陷于停顿，有些同志不得不回去观望一段。苏辛涛在北京上访，也不得要领，北京命令所有上访人员限期回本单位。他不得不要求勤务组给安排个回来的住地（报社已不能再回去了），勤务组的同志举棋不定。这时，他的爱人廖意林同志忧心忡忡地跑到我家中，恳求设法安排苏辛涛一个住处。我和廖意林研究了一番：正好刘春圃回他家武汉去了，廖意林便请我帮他跑一趟，让苏辛涛暂时住在刘春圃家里。
1968年春节，我乘火车到了武汉，会见了苏辛涛，接着又到离武汉四十多里地的摄口，找到了刘春圃。刘春圃一家人听说是受迫害最深的革命干部要暂住在他们那儿，都表示十分欢迎。特别是刘的弟弟，具有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他说：〃谁敢来劫持老苏，我们就对他不客气。〃我将苏辛涛安排停当后，觉得是个暂时躲躲风的好办法，随后就搭火车回长沙了。
谁知回来几天以后，在２月７日半夜，正当我熟睡 _之时，一阵敲门声将我惊醒。打开门一看，是三个面目生疏的人，其中一个自称李国华，他说：〃现在有一件急要的事，要你去报社一趟。〃我明知来者不善，便说：〃有什么事，你们只管说。〃李国华说：〃到报社便知。〃这时我的父母都起床了，母亲说：〃是什么事情这么急，难道白天不可以去吗？〃李说：〃请你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