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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交纳“光院钱”的做法从此不仅成了惯例，并为宋朝所沿袭，而且到了后来，还按所升官职大小和收入厚薄规定必须交纳多少钱数，明码标价，毫不含糊。具体价目表是：“将相各二百千（即二百贯。旧时的制钱，用绳子穿上，每一千个叫一贯），使相五百千，观察使三百千，度支三百千，盐铁二百千，户部一百千”〔9〕。
如果说润笔是给起草任职文书的秘书个人的报酬，那么“光院钱”无疑就是给翰林学士院全体秘书人员的集体奖赏。
注释：
〔1〕《全唐诗》卷七百零七。
〔2〕《梦溪笔谈》卷二。
〔3〕参见《宋史》卷三七二“后论”。
〔4〕参见宋·周必大《玉堂杂记》卷下。
〔5〕《宋史·王伦传》。
〔6〕《容斋随笔·四笔》卷六《东坡作碑铭》。
〔7〕《梦溪笔谈》卷二。
〔8〕宋·文莹：《玉壶清话》卷二。
〔9〕《唐会要》卷五十七。
俄罗斯的东正教
？ 骆晓会
东正教是非常严格的一神教，主张上帝是绝对的独一无二的存在，认为上帝无可比拟，敬拜和尊崇不能归于任何别人，也不能归于那些不存在的神及其偶像。因为十字架是圣物，是“公义的天平”，是“对抗魔鬼的兵器”，所以东正教要求教徒必须去教堂，并戴贴身的十字架；必须虔诚地履行圣礼（东正教教徒要行七圣礼：洗礼、坚信礼、忏悔礼、婚配礼、授职礼、终敷礼），持守斋戒。所以，东正教要敬拜神，并要在圣像前祈祷。根据东正教神学家约翰所提出的物质变化说认为，放在祭坛上的饼和酒在祝圣之后，已发生质的变化，变成耶稣真正的、能给予生命的体和血。如果领受者吃喝了经过祝圣的饼和酒，他也就分享了主耶稣的生命，就会感到主耶稣还在活着并与自己同在自己将永远得到耶稣的“恩宠”（基督新教神学家反对此说，认为饼和酒只是耶稣的体和血的象征，只是对耶稣受难的纪念……）。这些东正教原理和礼仪，深深嵌入到俄罗斯文化和民族性中，无论什么样的俄罗斯意识形态都不可能将其完全清除。
作为沙皇俄国实体的继承者，苏维埃俄国的意识形态自然也不能例外。从布尔什维克和苏俄政府倡行的某些仪式、挂领袖像等，即可隐约看到东正教圣礼或敬神拜圣的影子；在列宁逝世追悼会上斯大林所致的悼词，其韵律和格调也明显带有东正教圣事上的祷词风格，如其中一连就用了完全重复下列语句的六个工整的排比句：“列宁同志和我们永别时嘱咐我们……列宁同志，我们谨向你宣誓……”；特别是联共（布）中央用水晶棺永远保存列宁遗体的决定，也是受到了东正教“圣体血”仪式的影响，即是想用领袖的遗体去替代基督的“体血”，并试图将领袖当作永生的神来敬拜。这种敬拜在以后又普遍引申为在办公室、会议室处等挂革命导师或领袖像……
东正教的保守性和不开放性，主要因于停滞落后的东罗马帝国和沙皇俄国的封建制社会。迄今为止，它仍标榜“正教信仰是源自基督和使徒的纯一不变的正道”。
尤其是俄罗斯东正教不像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那样能面向社会、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随着历史的进程不断调适自己，而是严格尊奉一神教宗旨，敌视自由和进步，反对多元和开放。如它信守古老的基督教教条，不允许对神学教义、仪式作任何改造和革新；仍保持一整套繁琐的宗教仪式，严格守斋；它目光短小，不重视社会问题，反对教会生活的现代化；它甚至在祈祷时坚持用古斯拉夫语，而反对使用现代语等等。
十月革命后新建立的苏维埃政权，由于国内斗争的严酷和国际帝国主义的封锁，马克思主义理论系统中固有的革新与开放因素被窒息，而东正教和俄国专制主义传统中的保守与封闭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复活并在斯大林执政时期逐渐占了上风。如在指导思想上，斯大林就将列宁的无产阶级一国首先可以夺取政权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修改或发展为“一国可以首先建成社会主义”的理论，这实际上就意味着关起门来搞社会主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列宁在世乃至延伸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苏联早期党内生活和思想文化领域那种民主、自由和开放的朝气蓬勃气氛逐渐消失了，盛行的是斗争哲学和批判立场。如对国际共运外部是大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在国际共运内部则大批国际和国内各种所谓的“修正主义”、“机会主义”。这一切实际上都被斯大林变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于是，对马列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之外几乎所有意识形态乃至学术流派持敌视和批判态度，即使自然科学也不能幸免。如著名的“李森科运动”就是苏联在遗传学领域开展的反科学行为。
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俄罗斯著名作家普希金、果戈理、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都曾有很深的宗教意识和宗教情感并倾注到他们的作品中。普希金的早期诗作虽带有某种无神论色彩，但在其创作的晚期宗教则成为主题，其宗教意识得到充分表露。托尔斯泰被东正教会开除教籍，实际是因为他对上帝过于虔诚，而对教会产生反感和怀疑。他嘲讽了东正教那套繁琐的礼拜仪式，对基督教有自己独特的理解，重新解释和编写了《福音书》，以建立自己理想的人间天国。在其晚年，他把主要精力都用在了宗教探索上。
刺进乌托邦咽喉的笔
？ 聂 茂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的真名叫艾雷克·布莱尔（Eric
Blair），1903年出身于孟加拉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但他是在英国受的教育。中学毕业后，他远戍远东，加入大英帝国的印度警察，被派往缅甸服役。奥威尔以后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就是为这个时期的行为忏悔和赎罪的。
斯丹·达尔说过，在文学作品中谈政治，有如音乐演奏会上的枪声，虽然其声刺耳，却使人不能不注意。奥威尔就是这种典型的例子。
这位头脑怪怪的天才作家一生坎坷，因为肺病，卒于1950年，享年四十七岁。可以说，他是二战后冷战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其代表作为《动物庄园》和《一九八四》，都是政治性忏悔文学。前者以童话的方式写成的政治寓言小说，继承了美国文学政治寓言小说的风格，如斯威夫特的《小人国游记》和《大人国游记》以及成人童话故事加洛尔的《爱丽斯奇遇记》等，让大人读来是政治讽刺小说，儿童读来是童话故事。后者独创性反而少一些。
据台湾学者张系国考证：事实上，在《一九八四》写成之前，俄国作家曾亚亭（Yevgeny
Zam…yatin）已经写出了不朽名作《我们》。它也是政治科幻小说，主人公D503是个数学家，连做梦都梦见数字，但最终还是背叛了“玻璃世界”和全知的“救世主”。从故事情节和写作技巧来看，《一九八四》受《我们》的影响较大，而文学成就却不及后者。
然而，《一九八四》远比《我们》的影响大。正如张系国所说的，因为奥威尔是英国人，作品恰好出现在二战后的冷战岁月，而曾亚亭是俄国流亡作家，作品出现得太早了，“先知先觉者因此反而吃了亏”。
不过，客观地说，奥威尔的思想更为锋利，他创作的人物更具寓言意义。特别是他作品中某些看似不经意的格言警句，实则是经验和血凝成的。例如在《动物庄园》中，有一句最伟大的格言是“所有的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更平等”。这是平等的“悖论”。透过这种逻辑的荒谬性和语言的欺骗性，多少罪恶正是假这种美名而大行其事。如果作者没有这方面的生活和感悟，他就写不出这样发人深省的文字来。
奥威尔还在《动物庄园》里列出了七条神圣戒律，每一条都是合理的，但每一条都是可疑的。比方说，任何动物不得杀戮其他动物，但是只要在前面加上具有欺骗性的“无故”二字，即不得“无故”杀戮动物，从而使残暴的“杀戮”变成了合法。又比如，任何动物都不得喝酒，但倘若再加个修饰词“过量”，变成任何动物都不得“过量”喝酒，从而肯定了喝酒这种行为。因为对“无故”与“过量”的考量没有公认的合理的标准，一切都是由掌握了话语霸权的统治者说了算。
奥维尔的《一九八四》是寓言而非预言，作者“反对的不是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而是史（斯）大林式的暴政，即反独裁、反专制、反为了少数人的权力而不顾百姓死活的集团”。
它生动地描写了这样一个大洋邦。生活在这个国家的居民，除了少数幸运儿赢了彩票有机会振奋外，平日浑浑噩噩，做活不起劲。有鉴于此，党内只好不时导演一些“仇外”节目，制造敌忾同仇心理……在他们的字典里，民族主义就是仇外主义。
他们提出的口号是：“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他们有一个“迷理部”，就是专门公布虚假信息、愚弄民众的部门。
小说中有一个人物叫漫斯顿·史密斯，他像大洋邦其他居民一样，没有任何自由可言。他在日记中写道：“自由就是二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