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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汉走后，刘邦激动万分，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许多年以后，他黄袍加身真的做了皇帝，仍然惦念着这位老汉，专门派人四下寻找。老汉的失踪构成了一个神奇的悬念，刘邦把他看做是一位特意下凡来向他通报上苍旨意的仙人。这位吃闲饭顺便说了几句恭维话的糟老汉因和刘邦有一面之交，稀里糊涂地成了带有神秘色彩的历史名人。
刘邦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赞美、恭维及吹捧般的预测。像刘邦这样感觉敏锐的人，他又何尝不知道这类词包含有多少真挚的情感，但他需要。他了解自己，了解这类奉承赞美对于他的现实价值。无论馅识者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和心态，他知道，他听了这些话高兴，因为这些话有助于激发他的想像力和奋斗的热情。这就够了。
人对自已的精深理解通常并不需要更多的知识，而取决于心灵。刘邦任他对自我的体会和把握，对人性有了更多更深入的认识，他知道人的最大快乐是什么，那就是受到赞美。刘邦渴望被赞美，他知道赞美能够激发人的潜能，实质上他人生旅途中第一次重大的抉择就起源于对赞美的依从。
如前所述，他起兵反秦是出于一次偶然的事件，他喝醉酒放了民夫，随情势飘浮，不知何去何从。这时他走到那片神秘的湖沼地带，一位在前面探路的同伴回来报告说：“前面走不过去了，有一条大蛇横在路道上。”建议往回走。刘邦说：“好汉赶路怕什么！”说着独自走上前去，拔出剑来，把一条大蛇拦腰斩为两段，开通了道路。他走了几里地，酒性发作，感到困倦，就倒下来睡着了。落在后面的十几个同伴这才走到他斩蛇的地方，见有个老太婆在黑夜里啼哭。同伴间她为什么哭。老太婆说：“有人杀了我的儿子。”同伴问：“你的儿子为什么给人杀了？”老太婆说“我的儿子原是白帝之子，变为一条蛇，横在路道上，现在给赤帝的儿子杀了，所以我要哭。”同伴认为老太婆说假话，不老实，正想给她吃点苦头。忽然，老太婆不见了。同伴赶上来见到刘邦，就把遇到老太婆的奇事告诉了他，刘邦听了暗暗高兴，觉得自己是个不平凡的人。那些跟从他的人也对他一天天敬畏起来。如果说，迫于环境和事态的压力是他选择叛秦的消极方面，那么对受到他人赞美的迫求就是这种选择的积极方面。为了博得更多的赞美，刘邦躲在芒、肠一带的深山大泽中，于是就有了吕难的寻找和“一种特别的云气”。关于这种类似于秦始皇常提到的“东南有天子气”的撇主不舍又是一种赞美，刘邦听了自然心花怒放，沛县的子弟们听了也纷纷来到他的魔下……
对他人赞美的渴望和追求是一种普遍的大睦，古今中夕概莫能外。没有人能够面对来自公众的倾慕和暴风雨般的赞美无动于衷，兴奋、激动、飘飘热的感觉是普显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单单为了这个，就足以激发人的潜能，产生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取得超越人的限度的成就。如叙利亚的基督教禁欲主义者、隐修士圣西缅（约390 一495 ） ，为了博得赞美，他在沙漠中部为自已造了一个顶上有平台的高柱，大小刚好可以站在上面。在他有生之年，他一直站在这个柱子顶上。整个基督教世界都在热烈地、毫无保留地赞美他。他就像当今世界的英雄尤里？ 加加林、杰西？ 杰克逊和球王贝利，他们为了考粼导公众朝圣一般的热烈欢呼，牺牲了无数个日夜的轻松、愉快，像圣徒一样千百次地做着同一个动作，直到筋疲力尽，并取得了超人的成就。
一个渴望受到赞美的人属于人民，他感到与他们紧密相连，没有公众就无法生活。圣西缅独自一人呆在空中，在一个一米见方的柱子上，可他还要和所有的人谈合。在他的想象中，他看到千百双眼睛渴慕地盯着他，这使他内心充满了欢乐，他一生的苦修就是为了获得这种欢乐，这是他生活的动力，也是他步步登高的未来的召唤（小时候追求父母的赞美，稍大追求同志的赞美，成年追求公众的赞美）。刘邦生活的动力也是渴望获得公众的赞美。但他和圣西缅对公众赞美的渴望又不尽相同。这种区别就在于圣西缅虽然渴望获得公众的赞美，但他毕竟是一个经过数十年孤独苦修的个性人格者，内心充满了圣徒换侍的体验。他对公众热烈的赞美有着自已的理解和要求，经过这番“理解”，公众的赞美也就被圣西缅化了。因而，他没有不被理解的痛苦。他永远是个自得其乐的苦修士或一个具有伟大号召力、改变民众生活的精神领袖。刘邦却不是这样，他作为一个较为典型的社会人格者，对公众的赞美充满了屈从的热望，很少具有支配和改变的力量。这一点表明，他对公众赞美的渴望倒是比较真诚的，不像圣西缅那样有时把公众的赞美当作舞台的道具使用，作为自已超凡人圣的世俗刺激。对公众赞美真切的渴望极易产生一种矛盾的心态，因为公众的赞美并不同时指向一个方向，迎合七嘴八舌多变而不确定的公众赞美很容易把自己撕扯得支离破碎，并时时有不被理解的委屈。有意思的是，刘邦却很少有这种委屈。这一点与其说是他性情豁达、开朗，不如归结为他天性的合群。一个人的天性与民众的州七一臼理结构这样天衣无缝、适时适度地结合，乃至他这个人可以作为一个民族、一种文化的代表，已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有趣、最具有吸引力的现象之一。
四
刘邦的才能是有限的，这一点他自己也多次承认。最著名的一次是在他做了皇帝之后的酒宴上，他当着群臣的面公开说：“运筹于帷幢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张良）；治理国家，安抚百姓，调运军粮，疏通道路，我不如萧何；统率百万大军，战无不胜，攻无不克，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杰出的人才。”。而他不是。
的确，作为一个才学平平的社会人格者，仅靠他人赞美的鼓噪而一时兴起举兵叛秦，心里自然是挂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刘邦是有自知之明的。因此，当起义的民众攻占沛县县城，推选他为县令时，他推辞说“目前天下大乱，诸侯纷纷起事，如果将领选得不当，就会一败涂地。我不是吝惜自己的生命，而是担心能力薄弱，不能保全父兄子弟。这是大事，希望另外推选能够胜任的人。”。
然而，萧何、曹参等一班比他才高的人都是文官，看重身家性命，惟恐大事不成被秦朝诛灭全族。起义首领这一项工作倒是需要少喝点文墨，需要处于社会底层的下等人的粗犷和豪放，需要有点不计得失走江湖的流浪汉性格。这样的人必须喜好破坏、混乱和战争，热衷于在多变的乱世中混水摸鱼，等到自己牢牢地坐在至高无上的龙位上，再满口三纲五常、仁义道德。对于这些，刘邦倒是毫不缺乏，甚至可以说是天生具备。他的生活本来就放荡不羁，既没有整个人生的总体设计，又缺乏一天或一个阶段的具体规划，“今朝有酒今朝醉”，活到什么份上就在什么份上安歇，由于没有持久的形而上的人生困扰，他确立不起生活的信念，也没有这种需要。他的情感时常被混同于情欲，多目标多方向地随意发散，使他不可能具有揪心扯肺的激？ 清专注对象，他只是松散地飘泊在生活的浮面上。当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萧何、曹参的一致推举，加上流传在民间的有关他的神奇故事把他推上了起义军领袖这样一个高位上。他并不像萧何、曹参那样后伯，对他来说，这不过是换了一种混法，充其量兵败被杀，满门抄斩。他不相信自己会死。不过要是老天爷让他去死，他也毫不畏惧，这是天命。他相信人的命运都是由上天决定的，说不定，老天爷会使他成为一个皇帝。于是，他根据流传的神奇故事，自命为斩蛇的赤帝之子，用牲畜的鲜血把战鼓和旗帜一律染成红色，在沛县的县衙门里祭祀了黄帝和蛋尤，随后率领数千名各处征集来的沛县子弟，像那次壮胆斩蛇一样浩浩荡荡向着迷茫却充满热烈激荡的未来出发了。
义军起先进展顺利，先后攻占了胡陵、方与、丰邑等县，又在下邑和杨县打了两个大胜仗，收编了数千秦兵。到了薛县，又得到楚将项梁五千军士的支援，兵力增至万余人，可谓声势浩大。不久，刘邦与项梁的侄子、骁勇的顶羽在雍丘城下配合作战，大破秦军，斩杀秦将李由，取得重大胜利。但是秦将章邯利用楚军松懈之际，趁夜发动奇袭，在定陶击馈楚军，大将项梁战死沙场，损失惨重。章邯打垮了楚军，一报一还，以为楚地已平，便渡河北进，攻打脱秦自立的赵国。项梁拥立的楚怀王熊心立即召集离散的各路诸侯，任命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北上救赵；命令刘邦向西攻城略地，打人关中。楚怀王与将领们约定，谁先攻．人关中，就封谁为关中王。
当时秦军十分强大，连战连捷，将领们都认为先人关者处境凶险不利。惟独项羽愤激争先，要求与刘邦一道西进人关，为项梁报仇。然而，由于他在攻打襄城时大开杀戒，身背恶名，怀王手下的一批老将军们都认为他残暴狡黔，不宜入关，建议“另派能够按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