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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文在高原古城西宁生活的那一个月，用他的话就是一生中度过的最为舒心的日子。这一个月，除我们安排他们去塔尔寺、青海湖等地参观外，骆文每天的生活很是规范，早上晨练，上午读书或抄记有关资料；下午呢，我见他喜欢去下榻附近一处叫南川河的河滨公园。这处所谓的公园，不宽不长，却集中了来自周边的低层人士：退休职工，赛棋好手，卖唱艺人，摊头小贩，食客看客，等等。最吸引骆文的有两处，一处是几个“麻眼”（瞎子），手握“三弦”，弹唱青海地方曲艺“贤孝”，另一处则是一个帐篷里常有一些“花儿”唱家在引吭高歌。骆文总是坐在一侧深情地听着，那么认真而又痴迷。时间长了，公园里不少赋闲的人竟然熟悉了这个远来的、白鬓苍苍的老者。当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个老人是一个老革命、老作家。骆文老几次问我：“你常去北川河河滨公园么？”我告诉他不太常去，人多杂乱。骆文摇着头说：“那地方生活丰富哩。对一个作家来说，可以得到第一手的知识和素材。”当时我很不在意他话里的意思。如果不是后来我读到他写青海生活的一系列文章，我是不会理解河滨公园为什么能够吸引他去的缘故。这也许就是他——骆文式的创作活动和方法。
现在我又必须谈起骆老和昂尕的事了。骆文在青海度假期间，曾多次向我问及远在长江源头的昂尕同志，并与我谈起《长江魂》一书中收入昂尕的文章：《葛洲坝，我心中的金盏花》，称赞这篇作品联想别致，构思新颖，很有激情。又说昂尕是土生土长的牧区人，有较丰富的生活积累，大有培养前途的作家。也许是骆文自年轻到年老，长期从事文学组织领导工作的缘故，他对青年作家的关切与注意，总是爱护有加。骆文计划在青海高原黄金季节的七月要来青海的消息，我在六月份就写信告诉了昂尕。昂尕因此在七月初风尘仆仆地赶来西宁与骆老相聚。那会骆老尚未动身。昂尕苦苦地等了一个星期仍不见到。这时王树州急电昂尕速回。昂尕当时任玉树藏族自治州广电局局长，公务也是很繁忙的。昂尕只好带着遗憾回了玉树草原。尽管如此，昂尕还是隔三岔五地给我来个电话，详细询问骆老一家人的身体状况和在西宁的生活，并说等他把工作安排好了，他还会争取再来西宁与骆老相见，好在骆老在青海要住较长时间。从玉树首府到西宁1200余公里，路不好走。我们的昂尕后来还是来了西宁，并且带了小袋草原特产誉称“人参果”的蕨麻想要送给骆老家人。万万没想到又一次的失之交臂，骆文一家人已先前一个星期回了武汉。这件事对昂尕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终生遗憾。
现在他已不在我们中间了。
我和骆文老的最后一次相见是在1996年12月间，我接中华文学基金会的通知，让我去深圳休养。我偕夫人及小孙女一行，绕道武昌乘往广州的列车。行前，我给湖北作协发去电报，请他们帮忙购买两张卧铺车票。我们到达武昌是凌晨五点，天刚蒙亮，恰巧那天又下着绵绵细雨；十二月天气，让人冷不可支。没想到在这样刮风下雨的清晨，前来接站的竟是年过八旬的骆老。此情此景，让我感动得难以为情。骆老说：“因为湖北作协的同志不太认得你，是我主动请求来接你的。阔别有几年了，真有点想你啦。”说着一手抱起我的小孙女，领我们朝车停在的地方走去。这里我不便多说湖北作协和骆文夫妇对我们的热情接待。我最不能忘记的是那天清晨骆文老接站时的身影。他身着风衣，冒着细雨，当风而立。那身影恰以一尊雕像，给我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象。
此刻，当我手捧着他于2003年2月19日写给我的最后信札，油墨似乎尚未干去。他在信中说：“居住环境差，不算什么，有机会去西宁，还是可以写东西，有精力，决不要放弃走笔，你的散文很有风彩嘛 。”信的最后又写道：“你还是我的小老弟，不能消极。”这些宝贵的充满爱抚的字眼，将会永远封存在我的记忆里。
往事难忘。骆文老，你可记得么？我那次南去深圳，临别武昌时，我在旅馆打给你的电话，我说：“骆文老，我会永远怀念你的，因为你是值得让我永远怀念的人。”
现在你已不在我们中间了。
当我回想起上述有关你和我们在一起时的生活小节；但就是这些生活小节，今生今世，也会如梦一样萦绕在我的心头。
正是怀着对你的尊敬和永在的感激，我献上了这篇晚写的悼文。骆文老，安息罢！
审读文人风骨
■ 周 熠
在中国历史上，从汉末至魏晋的250余年间，真正称得上天下大乱，政治黑暗，血雨腥风。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中，名士文人的命运可想而知。恪守“士可杀不可辱”者，自是朝不保夕，肝脑涂地。像那“口无遮拦”的孔融，“谈玄论道”的何晏，“非汤武而薄孔周”的嵇康，貌美心高、“文以悲情著称”的潘岳，文武兼备、“才冠当世”的陆机，诗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谢灵运等等，都无法逃脱被杀头的厄运。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可叹也夫！
那些不想被杀头，“苟全性命于乱世”者，便只有消极遁世，改变活法。于是，或背弃礼教，倡释老庄，“口不臧否人物”；或放浪形骸，纵情药酒，寄意山林，啸咏江湖，“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惹不起，总躲得起”。像我们熟知的“竹林七贤”之一的阮籍，为躲避权倾天下的司马氏的纠缠，每日饮酒一石，酩酊大醉六十天。“竹林七贤”中的另一位刘伶，拥酒度日，放纵山水。每天出门驾着鹿车，车上载着酒，带着锹，一路饮酒不止，声言死到哪儿就就地挖坑埋在哪儿。还有那个曾为左思的《三都赋》作序的大名士皇甫谧，为避朝廷三番五次的征召，长期称病，胡乱吃药，以致数九寒冬袒裸在床，叹息不止。终乃隐迹草野，与鸟兽为伴，潦倒一生。那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东晋大诗人陶渊明，不忍见官场腐败，不愿为五斗米折腰，辞官归隐，待月荷锄，诗酒相伴。这些文人们避世自保、遗世独立、放荡不羁的行止，其风流所及，渐成时尚风气，世人竞相仿效。这便是鲁迅先生所称之为的“魏晋风度”。
在这林林总总的魏晋风度中，我更推重王羲之父子的风骨气度。我们知道，王羲之是魏晋六朝时期独占鳌头的书法家，被后人誉为“书圣”。他的《兰亭集序》也十分脍炙人口，是历代散文宝库中的翘楚之作。而他的风骨品操尤令人刮目相看。
王羲之出身名门士族，其伯父王导、王敦都是东晋的名相重臣。王羲之十三岁时便以刚正多才而显名于世，与其伯父的两个儿子被时人并称为“王氏三少”。当时的太尉郗鉴欲与王家结亲，便派使者去王家挑女婿，王导对使者说：几个小字辈的都在家，你就去东厢房里挑选吧。使者回到郗府禀报况：“遍观王家子弟，都很优秀，只是听说要选女婿，一个个显得拘谨有余，大方不足。惟有一个子弟，袒腹东床，只管用餐，气度自若。”郗鉴欣然表态说：“这正是我要选的好女婿。”经查访，正是王羲之。于是，郗鉴“遂以女妻之”。“袒腹东床”遂成千古佳话。据史载，羲之爱鹅，见会稽一老妇家有一只善于鸣叫的鹅，请求买下，不允。就亲去观赏。不料老妇人听说，急忙杀鹅烹之以待客。羲之为此好哀伤。山阴有个道士养了一群鹅，王羲之闻知乘车前往观赏，并欲购之。道士提出请他书写《道德经》，便将鹅送上。王羲之欣然振笔，写完《道德经》，用笼子载了群鹅，高兴而归。一天，王羲之在山下见一老妇在卖六角竹扇，便在每把扇上题了五个字。老妇有些不高兴。王羲之说：“你就说是王右军所写，每把扇就可卖百钱。”老妇照此叫卖，果然人们争相购买。后来，老妇又拿着扇子求他写字，他笑而推之。由此可见，王羲之不仅有才，书法为世人推崇，其率真、清高、洒脱自由的个性也鹤立鸡群。
王羲之特立独行的人格也凸现于他的政治生涯中。朝廷屡次征召，包括他作丞相的伯父王导也劝他出士，他都一一拒绝。坦言素无在朝廷做官之志，常怀寄寓山水之心。后来，被封任右军将军、稽会内史。在任上适逢江东遭饥荒，就开仓济民，并上书朝廷，请求减免赋役，被朝廷采纳。不久，因瞧不起骠骑将军王述，不愿与其为伍，更不甘居其下，要求调职，朝廷不允，他便愤然辞官，并在父母坟前酹酒起誓：从此断绝名利，“信誓之诚，有如皎日！”
王羲之的傲然风骨，自然难为官场所容。尽早告别仕途，当然可惜。但是，他的彻底隐退山林，泛舟沧海，却更丰润了他的书法和文笔。自古熊掌与鱼不可兼得。从文化史的角度来说，一个四品五品官员多如牛毛，而以书、文并峙的《兰亭集序》却是千古一绝，而“书圣”就更是独一无二的了。
不仅如此。王羲之的浩然正气和清峻风骨还影响了王氏后代。他的小儿子王献之就很有父风，其书法与王羲之在历史上并称为“二王”。太元年间，太极殿落成，身为骠骑将军的谢安打算请王献之题写匾额，但是难于直言，就试探地说：“曹魏时候，凌云殿匾额当时未题写，便被工匠们误钉了上去，取不下来。就只好让韦仲将站在悬支起来的高凳上书写匾额。等匾额写成，两鬓都染霜了，衰老得只剩下一口气。韦仲将回到家告诫儿孙们说，此后再不要用这种方法题写匾额了。”王献之明白谢安的意图，就正色道：“韦仲将是曹魏的大臣，哪里会有此事！如果真有此事，那足以显示曹魏德薄而天下不会久长。”谢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