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时候不早了，肯定已过了八点——那是刘孟每晚最迟入睡的时间。不过现在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睡意。他说话的时候从来不做手势，脑袋四平八稳，只有那张胡子环绕的嘴巴在夜色中不停地翕动。他好像并不关心我和旭光是否在认真地听，也许在他看来，我们仅仅是两个具有象征意义的听众而已。虽然缺乏感染力，但他滔滔不绝。
困倦在侵袭我们。小岛多年来沉积的早睡气氛包围着我们，使我们不到八点时就哈欠连连。我问刘孟厕所在哪里，他说随便。我不懂他的意思，就看看旭光。旭光笑了笑，说，你跟我来。我们一起走出房间，沿着走廊往右走了几步，那里有一个二十多平方米的水泥阳台。旭光一声不吭地解开裤带。
“你把阳台当便池了？”我说。
“刘孟也是这样。”旭光说。我环顾四周，但是找不到比这更适宜方便的地方。
我们回到办公室。刘孟已经给我们倒了水。
洗好脸，我问刘孟洗脚水倒在哪里。他走过来，捧起脸盆往地板上一倒，水泼了一地。
我和旭光住在厨房后面，那里有两张又矮又窄的木床。没有垫被，只有一张冷冰冰的席子。被子很薄，有很多处污迹，散发着浓烈而古怪的霉味，刘孟说这是海水浸泡过的缘故，真让人难以想象。我把被子卷得很细，然后像穿裤子一样钻进被筒。没有枕头，我在后脑勺垫了两本书。书很硬。
白炽灯还亮着，此刻它是那么柔和。睡意很快就袭上来。远处传来鹅的叫声。在半醒半睡之间，我的脑海里忽然升起一个强烈的念头：住在这里，永远都不要离开，割断和过去的所有联系，像岛上的渔民一样做一个默默无闻的简单生活的人，那有多好。我一下子变得非常清醒，眼泪都要淌出来了。
旭光打死了一只蚊子。隔壁有人在搓麻将，听得出他们很快活，可惜这种快活只能延续到十点钟，因为十点钟以后要停电，小岛将陷于彻底的黑暗之中。
听刘孟说，小岛上绝大部分的居民都是从温州迁徙过来的，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小岛。
1997年12月17日
早晨，那艘铁锈色的小轮船将从庙子湖开过来，八点整时开回庙子湖。我们必须搭上这艘船，以便能赶上中午11点返回沈家门的“东极”轮，否则我们将在东极多耽搁一天。
我们六点钟起床。刘孟到楼下买了几包方便面，在煤气灶上煮开。我们吃得很快，但是面很烫，我的嘴巴被烫破了——能吃上方便面，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
吃罢早饭，我们动身去山顶的白云庵。我们先是沿着一条羊肠小道往上爬到山口，然后顺着盘山公路往上走。这是一条通往部队侦察通讯站的简易公路，用八方石块砌成，非常狭窄，是条单行线，内侧有一块长方形空地，原先是部队的篮球场，现在是杂草丛生的荒野。在齐腰深的茅草中间，立着两根灰色的水泥篮球架，但是篮板已经被拆走。再往上走，可以看见一道道墙基——邓小平百万大裁军以前，这里驻扎着一个营的海防官兵，那时的小岛肯定要比现在更有生气些。部队撤走以后，东福村的居民爬上山顶，一夜之间就把一幢幢的部队营房得拆得干干净净，只留下他们拆不动的墙基——他们只需要这里的已经加工过的石块和木料——包括篮球架上的那两块。想象一下：他们像漫山遍野的蚂蚁一样爬上山来，像撕碎蜻蜓一样拆卸部队的营房，然后把这些战利品拖下山，拖进他们像洞穴一样的石屋里。
公路外侧还剩一幢未被拆走的房子，看起来还很结实，但是你如果仔细看，就会发现所有的门窗都已被拆走了。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仅仅只拆门窗。
山口的风很大，仿佛要把我吹飘起来了。有几次我感觉自己就要被狂风刮走，就弯下腰把手指伸进公路的缝隙里，紧紧地抓住石块。
侦通站建在前面的山尖上，我们能看到它那白色的墙壁。公路继续盘旋而上，我们则往右走上了一条贴着陡峭山壁的小道。再往前，就是白云庵，建在一块巨大的白色岩石的下面，房子看起来是那么小，像一滴从岩石上渗下来的小水珠。有一扇小门，上面写着一副玄奥无比的对联：
“月朋□□通天地，日□晶□定乾坤。”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很多字都不会念。从字面猜测，它大概描述了一种理想的神话状态。我看见庵堂里有一位正在埋头扫地的老人，就跑过去。
“大伯，您认得门口的字吗？”我问他。
“认得。”老人说。
“请您教一下我。”我说。老人点点头，拖着扫帚跟我来到门口。他指着字，叽哩咕噜地说了一通。我听不懂。
我们在庵堂里转了转就准备下山，因为得赶那趟八点钟的航船。出了白云庵，我朝身后的大海望去，发现有几百艘船正快速朝山下的港湾聚集。
“要起浪了。庙子湖的航船可能开不过来。”刘孟说。
“那怎么办？”我有点担心。我得赶紧回去，不能再在外面停留了。
“很难说。我们先下去看看。”刘孟说。
我们沿着盘山公路朝山下疾走。远远地可以看见东极三岛：黄兴、庙子湖、青浜，像水墨画上不规则的黑块。海面上翻卷着白花花的波浪，它们像马群一样朝我们脚下的小岛疾驰过来，一头撞在岩石上。海面上，船只已经越来越少了。
“快要到八点了。”我说。
“不要着急，有船开过来，我们看得见。”刘孟说。
海面上确实没有那艘铁锈色的船。过了一会，连普通的渔船也看不见了。
我们走到了码头的上方。公路拐了个急弯。路边有一眼小杂货店，门口聚集着二三十个人，正在议论纷纷。他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目光全都齐刷刷地盯着庙子湖方向。
小店一侧停着一辆军用卡车，旁边立着两位军人，他们的眼睛也盯着庙子湖方向。其中有一位是军官，很年轻，看见刘孟走下来，朝他挥挥手。
刘孟和军官的交情好像挺不错，他们热情地握手、寒暄。刘孟说他在接待省里来的记者朋友，昨天想到部队里去，可是打不通电话。军官听了，连叫可惜，过来和我握手。
“今天晚上住我们部队，那里的条件比村里好。”军官说。
我说，我今天得回去了。
“到这里不容易，多住几天再走。”军官说。他肯定以为我是来旅游的。
我说不行，我得赶紧回去上班，谢谢你了。我递给他一张名片。他在我的一张名片背后写上了自己的电话号码。他是浙江淳安人。
“起大浪了，航船来不了。”军官说。
人越聚越多，他们中有的是要出远门的，拎着行李，有的是来送行的，他们望着大海，目光中充满着焦虑。有一位西装革覆的中年人——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个外来人——从怀里掏出一只大哥大，引起人们的一阵欢呼声。他准备打电话到庙子湖，问问船期，可是怎么也打不通。很快，失望又重新在人们的脸上弥漫开来。他们一面眺望大海，一面念叨着“航船”，这使我想起昨天航船进港时我站在船上看到的情形，他们翘首以盼，那情形就像现在一样。航船是他们每日的希望，是他们简单枯燥的生活中唯一不确定的东西：有时候来，有时候却不来，人们就在来与不来之间忍受着煎熬。在某个不眠的晚上，在所有的亮光都消失以后，黑暗中他们也许会睁开眼睛，并且想起航船，这是他们唯一能看得见的，能将他们带出东福山，带往幸福生活的力。
从人们的谈话中我听出，今天是东福山一户人家送亲的日子，新郎在庙子湖。谈话的人中很多都是新娘的亲戚，他们也在巴望着航船，心情比其他人更加着急。到了九点钟，消息不知从哪里传来，说航船已经停开了，人群顿时像蜂窝一样变得乱哄哄的。有个汉子，大概是新娘的兄弟，从人群中冲出来，跑到那个西装革履的中年人面前，向他借手机。他一只手握着手机，另一只手飞快地按着机键，然后嘴巴对着手机一通乱吼。他在和庙子湖的新郎家联系。对方答应他立即把渔船开过来，时间大约四十分钟。
我松了一口气。如果来得及，我还能赶上开回沈家门的“东极号”，那样我就能在明天返回杭州了。
“这种天气乘渔船非常危险，你还是再留一天吧。”刘孟和军官都这样劝我。
我说：“明天一定有航船吗？如果没有怎么办？”
我、旭光和刘孟又待了一会儿，感觉迎亲的渔船要来了，就步行回村委办公室收拾东西。刘孟打算跟我们一道走。他准备去镇政府转转。我们从村里下来时，遇上了送亲的队伍，热闹、缓慢、“悲伤”地走向山下。新娘穿一件红色的婚纱，低着头走在迤逦的队伍中，神情甚是悲戚。新娘的脸白得像海贝，但是脖子很黑。队伍中有两位“炮仗狗”，每走几步就朝空中扔一只炮仗。炮仗在空中翻个筋斗，然后炸为两截，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纸屑纷纷扬扬地落下。队伍末尾跟着六个悲戚戚的女人，其中有位颤颤巍巍的老妪，脸上的皮肤像岩石一样又皱又硬，一只手拎着铜火盅，另一只手放在火盅盖上。
距离航船码头只有几十米时，队伍折向了西边——浪很大，迎亲船已经无法在航船码头靠岸。队伍弯过一座山嘴，前方出现一座小桥，骑在两块岩石之间。这是小岛上唯一的桥，是一个举行仪式的地方。老妪在桥的这一端停下，新娘转身从老妪手中接过铜火盅，它是神圣而朴素的，是未来生活的必要保证。
“就送到这里了。”老妪说。
队伍继续向前，前方就是码头，码头边有一艘船，船上站着几名汉子，然而我定睛再看时，船不见了，再看，它又出现了——它一忽儿被海浪高高地托起，一忽儿又被重重地甩下。
刘孟对我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