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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文与日语》月刊上，张我军还对当时北平市各学校的日语教学提出了具体的建议。当时教育部规定各高等专门以上学校，除了要开设第一外国语课以外，还要开设第二外国语课。各学校遵命照办，选修日语课的人尤为众多，但是收效甚微，白白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张我军针对这种现象，追本溯源，指出这是因为学校当局没有一定的课程标准，师资选择不审慎，对学生的考勤不严格。建议学校应该负起责任，制定课程标准，严格选择任课教师，严格检查学生出勤情况。
《日文与日语》的办刊目的是促进读者的日文与日语的学习，在这方面张我军发表了大量关于日文日语知识方面的文章，如《日本罗马字的问题》《日本的文章记录法与标点符号》等；开设了许多关于日语讲座的栏目，给当时的日语学习者以极大的帮助。此外，张我军还别出心裁地在刊物上开设了问答栏，专门回答读者的疑难问题，与全国的读者建立了广泛的联系。《日文与日语》在全国读者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印刷量一再增加，刊物容量也由最初的三十二页逐渐增加至九十页。1935年12月因为印刷经费等问题，这本支撑了整整两年的刊物停刊。
在终刊号上，张我军特意写了《别矣读者》和《民国二十五年以后的工作》两篇文章，向读者告别，并交待自己以后所要进行的工作。
在《别矣读者》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76—479页。一文中，张我军首先总结了这两年编辑这份刊物的情况，对成绩和不足都进行了中肯而谦虚的总结。接着他详细地向读者说明了这份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停刊的主要原因：“停刊的原因很简单，就是为了经济问题。一种定期刊物，欲以刊物本身销售的收入支持，是困难至于殆等于不可能，所以大概的刊物，或是靠任何方面的津贴，或是借广告费的收入支持着。然而我们的刊物，既从未受任何方面的津贴，又无广告费的收入，两年来便完全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和读者的支持直到现在。两年来，我是一面教书吃粉笔灰维持着生活，一方面运用余力为本志效劳的。事实上，仅仅教书或编写本志的任何一方面，已经够受的了，何况要兼筹并顾呢？然而到了现在，我也精疲力竭了；倘若有意再支持本志，只好不教书，不教书则生活立刻发生问题；倘若想要生活，那就只好教书，教书则无法再支持本志了。生活发生问题则没有命，没有命还能支持本志吗？所以我决计忍心弃掉第二生命的本志而维护第一生命的自己。”这样的解释尤嫌不够，张我军接着说：“读者也许要发生疑问吧，即：日文与日语每期销售三千份，为什么还不能维持编者的生活？但这是不明了出版界的情形的话。我可以简单地说一句，就是印售本志的人人书店，每期不过能收回印刷成本而已，因为杂志寄出去，钱却不易收回。归根结蒂起来，一切的一切都系于经济问题。”张我军还十分幽默地说：“所以我自己也凭空设想了维持本志的三个办法：（一）我自己经济充足，可以不靠月月的进款支持日日的生活。（二）本志的收入，除印刷成本以外，足以维持我个人的生活。（三）书店方面能月月认赔，支出稿费使编者向各方面买收稿件。”当然，这些都是办不到的，于是张我军只能十分痛心地将刊物停办了。
值得注意的是，张我军即使在刊物停办的情况下仍然念念不忘对中日关系和时局的关注，依然对读者发出了振聋发聩的呼唤：“中日两国的关系，一天比一天密切，风云一天比一天紧急，我国的前途，完全系乎此际。我们的理想，是两国真能平等提携下去，这才是我国之幸，日本之幸，而又是东亚之幸。可是照目前的趋势说，在最恶的场合，谁能担保两国不会有正式兵戈相见的一日，这是多么不幸的呵！在从事于教育文化事业的人的立场上说，无论如何非设法消除两国的兵祸不可。唯国际的问题，实在无法透视前途，中日两国将来究竟怎样，我们也不敢预断；不过无论是要真正提携或要兵戈相见，我国都有一个极重大的缺点，就是国人对日本的认识太缺乏。自今而后，国人首须努力研究日本，认识日本，一切才有办法，否则一味趋于感情作用，对日的问题，终成盲人骑瞎马之势，战则失败自无可讳言，和亦绝无成功之理。”这段话虽然说得十分沉重，但是却命中要害，让人警醒。
此外，张我军还以对读者负责的态度，在《民国二十五年以后的工作》张光正编：《张我军全集》，台海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第473—475页。一文中向读者详细地汇报了他在停刊《日文与日语》之后的工作计划。他还要继续为推进国人对于日本的了解，提高国人学习日语的水平而努力。他首先要编一部《新编日语基础读本》（上下卷），以改正以前编的《日语基础读本》的不足，还要编一部《完全自修日语基础讲座》（前期三卷后期三卷），一部《日汉对译详注日本近代名著选集》（二十四卷）和《对译详解日本童话选集》（上下卷）。可以说张我军的工作计划是巨大而又有价值的，虽然在后来，由于时局的发展，他的计划只实现了一小部分，但这种精神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
《日文与日语》月刊共出版了3卷二十四期，其中，1卷十二期，2、3卷各出了六期，它虽然停刊了，但是其价值和意义是不可忽视的。台湾新文学史料专家秦贤次先生对这份刊物进行了高度评价，他认为“这不但是民国以来国人创办的第一份研究日文期刊，相信也是迄今为止惟一的一本。笔者认为，抗战之前，张我军在国人学习日文、日语的贡献上，是无人曾出其右的”。秦贤次：《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奠基者——张我军》，见张光正编《近观张我军》，台海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344页。这不失为持平之论！而张我军本人也通过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由一个只接受了六年日本殖民者的公学教育和几年汉文书房的私塾教育的青年，通过自学考上大学，后来成为当时在华北仅次于周作人的“日本通”和名重一时的日文翻译家和教授。不愧为台湾人中的佼佼者！
第六章 日语教学与译介活动
第二节 乡情与友情
尽管张我军教学、编译工作十分繁忙，但是，他从未冷淡过家人、乡亲和朋友。他与家人相亲相爱，幸福和睦；与朋友和乡亲往来密切，交往频繁。朋友们一致称赞张我军热情、诚挚，办事认真负责，值得信赖和依靠。多年以后，他的一些朋友还能够满怀深情地回忆起和张我军在一起时的情景。
这一时期由于张我军辛勤地进行翻译、教学和编著教材的工作，经济条件已经大有好转，不但一改求学期间的窘迫，而且过得较为宽裕。为了使家人居住得更舒适，解决母亲来京后居住拥挤的问题。张我军一家先是于1933年搬到了西单察院胡同5号（现为7号）居住。两年后，又搬到西单手帕胡同丙25号（现为75号）居住，他们在这里居住了长达十年之久。据张我军的长子张光正先生介绍，这是一座有三进院落的标准四合院，进门洞向左转南面是一排门房、客厅和车库。前院北房是张我军夫妇和张光正的弟弟们的卧室和起居室；东厢房是张我军的书房，西厢房是洗澡间和佣工住房。院中除正房走廊门前有两棵小柏树外，夏天摆上许多盆栽的芍药、牡丹、菊花、夹竹桃等花卉和两大盆灰瓦金鱼缸，院里还要搭上苇席凉棚。后院北房是张我军母亲的卧室和张我军长子张光正的住房以及饭堂，东西厢房是厨房和储物间，夏天后院里栽满了丝瓜。住房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这为往来北京的台湾乡亲提供了落脚点。张我军与在京的台湾乡亲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他不仅在返回北京初期号召重组了北京台湾青年会，而且和许多台湾乡亲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他曾经与同乡连震东、苏芗雨、洪炎秋一起自称为“台湾四剑客”。据张我军的好友苏芗雨先生回忆，当时连震东从日本庆应大学毕业，到北京游历，住在洪炎秋的家里，他们四个人每周必定要聚在一起，去洗澡、吃小馆、畅谈，十分快活。后来，游弥坚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