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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是惊异地说：你们翻案集团中有人写材料给报社〃红色新闻兵〃，检举揭发你们中有人与〃省无联〃在组织及活动上有关联，这又是一回什么事？有一位外调人员还从他的外调专用皮包里，拿出一份打印材料在我眼前扬了一扬，说：我们说话是有根有据的！我说，你们问我，我只能如实回答，如果不相信，你们还可以找其他的人外调，好在〃省无联〃的头目和报社参加翻案活动的人都在，容易把问题搞清楚，〃外调〃就这样无果而终，回到监房后，我按照要求为外调人员写了文字材料，这是一份他们不会满意的材料。当我面对着所谓参与〃省无联〃上层活动的问题，我痛苦地思索着：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每个人的人品都受到较大的考验，有的人或由于对革命偶像的膜拜，或由于对〃左〃的盲从，或由于对阶级斗争的复杂性缺乏认识，或由于个人的前程，或由于当时个人所处的困境，或由于其他的个人目的，常常会把无说成有，把小说成大，把左说成右，把上说成下，搞所谓毫不调和，搞检举揭发。我在反右时，就违心地批判过邓、苏的新闻观点，就写过所谓材料，这虽然是在威逼诱导下干出来的事，但也是为了〃立功〃，为了〃过关〃。我对阶级斗争残酷性的认识是在通过自己饱尝磨难和凌辱后才逐渐体会出来的。通过一系列政治活动，我认识了人，更认识了自己，尽管我失去和浪费了太多的东西。这次外调，使我如梦醒：原来我是由于受到检举被认定为〃省无联〃的黑高参而被抄家、被抓、被关入监狱的。
我和周谷真虽然被关在一个牢房里，但见面甚难，只能隔监房而相思。入狱后不几天，我在去厕所清刷监房里的粪桶时，偶然发现女监房窗口正对着厕所，我便大声咳嗽。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周谷真很快出现在窗口。这样，我们便巧妙地〃相见〃了。以后，我便争着去做清刷监房粪桶的事，其实是为了可以见到朝思暮想的遭难的妻子周谷真。大约是四月底，周谷真被释放出狱。当她从监房放出，缓缓地走过我住的监房时，我通过监门上的小窗口，看到了她从容不迫、神态自若的身姿。坐牢近一月，她精神依旧，我放心了。她有意在我住的监房前停了一下步，还朝监房里多看了几眼，这算是对我的嘱咐与期待：挺住，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由于周谷真被释放回家，从此，我对重病在身的老母和年幼无知的儿女，少了一份牵挂与惦记，我安心把牢坐下去，讨回一个公道，得到一个公正的处理。
我的牢狱生活开始〃正规化〃起来：晨起后坚持在监房里做健身操；然后，站在窗前，呼吸房外空气，注视练眼；早餐后读报（狱内传阅一份党报）和《毛泽东选集》；中饭前在监房的过道里走步；就寝前做健身操；按时就寝。日子过得无波无浪，一切平静无事。
入狱快一百天了，一天早餐后，看守所长打开二号监房的铁门，叫我清理好衣被和日用品出狱。我随看守所长来到他的办公室办好出狱手续。他对我说：你去局军管小组开释放证明。我找到军管小组办公室，一位中年军人接待了我。我说明来意后他对我说：〃我们没有捕你，也没有关押你，你是造反派组织送来寄放在我们看守所的。我们早就通知他们把人领走，他们不理，我们只好放人。你找他们去要释放证明，我们无释放证明可开。〃我愤愤不平地说：〃你们把我关了三个多月，凭的是什么？现在放人凭的又是什么？我是在公检法坐牢，我不找你们找谁？〃对方说：〃我说了，谁抓你，你找谁，我们管不了这么多。〃说罢，严令我离开。我只好背着衣被及日用品，回到了周谷真的工作单位城南完小，见到了重病老母和日夜思念我的妻儿，全家抱头痛哭，又喜又悲。可是我万万没有想到，城南完小的造反派等我前脚进屋，他们后脚就在我们全家借居的那间既是住房又是厨房的房门上贴出了对我的勒令：立即滚出城南完小，否则将采取革命行动。此时，社会上治安秩序混乱异常，像我这样身份的人，随时都有被抓、被关、被打的危险，甚至可能性命难保，而我工作的单位观湘中学是不能去的，那里的造反派正等着对我新帐老帐一起算。左想右想，老母、妻子认为重回牢狱在目前还是条最好的出路。我的心在流血，我怎么会走到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有家不能归的地步？我真的有罪吗？
当天下午，周谷真亲自送我去看守所。当我们向看守所长说明缘由后，这位南下的工农干部非常同情我们，破格接纳了我，并好心地把我安排在一间在押人员少、情况不太复杂的监房里，再把那套《毛泽东选集》送到我的手上，劝我安心读毛主席的书，等待一个好的处理。
在看守所的监房里，我又〃住〃了半个多月。某天早餐后，看守所长又让我清理好衣被和日用品随他出去。当我来到所办公室，见有两名臂带印有〃治安指挥部〃字样的布箍的彪形大汉正在那里等着我。他们在我办好出狱手续后随即下令：随我们走！这样，我便离开了看守所的监房，转到县治安指挥部的禁闭室，不明不白地与那些等待处理的流窜犯、小偷小摸者、违犯其他社会治安者等禁闭在一起。在这里，每天要〃早请示，晚汇报〃，要押出禁闭室到街道、码头搞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此时，时令已是夏天，天气炎热，室小人多，无水洗涤，臭气熏天，简直是度日如年。在这里，我又被禁闭了近一个月。经过四个多月时间的牢狱之炼，我因被无端关押而产生的不屈不服情绪，在心灵深处沉淀起越来越多的那种信仰和信念被疯狂侮辱后的悲愤。这难道就是我满腔热血投奔革命所应该得到的回报？！
1968年7月，县革命委员会对我的去向作出决定：去县〃五·七干校〃专政班，交〃五·七〃战士监督劳动。我在〃五·七干校〃监督劳动期间，一件接一件令我心痛的事相继发生：我和周谷真的微薄工资都被扣发，只发一点点基本生活费，全家生活异常艰难。我们的年仅15岁的大儿子被强制下放农村劳动，全家六口人分成三处。老母因无钱医病，加上受急受气，1968_年春节前，含泪辞世。我记得：那是一个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的日子，道路被封，通讯受阻，周谷真只得派年仅13岁的次子，忍饥挨饿，冒着风雪前往离家30余公里外的〃五·七干校〃专政班报丧。我听讯后，强忍着悲痛到校部请假，负责人先是以〃监督劳动〃期间不能请假为由拒批，后则以〃家事有老婆料理，无须回家〃为理不批，在我再三央求和一县委负责同志的代为说情下，才准假三天。此时已是午后五时许，我匆匆领着次子直奔大儿子的插队劳动处（相距10公里），帮他请假。然后，父子三人艰难赶路，回到家里时，已是午夜，只见周谷真带着11岁的小女儿，点着一盏油灯，满脸泪痕地在躺在地下的老母遗体旁静坐着。我们父子三人一齐走近老人遗体，双膝跪下，满腹凄凉和悲愤，眼泪像潮水般涌出，大声痛哭起来。所幸有对好心的贫农夫妇（他们是与周谷真相交甚笃的学生家长）主动出面代我们料理丧事，我才得以在限期内返回〃五·七干校〃专政班。老母辞世不久，周谷真因同情和支持右派丈夫翻案而被莫名其妙地戴上阶级异已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农村交贫下中农管制劳动，那是1969年3月8日，又是一个国际劳动妇女节，这个巧合令人终生难忘。
1969年11月，县革委会对我作出正式的处分决定：开除公职，重新戴上右派帽子，交贫下中农管制劳动。我至今仍然记得：那天清晨，县〃五·七干校〃全体战士集体〃早请示〃后，干校负责人当众宣读县革委会关于我的处分决定，宣读完毕，负责人带头高喊口号，最后一句是：右派翻天，坚决镇压！×××滚出去。本来，专政班人员是没有资格参加〃五·七〃战士的各种活动的，此日，我被指名参加此次〃早请示〃活动，为的是聆听〃处分决定〃。我愤愤地遵照〃五·七干校〃负责人的指示，去县革委会办事组办理手续领取去农村劳改的介绍信。到县革委会后，接待我的革命干部（估计是一位负责的办事人员）站在办公楼二楼的走廊里，面对着站在办公楼下空坪里的我，在验明正身后，将盖有革委会大印的介绍我去农村劳改的信从楼上抛了下来，然后像避开瘟神一样，火速转过身走进他的办公室。罐子已经破了，但我决不会破罐子破摔。我抓起所谓介绍信头也不回，甩手走出县革委会的大门，挑起我的简单行装，直奔〃钦赐〃的劳改之地衡东县偏远山区的一个贫困生产队，那里年人平均口粮100公斤左右，一个劳动日价值0_。_2_元。应该感谢革命政权的照顾，在那里，我那已被开除公职由贫下中农制劳动的妻子带着一对年幼的儿女在等待着我，迎接着我。艰苦的磨难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刘皓宇恶 梦
今年我已年届七十，居家养老。每当黄昏之际，望着夕阳西下，归鸦阵阵，不禁浮想联翩。回顾此生，从十八岁参加革命到离休之日，工龄四十四年，却有二十二年处于受尽折磨、颠沛流离之中。在二十六岁到四十七岁这段人生的旺盛时期，我能做的事不让做，不能做的事偏要做，大好年华白白地浪费了。人生苦短，有如恶梦一场，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啊？
梦之初
1957年除夕，我正在株洲日报编辑部办公室紧张地安排58年元旦的版面，决心让报纸在新的一年中以全新的面貌出现。
株洲日报是一张刚办不久的市委机关报，我是于57年10月从新湖南报调到这里工作的。株洲日报的领导对我委以工业报道组副组长的重任，我不但采编稿件，还协助报社制订规章制度，采购摄影器材，筹组摄影车间。我兢兢业业地工作，谦虚谨慎，决心在新的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