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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关着，旭光用手指轻轻敲击门环，但是很久都不见应声。他改用拳头，仍不见丝毫动静。这时候，天下起了小雨。我们站在雨里发呆。
刚才指点我们的那位渔民原先一直在远远地观察我们，现在，他顺着石级走上来。
“没人在家啊？”他说。
我们看着他。
“他和儿子一起出海啦，十天半月不一定会回来。他的儿媳妇在村委玩。”
村委在村子正中，是一座两层楼的房子。那里还是村老人协会的所在地。好心人向我们指点旭光亲戚的儿媳，她背着一个娃娃，斜靠在二楼的栏杆上，漠然地注视着我们。这个又小又黑的年轻女人，就是我们要投奔的旭光的亲戚。
我们走到她旁边。旭光开始用舟山方言跟她说话。她好像听不懂，也许是胆怯，也许是谨慎，不管旭光怎么解释她都一声不吭，旭光一点办法都没有，只好沉默下来。这时，她开始讲话了，但不是跟我们，而是跟一位渔民讲。我听出她在说我们，大概意思是：她不认识这两个人，也从不曾听说有这样的亲戚。
所以，想都不要想跟旭光的这家亲戚出海捕鱼啦。
我问渔民这里有没有旅馆。渔民大笑，回答说这里怎么会有旅馆呢。
后来，我们想起刘孟。
刘孟仰着头，站在远处一根电线杆的脚下，肩上扛着一卷电线。电线杆顶端猴着一个戴钢盔的电工。
电工从电线杆上滑下来，和刘孟握握手，下山走了。刘孟朝这边走过来，他个头不高，头发长而乱。
“客人来了！”渔民朝他喊。他听见了，朝我们看看，加快了步子。他走上二楼，把办公室的门打开。门上写着“严禁小便”四个字。
“你们坐一会，我去办点事，很快回来。”他说。
房间被隔成了两截，前面一半是办公室，后面一半是寝室。我和旭光坐在旧沙发上。沙发对面摆着几张旧桌子。墙上钉着一排铁钉，挂着文件夹。整个办公室非常简陋。一张拖着鼻涕的小孩的脸在门口闪了一下，一会儿以后又出现了：先是一缕头发出现在门边上，然后是脑袋，脖子，肩膀……一双乌贼一样的眼睛羞怯而固执地盯着我——不知我身上有什么东西这么强烈地吸引着他。他立在门口，小心地向内跨进一条腿，停顿片刻，然后跨进另一条腿，蹑手蹑脚地朝我走近，在靠近沙发的地方站住，然后细细地打量起我来。孩子大概十来岁，发育很不匀称，穿着一件异常宽大的衣服，这使他看来有如一只头大身小、刚从海底爬上岸的乌贼。我朝他友好地笑笑。
时间已是午后，饥饿袭击着我和旭光。我问孩子，村子里有没有吃饭的地方。他摇摇头。我又问他村子里有没有小卖部，他伸出乌黑的手，朝下使劲地指了指——好像在用力戳什么东西。
楼梯下果然有个小卖部。我买了两个带木柄的面包，吞吃起来，可是食物太干，我眼泪都噎出来了，赶紧喝水，可是连水也噎。
刘孟上来时，我正津津有味地啃着面包柄。我向他递上名片，简单地说明自己的来意——此刻我已说不清自己的来意了。他认真地听着。
刘孟也戴近视眼镜，头发很茂盛，但是很乱，嘴角留着两撇小胡子，有点脏，他的身上仿佛还残留着某种与小岛不太协调的东西。他告诉我，东福山上原来有两个村子：东福村和大岙村。大岙村没几户人家，原来在山的另一边，因为海上交通不便，全部迁到了东福村。岛上原来有个乡政府，后来撤走了，只留一个下派干部。下派干部都待不久，想方设法要逃走，离开之前大家都恋恋不舍，还信誓旦旦地说，以后一定要回来看看，结果一个都没回来过。岛上没有旅馆、没有饭店、没有娱乐场所。每天有一趟开往庙子湖的船，但是时间并不固定，天气不好就停开。
不要说出海，连晚上的住宿都问题。我想下午就离开这个地方，可是唯一的一趟船中午就开走了。我问刘孟，还有没有别的船，比如渔船，把我们运回庙子湖去。刘孟说：
“我们去粮站看看，就在码头旁边，有船开进来都看得见。如果没有船，只好明天再走了。明天我也要回家去。”
粮站在城堡入口处的右侧，避风。我们站在二楼，看着辽阔的大海。海面上已经泛起细碎的波浪。我们等了很久，也不见一艘船进来。刘孟说：
“你们就在这里过夜吧。”
“有地方过夜吗？”
“有，山头驻扎着一支部队，那里有电灯，有电视机，我们到那里吃晚饭，吃完饭后可以打乒乓球，然后住在那里，很舒服的。”
还有这么一个美妙的地方，我想。
回到村委办公室，刘孟走进他的卧室——就在办公室的后面——我和旭光也跟进去。卧室很狭窄，放着一张床，一张内里都已翻出来的破沙发。沙发上放着一只木匣子，一根绿色的电线像晾衣绳一样从窗外的山坡上垂挂下来，和木匣子连在一起。刘孟把木匣子打开——原来是一部手摇式电话机。刘孟拎起听筒，一边摇，一边“喂！喂！”地叫着，但是很久都没人理他。
“可能没电了。”他说着，从电话机里取出两节电池，扔出窗外。他到楼下小卖部买了两节新的，装上。
“喂！喂！是部队吗，我是刘孟，给我接一下李站长……”
对方听不清，刘孟吼了半天，把听筒搁下了。他说：
“完了，一定是电话线路坏了。”
“还有其他的电话机吗？”
“全村就这一台，部队给我牵的，只能打到部队里。”他摊了摊两手，说：
“只好自已烧饭吃了。我去菜场买点菜。”
“这里有菜场。”我非常惊讶，决定跟他去看看。
菜场很小，摆在一户渔民的家门口，没什么菜，但有猪肉。刘孟买了两棵莴笋（叶子烂光了），一块肉，还有平菇、白菜和油豆腐。
厨房在办公室的隔壁。靠近窗户有一张小木桌，上面摆着一台煤气灶。没有自来水，要到楼下的井里去打。刘孟随手把淘米水倒在地板上。我叫道：
“你把水倒在房间里！”
“会干的。”刘孟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锅很脏，大概烧过了没洗。刘孟舀了水把它冲了冲，又随手泼在地上。我发现，那块水泥地板已被冲出一个坑了。我担心水会漏到下边的房间里。
我切菜——菜刀已经生锈了——刘孟掌勺。满屋子都是油烟。油烟和炒菜的声音吸引了很多村民，窗口边站着五六个，刘孟的身边也站了两三个，他们一边看刘孟炒菜，一边告诫刘孟该放盐或酒了。小小锅台被围得严严实实，一点亮光都没有。一个村民叫道：
“电灯怎么还不亮，刘孟你打个电话过去催一下。”
“电话坏了。”刘孟说。
村里的电也由山头的部队提供，通常是晚上七点到十点。现在还只有六点多。
一共四个菜：清蒸鳗鲞、水煮毛豆、肉片莴笋，平菇白菜油豆腐香肠汤。天已经黑尽了。刘孟点了支蜡烛。三人围着小方桌坐下，村民们则站在四周看我们吃。
“给客人倒酒。”一个村民对刘孟说。
“他们不喝酒。”刘孟有点不好意思。
一批村民出去了，又一批进来了。这回都是小伙子，二十岁左右，头发抹得光光的，穿着牛仔裤，热情地递烟给我们。
“来电啦！”有人喊道。
刘孟到办公室里拿了一只灯泡，把它按在饭桌上方的灯头插座上。房间亮了。
刘孟说：“平时，我根本不需要电灯，因为我最迟七点钟就要上床睡觉。电灯亮着刺眼，临睡前我都要把它拧下来。”
拧灯泡？搞不懂。
“这里的电灯都没有开关。”刘孟说。我和旭光恍然大悟。
“这么早，睡得着吗？”我问他。对我们来说，七点钟，真正的夜生活才开始呢。
“睡得很熟，一直睡到早上八点。晚上一点事情都没有，除了到老人协会看别人打麻将。想找本小说，但是找不到。”
吃罢饭，刘孟把碗筷往锅里一撂，说：“明天再洗。”
“明天一早你不是要回家吗？”我说。
“那就从家里回来再洗。”刘孟说。
我们出了厨房，走进刘孟的办公室，坐在那张旧沙发上。白炽灯悬挂在头顶，我能看见那发散成一束束的明晃晃的冷冷的光线，它射出门外，在黑暗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寒冷的雾汽从门外飘进来，渐渐弥漫了整个房间。
刘孟侧身坐在办公桌旁，面朝着我们。他一只手耷拉着，另一只手把玩着桌子上的墨水瓶。他说，他是六横岛台门人，1993年毕业于舟山水产学校，那是一所没什么名气，也没什么前途的中专。他说话不太流畅，中途老是停顿，没有表情，从谈话中听不出他的悲喜。
毕业分配时，因为没有与睡下铺的那位同学争，他失去了留在沈家门的机会。他被分配到东极镇（这种地方也能叫“镇”）政府工作。镇长很看重他，可是不久就调到沈家门去了，新的镇长刚上任，就把他下到了东福山——东福山就东福山吧，反正是海岛，就算在东极，日子也是这样过。在东福山，他无事可干。有时他会想起那段逝去的学生生活：他的一位同学二年级时害了精神病，老在睡梦中喊叫“不要吸我的血！”；他的另一位同学在船上实习时掉进了大海，消失不见了；有一次，他班里的同学坐一辆军用卡车出去游玩，一根小小的树枝打在一位同学的头上，竟然把他给打死了……他们是那么可怜。
时候不早了，肯定已过了八点——那是刘孟每晚最迟入睡的时间。不过现在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丝毫睡意。他说话的时候从来不做手势，脑袋四平八稳，只有那张胡子环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