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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张我军与著名女作家林海音一家的交往。林海音，原名林含英，小名英子。她的父亲林焕文先生是台湾苗栗客家人，原籍广东省蕉岭，从林海音的祖父林台算起，移居台湾已经有七代了，被称为“西河堂林家”。林焕文是个爱国的知识分子，1895年日本侵略者割占台湾时他年仅七岁，亲眼目睹了台湾人民同仇敌忾反对日本侵略者的斗争，心中埋下了仇日和爱国的种子。青年时期的林焕文在老家台湾苗栗县头份乡教书。1917年带着已怀孕的妻子爱珍到日本去谋生。夫妇二人在日本的商业中心大阪定居下来，开设了一家卖网球拍和缝衣针的商店。这样的生活维持了三年。林海音就是在他们到达大阪的第二年的农历三月十八出生的。可是教师出身的林焕文不善经商，在这三年里他不仅没有赚到钱，就连从台湾带去的老本也差不多要赔光了。于是，他准备到祖国大陆去，由于他当时对大陆情况不是十分明了，便将妻子和女儿先送回台湾，只身前往北京去探明情况。到北京之后，他确信这里是一个适宜的安身立命之所，于是，1923年3月将妻子爱珍和年仅五岁的林海音接到北京。一家人在北京团聚之后，临时住在珠市口的谦安客栈。不久，林焕文通过考试被录取到收入丰厚、工作稳定的北京邮政总局工作。他们一家也从客栈搬到了租赁的房子里居住。此后，林焕文的两个弟弟也从台湾迁到北京居住和生活。他们一家与当时在北京的台湾乡亲保持了密切的交往，其中与张我军一家的关系更是十分亲近。张我军和林焕文不仅是意气相投的朋友，还有点亲戚关系。林焕文的妻子爱珍是张我军的故乡台北板桥人，她是一个乐天知命、不识字的旧式妇女，十五岁就与林焕文先生结婚，生有五女一子。据说幼时曾经许配给张家，男方病故，才嫁给林家。因为有这么一层关系，张我军的孩子们都称她为姑妈，林海音和自己的弟妹们则称张我军为表舅。两家人往来很是频繁，甚至林海音留在台湾的二妹林秀英也是由张我军的母亲带到北京来的。林焕文一家和许多台湾同胞一样十分讲究民族气节。当时，在北京的台湾同胞在名义上是日本侨民，但是他们却把自己的籍贯写成自己在大陆的祖籍。林海音该上小学了，林焕文没有把女儿送进北京的日本侨校。他认为，自己本来就是一个中国人，不是所谓的日本侨民，中国人的孩子就应该进中国人的学校读书，学习中华民族的文化知识。于是他把林海音送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读书，林海音在那里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北京”。1931年林家发生重大变故。林焕文最小的弟弟林炳文暗中做地下抗日工作已经有好几年了，这次，为了支援朝鲜人民的抗日活动，他以自己在北京邮局工作为掩护，把一批抗日经费送往朝鲜，不幸在走到大连的时候被日本人发现逮捕入狱，在监狱中被折磨致死。林焕文从北平赶到大连去收尸，受到了严重刺激，又伤心又生气，回来不久就染上重病，吐血不止，病逝在北平，年仅四十四岁。当时作为长女的林海音只有十四岁，下面还有五个年幼的弟妹，一家人生活十分艰难。由此，他们对日本人更加仇恨。林海音曾经写信给在台湾的祖父林台先生，在信中写道：“自从叔叔在大连被日本人害死在监狱之后，我永远不能忘记，痛恨着害死亲爱的叔叔的那个国家。还有爸爸的病，也是自从到大连收拾叔叔的遗体回来以后，才厉害起来的。爸爸曾经给您写过一封很长很长的信，报告叔叔的事。我记得他写了好多个夜晚，还大口吐着血。而且爸爸也曾经对我说过，当祖父年轻的时候，日本人刚来到台湾，祖父也曾经对日本人反抗过呢？所以，我是不愿意回去读那种学校的，更不愿意弟弟妹妹从无知的幼年就受那种教育的（日本在台湾办的学校）。”古继堂：《林海音——台湾女性文学开山人》；《新文学史料》2002年第2期第7页。张我军一家对林家既同情又敬重，从各方面给予了林海音一家很大的帮助，张我军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林家的父兄的角色。林焕文去世以后，林海音一面尽力维持家人生活，一面到福州人办的明春中学读书，毕业后，便考取了张我军的学生成舍我在北京创办的世界新闻专科学校。后来分配到当时的《世界日报》当编辑，与同事夏承楹相恋并结婚。夏承楹出生于北京一个大家族里，他家是京城旧官宦人家，他的父亲夏仁虎，是前清的举人，后来曾经担任中华民国的国会议员、财政部次长以及国务院秘书长，于20年代末退隐在家。夏仁虎有八个子女，夏承楹排行第六。1939年，林海音和夏承楹在北平协和医院礼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婚礼的证婚人是旧文学家赵椿年，男方的介绍人是王光美的父亲王槐青，女方介绍人就是张我军。不仅如此，张我军还充当林家的操办婚事的主事人，为林海音的婚礼奔忙。现在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手里仍然保存着林海音赠送的当年的结婚照：新郎夏承楹着燕尾服，新娘林海音披白色婚纱，左右有伴郎伴娘。男主婚人着长袍马褂，女主婚人着晚清妇女大礼服，作为介绍人的张我军着西装站在后排。此后张我军还一直给予他们以无私的帮助，两家人保持了终生的友谊，他们的后人也多有来往。
张我军不仅和台湾的乡亲有着密切的往来，而且也有众多的大陆朋友。他们之间也都有着密切的关系。据张我军的大学同学叶苍芩老先生回忆，虽然他比张我军低两届，但是在1926年到1937年这十多年间，他们三天两头见面，一起到琉璃厂去“淘”古书，有钱的时候就买回来，没钱的时候就在那里翻看，十分快活。1931年张我军的次子出生时，叶苍芩还为他起了名字，叫做“光直”，足见二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如此，张我军还和叶苍芩等大陆同学共十二人组织了文学团体，一起从事文学活动。同学们对他的组织能力和才华都十分欣赏。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张我军不仅是一位有才华的作家，一位治学严谨的学者和翻译家，更是一位有情、有义、乐于助人的性情中人！
第六章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第三节 动荡的华北
20世纪30年代的华北真可谓天灾人祸，内忧外患。当时，华北地区自然灾害发生频繁；水灾、旱灾、蝗灾、风雹等自然灾害接连不断，几乎是三年一大灾，一年几小灾，农村经济接近破产。而当时的政府腐败昏庸，防灾无力；救灾无能。老百姓挣扎在饥寒交迫之中。许多眷恋着家园的青壮年农民被迫无奈，纷纷背井离乡，闯关东，走西口，谋求生路。留在当地的大多是一些老弱病残，生产力低下，导致大量田地荒芜，形成恶性循环。大部分人为了养家糊口，负债累累，不堪重负。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农民无法保住自己的土地，而一些地主；富农；官吏和商人又乘机兼并土地，加剧了社会矛盾，致使农业生产长期无法恢复正常；造成连年歉收甚至颗粒无收。人们没有粮食；只好以野菜、树皮、草根充饥，甚至出现了卖妻鬻女；易子而食的悲惨现象。
在天灾频仍的年代里，人祸也并没有止息。由于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华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兵家的必争之地。早在民国初年；北洋军阀就在这块土地上不断地征战杀伐，1920年7月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年直皖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及以后直奉为争夺北京的控制权而导致的大小战争；都给华北地区的人民造成了很大伤害。1928年5月后；又有国民政府的北伐。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更给整个华北地区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