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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孟对我说：“我们还是明天再走吧，太危险了。”
我站在岸边，准备伺机跳过去。船浮上来，两个汉子伸着胳膊，稳稳地站在甲板上，我正准备跳，船却急遽地沉下去，一下子离得有六七米远。我吓坏了。
岸上的人每次只能跳过去一个，船上的汉子把他接住时，船会随海浪的后撤急遽地下沉。船被下一个浪头送上来，这时岸上的人再跳过去一个，要果断地跳，要在一秒钟之内跳出去，否则要等下一个浪头……就这样一个一个地跳。
新娘、伴娘、我、旭光，还有其他送亲的人都相继跳上了船。马达开动了，船开始离岸。我站在船舱的左侧，一个浪头恶狠狠地打在船舷上，被击得粉碎。我赶紧逃到船尾。
这是一条只有十来米长的小木船，船头尖尖的，船尾有个小小的八方形的船舱，船舱里蜷缩着新娘和两个伴娘。我站在船尾，透过小小的舱门可以看见她们的神情恍惚的脸、她们的冻得发紫的小腿。小船开出去不远，她们就干呕起来。
小船朝大海的中心驶去。海浪越来越大，四周的波涛笔直地高高地涌起，仿佛一口井的四壁，把小船紧紧地包围，它是那样光滑而美丽，又是那样危险，仿佛随时要塌泻下来，把小船覆盖。我坐在“井”里，能看到头顶的天空，但是看不到身后的东福山岛。我能听见从附近海域传来的船只的马达声，却看不见发出声音的船只。浪头打在船头和船舷上，被击得粉碎的浪花飞快地掠过舱顶。除了船老大，船上所有的人都躲到了船尾。我缩在舱门后面，双手紧紧地攥着左边的木柱，以免被剧烈的摇晃摔倒。一个小伙子——是从东福山过来迎亲的——抱着我的腰，他则被另一个人抱着——他的身后已经抱了一大串人。但是即便如此，从舱顶飞过来的浪花还是不断地淋下来。我们好像在跟大海玩着“老鹰捉小鸡”的游戏，而我，这个可笑的来自陆地的人，在扮演一只保护小鸡的“母鸡”。
小船十点半到达庙子湖。在距离码头还有两百余米的时候，“炮仗狗”放起来了炮仗。我跳上岸，双足吱嘎吱嘎地踩在码头上。我的鞋子已经全部湿透了。港湾里停泊着几百艘避风的渔船，码头上站着很多渔民，胳膊交叉在胸前，目光齐刷刷地盯着这艘迎亲船。
这时，太阳正好钻出云层，开始把那温暖的阳光泻在黄色的海面上。和刘孟——但愿此生能再次见到他——告别后，我们找了一个能望得见码头的小餐馆吃中饭。我们点了三个菜：老虎鱼豆腐汤、芹菜炒鳗鲞、生吃牡蛎，味道鲜美极了。价格便宜得让人吃惊：一共才二十四元钱。
十二点钟，我们搭上了那艘开往沈家门的“东极号”。
在“东极号”上，我再次“醉”得一蹋糊涂。本来我还指望这天晚上就乘长途汽车返回杭州呢，可是我“醉”得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在旭光家，我又惊又喜地看到了镜中的我：嘴唇开裂，脸蛋浮肿，眼珠血红，眼眶周围密布着芝麻大小的出血点——伟大的舟山群岛终于把它最本质的一部分深深地刻在我的脸上，舟山给了我从来没有的力量，我要把它带回杭州，带到日后的生活中去。
1998年5月
☆浮世绘
【清泰街488号】
房子刚刚被推倒，还剩下一堵墙，正对着清泰街，和街对面一座刚崛起的酒店。墙上的门窗都被拆走了，只剩下大门上方的一块残匾。匾上的文字已经斑驳不全。墙头，有一只不知名的鸟儿在啄食。除了这座孤零零的墙，房子的其他部分都已经被摧毁了。
房子的门牌号是清泰街488号，也许你不知道它是杭州古旧书店的旧址，即便是在不久以前，当清泰街改建工程还未开始，当它还完好无损的时候，它表面上也是冷冷清清的。它的正门掩映在梧桐树的阴影里，铁栅栏门几乎永远都是半掩着，从外面望进去，里面黑洞洞的，偶尔才闪过一位穿长衫的老先生的身影。
如今，你更不会去注意这个地方，这样的瓦砾堆，这样的断壁残垣，在杭州正在拆建的旧城中比比皆是。面对这些陈旧、没落的事物，你也许会表现出习惯的冷漠，并任凭它逐渐地游离出这个社会之外。
但杭州古旧书店绝不是一个寻常处所，它是一个古怪的存在，一个现实中的谜。
四十万册古籍旧书已经被搬走了，几十年来守着这批旧书的老先生们也跟着搬走了。清泰街488号已经看不到他们的影子。怎样才能找到他们呢？我有着迫切的愿望。
我从他们的上级单位——市新华书店打听到了他们转移后的电话号码，拨了好几次，但都没人接。大概是在三天以后，我再次拨响了这个电话，不久，话筒那头传来了一位女同志漫不经心的声音。
我说我找严宝善先生。严老先生是近代藏书家严子厚之子，郑振铎、潘天寿、夏承焘等都与他有过广泛的交往。最近他出版了一部文献目录专著。
那位女同志让我等一下，然后我听见她扯开喉咙喊“老严”，感觉得出他们间隔的距离很远。
我等了大约有三分钟时间。窗外在下雨，城市的高楼大厦一片迷蒙。电话那头传来一阵脚步声，严老先生拎起了听筒。
我说我是报社的，想拜访他，希望能约个时间。
“你是报社的？”他又问了一句。
我确切地说是的。
他支支吾吾的，说不出。过了一会儿，他说：
“不要来了吧，报纸上都报道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嗯，也没多大意思……”
我说我只想了解一下古旧书店，我尽量把语气讲得婉转一些。
“都报道过好多次了，再弄下去……”
我很不自在。
“……天下雨了，”严老先生有点无奈，“我感冒了，身体不舒服……一个星期后——再联系，好吧？”
我如果再坚持下去，也未免太强人所难了。我答应一星期之后再联系。
在这段时间里，我从新华书店买回一本严宝善先生最近出版的专著——《贩书经眼录》。
这是一本阅读起来非常吃力的书。
全书用的是繁体字、古地名，整部书，包括书前的序、跋，都用文言写就，有些甚至不标句读。全书满是古典文献、目录学、图书馆学、考据等的专门术语。全书共辑录了作者经手、目睹过的近一千种种古籍善本和历史资料，每种详记原书书名、卷数、页数、行数、纸张种类、装订方式、作者姓名，包括别号和里籍、各书要点、题识、藏印、源流等等。可以这么说，这是一部从一开始就拒绝普通读者的书。
著名画家钱君陶为它设计了封面，封面题字是古典小说戏曲家胡士莹，扉页题字是艺术家潘天寿，在为本书题签的十三位“书友”中，无一不是学问家，如姜亮夫、夏承焘、谢国桢、罗尔纲、罗继祖，王驾吾等，原浙江图书馆馆长陈训慈先生为它作序。
颇具意味的一点是，上述的老先生，其中绝大部分都已经辞世，他们原先都是严宝善先生的知音，他们共同组成的这个圈子，如今已逐渐地零落了。只有罗尔纲（胡适弟子）和罗继祖（晚清遗老、著名学者罗振玉的长孙）可能还健在。
严宝善先生家学渊源，精于簿录之学，50年代曾在平海街开设宝贻斋书店，殚精竭虑地从事古籍旧书的搜访采辑工作。解放前就已是圈内有名的藏书家。像他这样的藏书家如今已是寥寥可数了。
自宋代以来，杭州历来都是文献渊薮，藏书家藏书楼层出不穷，流风至近代而不衰。1772年，乾隆下诏修《四库全书》，点名杭州的赵氏小山堂藏书楼进京献书；同是杭州的开万堂、知不足斋藏书楼则成为当时全国献书最多的四家中的两家，得赐《古今图书集成》各一部；振绮堂、寿松堂、瓶花斋等藏书楼也献书很多，得赐内府初印《佩文韵府》各一部。可见当时杭州民间藏书之盛。
杭州古旧书店和孤山的文澜阁一样，局部地继承了这种遗风。1957年它刚成立时，还是一家公私合营的古旧书店。表面上，它是一家贩卖旧书的流通单位，实际上，由于严宝善、高坤、朱醉竹等藏书家的努力，它到后来成了一家拥有四十万册古籍善本的藏书楼。现在，它虽然仍归属市新华书店，但企业的性质几乎已经全部消亡。
也许是历史上杭州藏书业的生命力特别强大的原因，它才保持了一缕游丝般的绵绵气息，至今不绝，杭州古旧书店是它的一缕脉息。具有这种性质的书店全国只有北京、南京、上海等地曾经有过。
一星期以后，我再次拨打那个电话号码，接电话的是严宝善先生。那苍老缓慢的声音早已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他似乎已经把我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了。我只好吃力地从头说起，说到中途，他记起来了，打断了我的话。
“你不要来了，好吧？我身体一直不好。”他的声音中有一种恳求，但非常决绝。
我一时间不知如何回答才好，我似乎已经扰乱了他的生活。对方趁我沉默之时把电话挂断了。
听朋友说，严宝善先生其实是一位很容易接近的人，你如果直接找上门去，他倒也会表现出一些必要的礼貌。于是我决定硬着头皮去登门拜访。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听人说他们就在清泰街488号附近的一条弄堂里办公，那是古旧书店的仓库，并不临街。但是具体在哪一条弄堂里，则谁也说不清楚。晚报的文敏曾经被新华书店的同志领着去过一次，但是一出来就忘掉了，因为要转很多个弯，要经过一段幽暗的楼梯。但是她还依稀记得古旧书店仓库附近有一家幼儿园。
初夏的一个上午，晴天，我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在清泰街附近的小巷里转来转去，找寻一家又一家的幼儿园，向他们打听古旧书店的人。有好几次，我回转到清泰街48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