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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圈长短沙发。老舍头包白绸水袖，白绸水袖挂着血迹，后脑又渗着血。他蹒跚走进屋子，却不坐办公桌，也不坐沙发。在沙发前边，背靠沙发扶手蹲下，蹲在地上。
林斤澜说，老舍的女秘书刘君利坐在窗下办公桌上写字。她的写字实际上是为了避免和老舍说话，避免眼睛转过去看老舍而已。先前，只要听说老舍过来，女秘书先把茉莉花茶用一两口开水沏在杯子里，等到老舍进屋，在沙发上落座，立马对上滚开的开水送到老舍手里。
这回老舍头包水袖，蹲着，脸色苍白，皮肉搭拉。像他一生写不厌写不败的，老北京胡同里拉车的、卖大碗茶的、唱戏的……老了，潦倒了，靠墙根蹲着晒太阳。
天渐渐黑了。忽然，齐声高叫。闲逛的人们集合起来，点名批斗老舍。老舍从自己的办公室给架出来，站在上午和林斤澜一起聊天的没有花的花坛上，两三个女红卫兵在叫喊。这些女红卫兵纽扣不齐，脑后散乱，比起白天的女中学生来，要次一等。喊过全国通用的口号后，却批不起来。因为她们不知老舍是干什么的，是作家吗？作过什么？放过毒吗？放的什么毒？因而她们号召揭发，号召文联群众揭发，号召文联作家揭发，可惜叫不出一个名字来。
一个名叫高延昌的工人作家，当时红头红脑，一天都在人群中串。他不张扬，只和这个那个交头接耳，微露微笑，神色是“忍俊不禁”。这时仍然不见疲劳。
眼见冷场即将来临，本着救场如救火，也是自救的精神，一位颇有名气的女作家应声：
“我揭发。”
她身轻如燕，跃上花坛。她说：
“老舍拿美金，出卖小说剧本给美国。”
林斤澜同我谈到这位女作家时，用温州话的“苦恣恶”三字形容她的品性。温州话“苦恣恶”的意思就是“又可怜，又可恶”。林斤澜笑着说：“她说这个话的第三天，廊道里出来一张大字报，揭发她抗美援朝时候出访东欧，当地一个出版商询问出书稿酬，要什么货币支付，女作家答道：‘美金。’”
这时她揭发，女红卫兵得救，高呼打倒老舍，欢态可掬。不料老舍抖擞精神，两眼圆睁：
“我有话说……我不但拿过美金，还拿过英镑，那是解放前，我靠这个生活……”
老舍还居然列账目，说一九多少年，在英国，什么书，英镑多少。又说一九多少年，在美国，什么书店，多少美金。
口号声起：
“老舍狡辩！”“老舍污蔑！”“老舍反攻倒算！”
只见六十七岁的老舍奋力呼叫，凭着浑厚的嗓音，让人听见一声两声：
“我有话说……”
“我没说完……”
老舍从一天的委琐里挣扎出来，他奋不顾身了：“我有话说”、“我没说完”、“我有话说”……
有人发现老舍胸前没挂牌子，觉得大逆不道。很快就有牌子递到女红卫兵手中。女红卫兵往老舍头上套。那牌子吊着根细铁丝，又短，匆忙中，勒着耳朵了，勒不下去，但还是拼命勒。只见老舍双手往上托铁丝，托出头顶，犹有余力，不知是收不住，还是没有收，反正是连手带牌子碰到了红卫兵的脸。于是，院子里一片哗然，只听见“打打打”的声音，花坛上女红卫兵劈啪打过去，男红卫兵跳上花坛劈啪乱打。老舍立刻矬下去，非跪，非蹲，是成团堆在地上。
林斤澜说，副主任浩然那时的确怕老舍出事，他打了不少电话，声称这样的人物，若是打死了，大家不干净。最后，来了两位警察。警察上了花坛，一左一右，站在老舍身边，起了把红卫兵隔开的作用。可是全无表情，也无话说。老舍还堆在地上，警察不去碰，也不看，最后还是造反派的人上去，拽起老舍，也拽过警察的手，算是完成了交给专政机关的“手”续。
林斤澜说：“老舍起身还没有站稳，就对警察咧开肉皮，一笑。表面上看，这是皮笑肉不笑。可是叫人心里——这里得用一个北京土字：‘？’！”
从此，林斤澜永远不见老舍。林斤澜说，那一天，大家的思维都像麻将上的一张牌：白板。老舍走后，只见骆宾基说道：“把人打得糊里糊涂的。”另一位操胶东口音的老“走资派”，人称老倔头，接嘴道：“我几道几几有罪，可我几道几几不几反革命。”一个青年造反派喝道：“什么几巴几巴的，解散！”于是大家便回家。
“老舍最后的日子是个研究题目，文章一写再写都值得。”林斤澜这句话，我以为同样值得研究。林斤澜认为老舍之死，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表层的，也有深层的。把账算在负责人浩然身上，是不公平的；不懂事的女红卫兵、“苦恣恶”的那位女作家固然有责任，但她们都是引子。由整个文化大革命去负吗？那也只能负一部分。
２００３年３月，诗人邵燕祥在温州活动，回京时我送他到温州机场。谈到政治死人的事，他说自己和王蒙他们后院没有起火，而老舍、郑君里后院起火。
林斤澜说，老舍之死，最大的原因还是“工具论”，老舍是“工具论”的牺牲品。建国之后，老舍紧跟政治，积极配合，所以高层非常看好他。人民艺术家、劳动模范、语言大师，衔头多多。他在单位的架子很大很大。他给报刊写文章，甚至附上一句话：“改我一字，男盗女娼”。北京要拆城墙的时候，老舍居然同彭真当面争论：“拆了干吗？在外面盖不就行了吗？”但，中国政治变化太快，运动太多，老舍的笔力也不够，也吃不消了，疲劳了，跟不上了。原来的好“工具”没用了，锈了。没用而且锈，因此他慢慢地被冷落，被遗弃了。北京文联的事他也做不了主了，基本上是书记和秘书长说了算。他早被架空了。赵大年写过一篇散文《怀念老舍先生》，他称呼老舍“二爹”，因为他们都是满族，两家又是世交。散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由于“反右”的问题，我虽然没戴上帽子，却被部队“复员处理”回到故乡北京。我的父母早已去世，老舍这位北京市文联主席，想在文联或文化局给我找个工作，不成；他拄着手杖亲自领我到北京人艺，恳切地说：“我送这个侄子，来给你们当文艺学徒，搬布景”，还是不成。二婶告诉我：“老舍是个空架子，没权。”
１９５９年，庐山会议之后，拔白旗差一点儿拔着了老舍。１９６５年，从日本回来写了一篇游记，居然发表不出去。他的日子并不好过。他几次对文联机关的人说：“七十岁以后我就退休，闭门不出。你们不要弄我了。”
老舍之子舒乙回忆，老舍有一天回家，微笑却凄凉地说：“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他在苦闷之中曾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居然把信转给了康生，康生批示道：“回原单位参加劳动。”林斤澜曾听老舍亲口说，后悔年轻时候，不听人劝他不要搞文学。
前后的反差实在太大。林斤澜说：“老舍和沈从文同是‘工具论’的受害者。与沈从文相比，老舍受的是另外一种苦楚，他的苦楚并不比沈从文小。”
尊严的老舍受不了了。
林斤澜家里，保存着老舍写给他的两幅字。这两幅字耐人寻味。一是抄录毛泽东《七律·答友人》一诗：
九嶷山上白云飞，
帝子乘风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泪，
红霞万朵百重衣。
洞庭波涌连天雪，
长岛人歌动地诗。
我欲因之梦寥廓，
芙蓉国里尽朝晖。
二是直幅的四个字。老舍对林斤澜说，纸是清初的纸，极好。我见到的是这样四个字：
挖火者
从维熙
从维熙当代著名作家。五十年代初开始发表文学作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小说《北国草》、《断桥》、《鹿回头》、纪实文学《走向混沌》等。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在一个会议上碰到了纪实文学作家赵瑜。他说了一件让我勃然情动的事：“前两年，我曾到晋东南一个劳改煤矿采访。那儿曾有老煤黑子对我说：‘你知道吗，我们劳改的煤黑子中间，曾经出过一位作家，他叫从维熙。’我说：‘知道，我们还通过信呢。’老煤黑子说：‘你要是能见到他，给我们带个好去。’我说：‘行，这事我一定办到。’”赵瑜说完了这段趣事之后，希望我深挖这段生活经历，因为其中深埋着的不仅是知识分子的咏叹，还蕴藏有中国历史上的阴霾。
他的话令我感伤和感动。我已经离开大山中的地下宫殿三十多年了，居然还有人记得我，这种来自人间底层的情愫，沉甸甸的压得我心痛。其实，不仅当年的“煤黑子”没有忘记我，就连当年管理过我的劳改干部，也还记得我。前几年，我接到山西劳改局的一封来信，当年劳改矿山办公室的尹干事，在来信中除了表达对我们受难者群体的问候之外，还特别言及在我挖煤岁月里对我关爱不够，表示了他个人的歉意。
这是人性的光辉的复明，更是人类良心的苏醒。其实，在那个极端政治的年代，他们作为对敌人施行专政的工具，能够自保平安就不错了，谁能有神力拯救知识分子于雪路炭途呢！为此，我向他们深深地鞠躬，并表示一个曾经的煤黑子的谢意！
——笔者
Ａ
火神普罗米修斯，是因为偷了天上的圣火给人间，而遭遇厄运的；而我是遭遇１９５７年的厄运之后，在“文革”年代才去山西一座名叫晋普山的劳改矿山，去地下开采地火的。
本世纪初的２００２年秋天，我在“文学馆”借演讲的间隙，正在院子里吸烟缓解疲劳的时候，一个听众向我提问：你漫长的流放生涯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