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怕全部抛诸脑后了。张我军拉着她的手，注视着她明显消瘦了的脸，两人许久没有说话。罗文淑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不能再软弱下去，否则陪葬的将是一世的幸福。她必须在包办婚姻与爱情之间，做一个明确的选择。看着张我军因奔波而疲倦的面庞，她被张我军的真情深深打动，所有的顾虑都烟消云散了。她这样一个具有新思想的女青年，如何肯让封建家庭束缚住追求自由的脚步呢？罗文淑下定决心：决不做没有爱情的婚姻的牺牲品，要随着心爱的人远走高飞，哪怕路途有万里之遥。于是他们约定一同逃离北京，奔向宝岛台湾。
可是现实的问题摆在了眼前，回台湾路途遥远，张我军从台湾带来的钱已经不够支付二人的路费了，于是他就向好友洪炎秋求助。虽然洪炎秋也希望帮人帮到底，看着有情人终成眷属，但是力量有限，爱莫能助。最后张我军多方筹集，终于从法政大学的乡友陈栈治那里借到了四十块大洋，解决了旅行的川资。
路费备齐之后，就只等着启程了。罗文淑怕引起家人的注意，不敢带任何东西，只穿着一套学生服装作随处转转的样子就出了家门，同张我军踏上了南下的火车。这对恋人离开北京时是狼狈而仓促的，但是他们却感到了最大的幸福。第一次离开北京时，张我军只能对着罗文淑的照片喃喃私语，而现在爱人就在身旁，他们相互依偎着，从这时起，他们将永远地相互扶持依靠了。坐火车到上海，再转乘轮船到厦门鼓浪屿，经过长途奔波，他们暂时住在了张我军的堂兄张松家。安定下来之后，罗文淑思念母亲，生怕自己的不告而别会伤了她的心，怀着愧疚的心情，她写信汇报了自己离家之后的情形。让罗文淑没有想到的是，母亲和三叔罗静夫很快地给她回信并原谅了她。母亲与三叔都是性情和蔼、通情达理的人，见罗文淑竟然以私奔这样激烈的手段抗拒给她安排的婚姻，就不忍心再苛责于她了。二位家长还给罗文淑寄来了钱和衣服，催促他们尽快正式结婚。得到了家长的原谅和支持，张我军与罗文淑十分高兴，经过商量，他们决定到台湾举行婚礼，在故乡的见证下，结成夫妻。
1925年9月1日，张我军与罗文淑在台北市江山楼饭庄摆了两桌宴席，由台湾文化协会总理，《台湾民报》社社长林献堂先生证婚，举行了婚礼，介绍人王敏川、洪炎秋，主婚人陈爱、罗悟。在众人的祝福下，这对饱经磨难的情侣终于结成了夫妻，完成了辗转万里的姻缘。他们对爱情的积极追求，始终不渝的深厚感情，敢于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大胆行为，与重重的考验和风雨里飘摇的旅途交织在一起，谱成了一首浪漫而感人的爱情诗。
婚后，张我军与罗文淑（后改名为罗心乡）一起居住在《台湾民报》社。他们生活平静而幸福，同住的还有张我军的母亲。罗文淑与张我军的母亲相处得十分愉快，婚后的日子快乐得让罗文淑不敢相信。1926年1月，在北京应该是最寒冷的季节，而在台湾，气候依然温润宜人。张我军从《台湾民报》处领到一张去台湾南部的车票，他决定偕罗文淑一起到台湾南部旅行。因为自从来到台湾后，罗文淑还没有去过板桥以南的地区，张我军也因为各种原因没有去过台湾南部。
旅途有一站是新竹，在那里张我军与民报的同事一起指给罗文淑看台湾的四大平野之一——新竹平野。就在这里，罗文淑看到了清朝时代铺设的铁路遗迹。车行途中，有段路程沿着海边蜿蜒前进，看到台湾海景，张我军不禁想起了在厦门看到海时的心境，又想到自己“现在不得已在狭的笼内过狭窄的生活，还时时想乘长风破浪，跳出台湾，到海的彼方去”！虽然回到了台湾，身边有妻子的陪伴，还有母亲需要赡养，张我军仍不能放弃自己远行的理想。旅途中，在接近彰化的地方，他们游览了有名的八卦山。张我军早就听朋友说过八卦山，如今终于可以和妻子朋友一同攀爬了。八卦山上，张我军抚今追昔，颇有悲凉之感。此后，一行人就来到了南部，台湾南部与北部的景色颇有不同，北部清一色的水田，中南部则大都是芭蕉园与甘蔗园。在没有脱掉田园气味的中古式都市——台南，夫妻二人在朋友的带领下，乘着摩托车遍游了台南古迹。
台南旅行为这对新人增添了不少的乐趣，使他们的新婚生活更丰富多彩。张我军在这次旅行中还与台湾新文学之父赖和会面，交谈颇为投机。
婚后不久，他们就有了爱的结晶。身怀六甲的罗文淑更加思念远在北京的母亲，虽然在台湾的生活恩爱而安逸，但是这并不能减轻她对故乡亲人的思念。罗文淑希望能在母亲的身边生产，她的想法得到了张我军的理解。而且张我军从未放弃过到北京读大学的理想，即使在欢快的旅行中，要到广阔的世界中寻求新鲜生活的想法也没有丝毫的动摇。张我军在《台湾民报》的工作是成功的，但是他不愿意永久地过着“狭窄的生活”。
1926年6月21日，张我军向《台湾民报》提出请辞，再次告别故乡，告别母亲，携着妻子漂洋过海来到了北京，住在永光寺中街吴承仕外院。7月1日，他收到一份《台湾民报》的委托，担任《台湾民报》驻北京通讯员。从此他在北京一住就是二十年，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他完成了自己的理想；在这座有着特殊文化魅力的古老都城，走过了他坎坷而辉煌的一段人生。
第二章 辗转万里的情缘
第三节 台湾新诗的第一块基石——《乱都之恋》
《乱都之恋》是张我军文学创作活动中的最重要的一部新诗集，出版于1925年12月28日，发行地址是台湾太平町三丁目二十八番地。作者自己标明为“抒情诗集”，书宽九点五公分，长十七公分，计五十六页，除序诗一首外，收有诗十一篇五十五首，其中三十一首未曾在刊物发表过。三十三首写于北京，十五首写于由大陆回台湾的海上途次，七首写于台北。其中部分曾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台北的《人人杂志》和《台湾民报》上，写作时间自1924年3月迄1925年3月。该诗集散佚绝版多年，已鲜为人知。1986年，黄天衡先生在台北搜集到该诗集的孤本，经过多方努力，1986年6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复印本，其中又加上了《弱者的悲鸣》和《孙中山先生吊词》两首和附录一至三，终于使广大读者有幸一睹这本已经绝迹多年的珍贵诗集。
联系当时两岸的实际情况和作者的处境，我们可以从大陆新文学发展的影响、作者的生活和情感体验及对台湾新文学的影响这三个方面，来认识和分析《乱都之恋》这部诗集的创作起因，所蕴涵的情感和思想内容及她的文学史意义。
就《乱都之恋》的创作时间和地点及其艺术表现特征来看，可以肯定她是受了大陆新文学，特别是新诗发展的影响。在大陆新文学创建和发展的过程中，新诗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早在1915年，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试验用白话作诗。1917年；《新青年》2卷6号刊登了他的《白话诗八首》。这是他正式发表的新诗的尝试之作，并期望“大家齐来尝试尝试”。就是在他的大力倡导下，1918年1月《新青年》4卷1期刊载了胡适的《鸽子》、《人力车夫》、《一念》和《景不徙》，沈尹默的《鸽子》、《人力车夫》和《月夜》，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题女儿小蕙周岁日造像》。这九首白话诗的发表，标志着中国现代新诗正式登上诗坛。此后，倡导新文化和新文学的人都争相来写新诗，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沈兼士等人以《新青年》为阵地发表新诗；俞平伯、康白情等人以《新潮》为阵地发表新诗；刘半农、沈玄庐等人则在《星期评论》发表新诗；田汉、宗白华等在《少年中国》发表新诗；郭沫若等在《时事新报·学灯》上发表新诗……
1920年，胡适的《尝试集》出版，诗坛出现了有史以来第一部新诗集。1921年，郭沫若的《女神》出版，以其气吞山河的磅礴气势、大胆的想象及改天换地的气魄和新颖的思想征服了读者，占领了旧诗的地盘，成了为新诗奠基的作品。之后，康白情的《草儿》、俞平伯的《冬夜》、刘半农的《扬鞭集》、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及文学研究会出版的朱自清、俞平伯、周作人、叶绍钧等八人的诗合集《雪朝》等新诗集纷纷问世。
与此同时，“小诗”成了“风靡一时的诗歌体裁”。以致1921年至1923年间曾被人们称为“小诗流行的时代”。几乎所有的新文学作家都尝试过写“小诗”。当时结集出版而又颇有影响的小诗集就有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吴雨铭的《烈火集》，何植三的《农家的草紫》，梁宗岱的《晚祷》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冰心的《繁星》和《春水》。这些三言两语的“小诗”，有对母爱的追怀，有对自然和童真的歌咏，也有对生命、人生、宇宙的发现或感受，往往蕴涵哲理，写得空灵、清新，为人们所喜爱。一些“小诗”成了人们吟唱的名句。
另外，表现爱情是新诗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1922年4月在杭州成立了“专心致志做情诗”的湖畔诗社，出版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汪静之四人的诗合集《湖畔》。（“湖畔诗集”第一集。）1922年9月出版了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1923年12月，又出版了潘漠华、冯雪峰、应修人三人的诗歌合集《春的歌集》。（同上第二集。）特别是《蕙的风》，以其表达爱情的大胆和袒露而被有些人称为“诗歌上的沉沦”，引起了新旧思想对其褒贬不一的论争。
张我军作为一个喜欢文学并有一定创作禀赋的青年，在厦门时期就接触到《新青年》、《新潮》等宣传新思想发表新文学作品的期刊，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