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撕Α�1928年5月后；又有国民政府的北伐。1930年的蒋冯阎中原大战，更给整个华北地区造成了无法估量的损失。
天灾人祸给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和灾难，而可怕的外患又直接威胁了华北地区乃至全中国的生存。自19世纪末以来，日本就一直把中国作为它侵略的目标。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腐败的清政府战败，被迫签订《马关条约》，从此台湾沦为日本的殖民地，长达五十年之久。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这是一场两个强盗在失主家中打起来的战争。中国东北辽河以东成为两个强盗国家交战的战场，而中国也就成了这场战争的最大受害者。土地饱受蹂躏，生灵惨遭荼毒。最后俄国战败，其结果只不过将它在中国获得的利益让与日本，最终的受害者还是中国。1911年，日本趁中华民国刚刚成立之机，派特使赴俄国，日俄双方订立密约，划中国长春以南及内蒙古东部为日本势力范围，长春以北及其余蒙古各地为俄国势力范围，双方狼狈为奸，互为声援。二次革命兴起之时，袁世凯派张勋入南京，影响了日本商人的经营，日本乘机以此事为借口，派六艘战舰威胁南京，提出五铁路筑造权的要求，并向袁世凯暗示以此为承认民国的条件。袁世凯急于得到日本承认，完全答应了日本的要求，这是“二十一条”的先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日本出兵攻占德国在中国的租借地胶州湾。于1915年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使中国主权受到极大伤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各国在巴黎举行和平会议。日本与英、法、意三国暗中勾结，密谋让日本接收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中国代表则要求取消“二十一条”，并收回德国在山东所有权益。但英法偏袒日本，准备把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利转交给日本，这遭到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五四爱国运动爆发，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不敢违背全国人民的意愿，拒绝签署和约，日本野心没能得逞。但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并没有就此罢休，反而变本加厉。北伐进行期间，日本恐怕中国一旦统一，它就不能在中国任意妄为，所以竭力阻挠北伐的进行，并以保护侨民为名，派兵进驻济南、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1928年5月1日，国民革命军攻克济南，日军于5月3日派兵侵入中国政府所设的山东交涉署，残忍地将交涉员蔡公时的耳鼻割去，然后枪杀，将交涉署职员也全部杀害，并到处肆意焚掠屠杀，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济南惨案。
1929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爆发，日本国内深受打击，为了转嫁危机，摆脱国内的政治、经济困境，日本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先是于1931年9月18日发动九一八事变，炮轰沈阳城外北大营的中国驻军，再进攻东大营，而后占领沈阳城，继而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境。并于1932年，引诱胁迫早已退位的清朝末代皇帝溥仪担任傀儡皇帝，组织成立伪满洲国，把东三省完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同年，日本在上海也挑起事端，派兵向闸北、江湾、吴淞湾等地大举进攻，制造了一·二八事变。遭到驻守上海的国民党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所率第十九路军的猛烈反击，上海人民也积极支援和配合对日作战。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挫败了日本法西斯企图侵略华中的计划。但国民政府奉行妥协退让的政策，于5月5日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日本从此取得了在上海长期驻兵的特权，为其后来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华中地区建立了桥头堡。同时，日军利用停战协定的机会，得以抽调大批兵力投向东三省，加紧了对东北抗日军民的“讨伐”，并逐渐开始向华北地区侵入。面对这种局面，当时的国民政府依然以“攘外必先安内”为理由，对日本的侵略步步退让，并对于人民自发的反日行为进行镇压。冯玉祥将军在他的回忆录里曾经提到：“这时候蒋介石每天都说：‘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革命的敌人不是日本，乃是中国共产党。’东北四省失掉了，蒋介石说，他不负责任。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说：‘诸葛亮要出兵中原，必先平定南蛮。’这也就是抗日必先剿共的意思，何应钦在北平取消河北省境内一切救国军义勇军等名目，不遵命令的，就要逮捕。在北平方面，何应钦派出很多特务，在学校里，在社会各阶层里，都去活动，听见谁说抗日，就写上黑名单，听见谁说救国就把他抓起来。就这样把一般有良心有血性的青年人逼得走投无路。最阴险的，抓人的时候，他不说某人是抗日，某人是救国，他是给他一顶红帽子戴，何用的方法和手段，同张作霖、吴佩孚杀青年的办法完全一样。并且他用的那般人，也还是张作霖和吴佩孚用过的那般人，旧的还都存在着，又加上些新的。报一个告，给多少奖金；不报告当然没有奖金，因为这样，那些人都乱报。一个连一个，弄得北平附近，日日都有失踪的人，日日都有活埋的，有几口干井，死尸都堆得满满的。几个特务在大卡车上，就在大街上，也到处都乱抓人，弄得一般人都不知道这是什么黑暗世界。”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冯玉祥自传》（第3卷），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43—44页。在这种状况下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意妄为。
1933年1月，日军蓄意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借机攻陷了东北通往关内的咽喉要地——山海关。2月23日，日军调集关东军第六、第八师团以及部分伪军共十余万人，兵分三路向热河进犯，不到十天的时间就攻陷了当时的热河省省会承德。随即就分兵向冷口、界岭口、喜峰口、罗文峪、古北口等长城要隘进犯。中国军队奋起抵抗。经近三个月的浴血奋战，中国军队毙伤敌数千人，给骄横一时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但是，由于国民政府的消极抗日态度，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至5月24日，日军接连侵占丰润、蓟县、遵化、平谷、香河、怀柔等冀东二十二个县，直接威逼平津。在华北危急的情况下，国民政府继续软弱妥协，接受了日本政府“停战”谈判的条件，并于5月31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根据这个协定的规定，中国政府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这就使中国失去河北十九县及两个自治区的主权。并且中国军队撤退到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以后不得越过该线。从本质上讲，该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对中国东北及热河的占领，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入侵洞开了大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满足在中国的既得利益。经过充分酝酿，日本政府和军部于1933年10、11月间，一致提出了“根绝排日”、“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的分离华北的阴险政策。整个华北地区已经危在旦夕。
1935年更是多事之秋。日本在华北地区制造了一系列新的侵略事件。1月15日，驻守察哈尔省国民党第二十九军与伪满自卫团发生冲突，伪军被缴械，日军借故进攻察东，相继制造了两次“察东事件”。1月18日，日军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第二十九军有碍行政，要求将察哈尔省沽源以东、长城以北地区划归热河省。随后，日军不断地向二十九军发动进攻，6月5日，日本又以二十九军在张北县逮捕了四名日本特务机关人员为借口，由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领事桥本正康等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兼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处罚责任者等三条无理要求，一手制造了“张北事件”。国民政府为平息事态，于6月19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之职，改由秦德纯代理。在日本方面的协迫下，秦德纯于27日与关东军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屈辱的《秦土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有：（一）向日军道歉，撤换与该事件有关的负责人；（二）取消察省境内的国民党机关；（三）划定察东为非武装区，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四）承认日伪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省。几乎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以伪满中央通讯社记者、天津《振报》主笔白逾桓和《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被刺杀及中国当局援助东北义勇军孙永勤部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等事件为借口，指责国民政府支持排日行动，破坏《塘沽协定》，向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并与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交涉。5月29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驻华使馆武官高桥等在北平提出，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而且“实际上平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并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接着，天津日本驻屯军连日以坦克车、轻炮和机关枪队在河北省政府门前武装示威，并在天津举行巷战演习，以武力相威胁。6月9日，酒井、高桥又向何应钦提出更为苛刻的要求：中国军队撤出河北省外及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活动等等无理要求。6月11日，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差人将写有上述要求内容的“备忘录”送给何应钦，并在“备忘录”中，提出若干附带事项。7月6日，何应钦在征得汪精卫的同意后，在屈辱的“备忘录”上签了字，然后将其转送给梅津，表示对“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至此，何、梅间达成协议，通称《何梅协定》。通过《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日本攫取了冀察两省的大部主权，实现了分离华北的第一步计划。继之，日本又开始策动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10月间，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授意汉奸武宜亭等人鼓动数千饥民在香河县发动暴乱，制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