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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因为王士真是割据一方的藩镇诸侯，而他的儿子王承宗又曾经反叛过朝廷，后来王承宗虽然归顺朝廷，现在又已经死了，但名声毕竟太坏，萧俛自然不愿为这种人写拍马屁文章。他对唐穆宗说：“臣气量狭小，请皇上不要勉强臣去做这件事。王承宗是先朝叛臣，没有值得一写的事情。如果硬要让臣写，肯定没有什么好话说。而碑文写好之后，按惯例臣会得到不少酬金，若臣拒绝接受，则有违陛下招纳抚慰之意；臣若勉强收受，则又与臣平生志趣不相符合，臣实在是不想写这篇碑文。”唐穆宗听了后，不但免了他这件差事，而且表扬夸奖了他。
苏轼是和韩愈齐名的大文豪，但他不像韩愈为了“谀墓钱”而轻易给人写墓铭。苏轼说过：“轼于天下，未尝铭墓。”〔6〕因此，即便是地位很高的皇亲国戚、宰相一类的人相求，他也不答应。翻一翻他的文集，苏轼平生只给七个人写过墓志铭，而真正属于他自己写的，也就是富弼、司马光、范镇等五人。另外二人，是代别人写的，严格说来不能算作他的文章。就是他自愿写的五个人的墓志铭，也是各有特殊情况，其中富弼等二人的墓志铭，就是奉诏而作的，属于完成工作任务性质。
苏轼极少铭墓之作，珍惜自己的名声固然是其主要原因，但同时也表明他是一个看轻钱财之人。正因为有着重名轻利的良好声誉，所以苏轼做翰林学士时，当要拒绝皇帝的旨意，不作墓铭，也就显得十分理直气壮。如元祐年间他任翰林学士时，宋哲宗有一次下令要他为故同知枢密院事赵瞻书写神道碑，苏轼便毫不犹豫地上表推辞说：“臣平生从来不为人撰写行状、碑铭、墓碑，这是士大夫们所共知的。近日撰写《司马光行状》，只不过是司马光曾为臣的亡母程氏撰写过碑文。为范镇撰写墓志铭，是因为范镇与臣的先父交情很深，不可不写。至于奉诏撰写富弼等人的碑文，是在难以推辞的情况下写的，然而终究不是出于自己的本意。况且臣年老多病，学业荒废，文辞浅陋，不能满足人家的后代要显扬亲人的意愿。希望陛下能另外叫人写这篇碑文，免除我这个不愿干的差事。”换了韩愈，他就不能推掉这件差事，即使要推，说话的口气也不可能如此底气十足。
能把银子看轻看透，胸中自有凛然正气；金钱可以束缚人的自由，却也可以使人找到获得自由的理由。这真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现象，很值得玩味。
五
古代秘书撰写公文，还有作者不敢得润笔的，这个人名叫刁约。
刁约（生卒年不详），字景纯，世居京口（今江苏镇江）。年轻时刻苦好学，应举京师，与欧阳修、富弼声誉不相高下。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进士，为诸王宫教授，后为馆阁校勘。庆历初与欧阳修同知太常礼院，又并为集贤校理。曾出使契丹，回朝后改判度支院。嘉祐四年（1059），出为两浙转运使，后任判三司盐铁院、提点梓州路刑狱等职。又出知扬州、宣州。宋神宗熙宁初年判太常寺，告老回镇江。
刁约为人忠厚好客，在京师任官时，对宾客均热情接待。他从不登权要之门，在四十年间均周旋馆学，时人称他为刁学士。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轼等对他都很尊敬。刁约回镇江后，修葺自家的园林住宅，取名藏春坞。据传遗迹在范公桥东，即今镇江市区丁家巷一带。坞西临水，建有逸老堂，在小山阜上种了许多松树，称做万松冈。刁约曾作诗纪念，诗云：“城南已葺藏春坞，溪侧方营逸老堂。岭上万松山径合，江中千稻一丘黄。”刁约在此度过晚年，享年八十四岁。
从上面的介绍中，我们似乎没有发现刁约做过秘书，这是对的；但他确实撰写过公文，这也不假。刁约撰写公文一事，发生在他担任诸王宫教授的时候；委托他写的，则是他的直接领导和衣食父母诸王宫宗室人员：“故事，宗子无迁官法，唯遇稀旷大庆，则普迁一官。景祐中，初定祖宗并配南郊，宗室欲缘大礼乞推恩，使诸王宫教授刁约草表上闻。后约见丞相王沂公，公问：‘前日宗室乞迁官表，何人所为？’约未测其意，答以不知。归而思之，恐事穷且得罪，乃再诣相府。沂公问之如前，约愈恐，不复敢隐，遂以实对。公曰：‘无他，但爱其文词耳。’再三嘉奖。徐曰：‘已得旨，别有措置。更数日，当有指挥。’自此遂有南班之授，近属自初除小将军，凡七迁则为节度使，遂为定制。诸宗子以千缣谢约，约辞不敢受。余与刁亲旧，刁尝出表稿以示余。”〔7〕
此事发生在宋仁宗景祐（1034～1037）年间。教官掌笺奏，在宋朝是十分普遍的现象，洪迈在《容斋随笔·四笔》卷第十五中就曾专门论述过此事：“所在州郡，相承以表奏书启委教授，因而饷以钱酒。予官福州，但为撰公家谢表及祈谢晴雨文，至私礼笺启小简皆不作。”可见，刁约为诸王宫宗室人员撰写公文，非常正常。他是没有秘书之名而有秘书之实，在教书的同时也承担着王室的公文起草工作。
宋朝建立后，皇帝在任用宗室子弟为官方面异常谨慎。为防他们威胁自己的统治地位，皇帝决不轻易让他们做有实权的官，所以一帮皇子皇孙无所事事之下就会把精力用在文学艺术体育上，不少人因此精于琴棋书画、吹拉弹唱、骑射蹴鞠，产生了很多文学艺术家和体育高手。
按照宋朝的有关规定，凡宗族的公文都通过大宗正寺掌管进奏，宗人有事不得直接上奏皇帝，必须先由大宗正寺仔细审阅可否后才能上报。宋朝也没有宗室成员迁官的规定，宗室成员自己请求迁官的做法更是少见，只是碰到重大喜庆日子，朝廷普遍给官员升官晋级时，宗室成员才能爵加一等。这次宗室成员自己要求迁官的举动，显然是一次有望作无望的试探性行为，当然也是一种违规的小动作。刁约就是为宗室人员写了这么一份《宗室乞迁官表》（请示）给皇帝。意想不到的是，皇帝不但没有怪罪，反而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宗室成员自然欣喜万分。他们准备了一千缣（双丝的细绢，非常名贵）润笔费，对刁约表示感谢。自写了这份《宗室乞迁官表》后，刁约一直提心吊胆地过日子，生怕祸临头上，如今哪里还敢要什么润笔？因此坚辞不受。
沈括和刁约都是江浙一带人。他们既是同时代人，又有亲戚关系。刁约不但把这份表文的底稿给沈括看了，而且还告诉了沈括一件趣事：《宗室乞迁官表》递上去后，有一次刁约见到宰相王曾，王曾问他：“前几天宗室送上来的那份表文是谁写的？”刁约因不明白王曾问话的意思，生怕为此遭祸，就回答说不知道。回家后，刁约对自己这种不敢说实话的行为感到很懊悔，因为此事一旦查清后，无疑更会加重自己的罪责，于是怀着恐惧和悔过的心情，再次来到宰相府，主动把这件事情说清了。王曾说：“我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觉得此文写得好，非常喜爱而已。”接着，王曾又告诉刁约：“相府已得到皇帝的明确批示，对宗室迁官已作了安排，过几天就会宣布。”事后果然。从此便有了南班官之授。
后来，沈括在撰写《梦溪笔谈》时，就把此事记载下来了。
六
别人升官要给起草任职文书的秘书送钱送物，秘书自己升官，要不要给同行润笔呢？当然也要。如五代后晋天福五年（940）九月后晋高祖任命翰林学士承旨和凝为宰相时，起草任职文书的翰林学士李浣自认为是和凝的部下和门生（李浣考进士时主考官是和凝），关系非同一般，于是在写好文书之后，故意和先生和凝开了一个玩笑：他擅自打开和凝原来在学士院的办公室，把里面值钱的东西如图书笔砚等物品一洗而空，同时还留下一首诗在和凝的办公室里：“座主登庸（提拔重用）归凤阁（唐武则天光宅元年即公元６８４年改中书省为凤阁。这里指翰林学士院），门生批诏立鳌头（唐宋时皇帝殿前陛阶上镌有巨鳌，翰林学士、承旨等朝见皇帝时立于陛阶的正中，故称入翰林院为“上鳌头”）。玉堂（翰林院的代称）旧阁多珍玩，可作西斋（即西省，中书省的别名）润笔不﹖”从诗意看，李浣显然是要把这些物品当作润笔据为己有的。他的意思十分清楚：和凝反正要给我润笔，何必烦劳和先生亲自动手呢？这个玩笑虽然开得有些过头，但秘书自己升官也要给同行润笔却是确凿无疑的〔8〕。
秘书升官不仅要给同行润笔，而且从唐昭宗乾宁三年（896）开始，还必须向原工作单位翰林学士院提供一笔赞助，名曰“光院钱”。“光院钱”的用途，主要是宴飨同僚，多余部分则作为本单位的“小金库”保存，用来修缮廨署及其他杂费开支。“光院钱”的含义，顾名思义，大概就是为学士院增光添彩之意吧。
为什么说“光院钱”是从唐昭宗乾宁三年才开始出现呢？《旧唐书·陆扆传》是这样记载的：“三年正月，宣授学士承旨，寻改左丞。其年七月，改户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光署钱以宴旧僚，内署即无斯例。扆拜辅相之月，送学士光院钱五百贯，特举新例，内署荣之。”
这段话的意思是：这一年的七月，翰林学士承旨、尚书左丞陆扆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宰相）。唐朝时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自三省（中书、门下、尚书省）超拜他官，需出钱留给本署宴飨同僚，称“光署钱”，而作为内朝官的翰林学士升了官，却没有向本单位交纳“光院钱”的做法，然而陆扆任宰相的当月，却出人意料地给了翰林学士院五百贯钱。陆扆是七月二十七日任宰相的，就是说，他做宰相不几天，就交纳了这笔“光院钱”。翰林学士们本来就羡慕别的部门有“光署钱”打牙祭，现在陆扆也给本单位送来这么多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