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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火焰……。读了赵丹的短文后，联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作为有良知的文人，徐迟也深有同感，赞许赵文是“美丽而哀伤的天鹅之歌，悱恻而愤慨的天鹅之歌。”恰好一个戏剧刊物向他约稿，他便应约及时写下此文。但当时反对文艺自由化的风头正健，赵文理所当然引起某些人的反感，甚至反对，于是徐文的发表也理所当然的受到阻碍。但从我个人来说是很赞赏这篇文章的，赞赏徐迟的正直和勇气，就在本应退稿的时刻，我既舍不得也于心不忍，便以不以为意的口吻谈谈的语气告诉他，此文一时发不出，只好暂存起来。徐迟倒很坦然，表示同意，于是此稿便这样留下来了。
②“胶卷上你的身姿还清晰地印在；声带上你的声音还默默地录在。”徐迟在这两句的旁边有这样的批注：“两句的结构请勿改动”（重点原有），由此可见他对此的重视。因为按通常的写法是：“你的身姿还清晰地印在胶卷上；你的声音还默默地录在声带上。”这也是我在编辑某些老作家的文章时常能感受到的。这是因为作家的遣词用字常常能体现一个作家的风格，否则就失去了作家的个性，特寄语同道，对此须持慎重态度。
③赵文写作的时间和情况，后来在赵丹的女儿赵青的文章中有这样的介绍：1980年9月3日，赵丹在北京医院作了外科手术，但晚了，胰腺癌已扩展到肝部，生命已经垂危。不几日，胡乔木来探望，并与之长谈，赵丹滔滔不绝地说；胡乔木频频点头地听。胡乔木还连说：“你讲得对，继续讲，讲下去，把心里的话全掏出来。”于是，才有这篇振聋发聩的谏章。赵青还说，赵文是经胡乔木之手转给《人民日报》的。这似可信，不然，此文如何能在《人民日报》且以显著地位刊出？
④原视之为一般性悼念文章，但联系到作者后来采取的死亡方式，便显示其不一般的意义了。徐迟在文中坦言了自己的生死观：“我自以为对于死，具有一种冷酷心肠；我只对于生，怀抱着热烈的爱……”但是在文末，他又把死描述得如此灿烂：“如果灵魂不灭，我便可以假定，你天上的赵丹会遇到鲁迅。他会宽慰你的……你将会遇到天上的纯真的艺术家。”
7年前徐迟死时，曾引起过种种推测甚而议论，却很难达到共识。但是早在19世纪，现代社会学创始人法国的爱米尔·杜尔凯姆就对此有精辟的见解。在其经典性的著作《论自杀》中他写道：“自杀主要不是取决于个人内在本性，而是取决于个人行为的外在原因。”他认为“当一个人脱离社会时，他容易自杀；当他过分与社会融为一体时，他也很容易自杀。”“至于私人生活中的意外，似乎直接引起自杀，而且被看作自杀的决定性条件，实际上只是一个偶然的原因。”如果生命不值得继续下去，那么一切都可成为摆脱生命的借口。联想到马雅可夫斯基、法捷夫，乃至海明威老舍等等，他们的死都不是由于“脱离社会”而引起，而更多的倒是过分地与社会融为一体时，这也是因为作家的职业使然。但在中国的古代的文人中，采取极端手段告诉人世的可谓罕见，包括历经磨难的曹植、柳宗元、苏轼……苏轼谪贬岭南时，他还高吟“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多么潇洒怡然。何也？那是因为作为作家，诗人既要“与社会融为一体”又要采用如诸葛亮所说的“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的生活态度。这也是中国传统文人的处世哲学，也只有这样才能摆脱生命的羁绊而自在生活。
（胡克庆附注）
怀念骆文
■ 朱 奇
我国当代老一辈著名作家、我最崇敬的骆文老不幸去世匆匆有一年了。这一年来，他的声音、他的笑容、他的身形，常是出现在我的意识之中，有时在夜间，有时在白天；或模糊，或清晰。特别是几回在梦里，我与骆老重逢，我仍分明感到，他那总是含着微笑的眼色，善意地在注视着我；一如往昔，他的话语不多，但每一句话，每一个字眼，幽默中却透露着一种对人的钟爱。
现在他已不在我们中间了。当我意识到这一切的时候，我又感到一种内心的怅惘，深深的遗憾，沉闷的哀伤。
去年今日，当我得知骆文老去世的消息，距他去世的那天，整整迟到了一个月时间。这是因为：骆文同志治丧委员会给我发来的讣告，是寄到我曾在青海工作的单位；由于我退休后定居在黄海之滨的岛城，青海方面每月定期给我转来一次信件。因此，我没能赶上湖北方面为骆文举行的追悼会，没能让人宣读我悼念他的电文，这样，他的灵魂或许能够感应到我这个晚辈、他的文友对他深深的怀念与感激的心情。
现在他已不在我们中间了。此刻，当我启开封存在记忆中有关我与骆文老从相识到交往过程中尚能留住的一些事情，又无不遗憾地感到印象和记忆中许多生活细节、小节被忘记掉被淡化；这是由于先前的粗心大意，时光的流失，未能很好地贮存下来。我记得俄罗斯作家库普林在《回忆契诃夫》一文中讲过这样的话：“我们平时往往不注意那些特殊的小节，可是小节有时却比大事情更有力、更亲切的透露出来内在的人性呢。”
回想我与骆文老最初的相识，或者说是最初的见面，是1986年10月中旬，我参加由长江流域九省市作家协会倡办、湖北作协主办的首届长江笔会。骆文时任湖北作协主席。无疑，他是首届长江笔会当然的召集人和主持人。记得我们青海作家到达武昌，住进下榻宾馆，大会工作人员便来通报，说是骆文主席和湖北作协其他几位领导就要来看望你们，望不要外出。
未见骆文其人，但骆文同志的名字于我并不陌生。1950年我参加部队，分配到陕西军区文工团工作。好像是快要到春节的时候，团里赶排了一台文艺晚会节目，我至今记得，在“革命历史歌曲大联唱”中，就有骆文创作的歌曲《纺棉花》、《三套黄牛一套马》。那会儿我特喜欢听延安和解放区创作流行的歌曲。那些歌曲，不要说优美动听、且带点儿乡土气息的旋律，就连词曲作者的名字，也都深刻地进入了记忆的大脑，长久不忘。我正在回想着那时的情景，忽见骆文等作协领导同志朗声地走了进来。
骆文开门见山问道：“哪位是少数民族作家昂尕同志呢？”显然骆文事先看了我们代表团的名单。我将昂尕推到骆文同志面前。骆文紧握着昂尕的手，饶有兴味地问道：“昂尕，你是我们最最欢迎的远方来客。听说你的老家和工作单位就在长江发源的地方。来的不容易啊！”接着又问：“你的脸色这么黑这么红，是不是高原紫外线特强的缘故呢？”昂尕说：“应该是罢。我所在的玉树藏族自治州，平均海拔在四千公尺以上，严重缺氧。”
“可你的牙齿咋个这么洁白呢？”
“长年累月喝的是牦牛奶呗！”昂尕答曰。
一语一笑，一问一答，这位前辈作家一下子与大家缩短了距离。和蔼、随意、亲切，这是骆文老当时给我的第一印象；他的充满了人情味的对人的关切与爱护，也是他当时所给我的第一感觉。事实上，他那内在的人性之美，在他的散文集《对人的钟爱》及他的其他作品中，也都热切的、尽善尽美地表现了出来。正因为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对来自长江源头的青年藏族作家昂尕独有的偏爱与呵护。在整个笔会期间，我敢说：昂尕同志受到比我们更多的殊荣。可不！在笔会召开的开幕式上，骆老的致词中就特地向与会代表介绍了来自格拉丹东雪山下的作家昂尕；之后，每到一个参观的地区，骆文也少不了向接待单位的负责人提到昂尕的名字。而在十堰市汽车城举行的笔会闭幕式上，我们的昂尕同志还被请上了主席台呢。所有这些殊荣，昂尕自然铭记在心。我们的藏族同胞是很重感情的。笔会结束我们就要离开十堰的前夕，昂尕特地邀我一起去向骆文老告别。昂尕郑重地向骆老发出邀请，邀请他一定要去青海高原看看。骆文老非常高兴地说：“真要到青海高原看看才是。只是年事已高，怕适应不了高原气候。”我说：“没事。你只要去了，我们会对你‘重点保护’。”骆文沉思了一会，说：“现在去还为时早了点，因为在岗，协会的事多要操心。等过几年我办了离休手续，我就下这个决心，说什么也要到青海去一趟。”他说的都是实情实话。我本人也有这样的体会。就说湖北作协主办这次笔会罢，历时二十天，行程三千里；想想，我们自武汉出发（武汉期间众多的活动内容不说），溯江而上，看葛洲坝雄姿，访奉节古城，踏浪大小三峡；继而是昭君故里留痕，鄂西山区探奇，直抵十堰汽车城。如此规模的活动，骆文老在大家的眼里，全然是一个忙碌的身影，大至主持会议，小至吃、住、行等的安排，无不在他的记事本里记着，在他的行动中操作着；都浸透着骆文老艰辛的劳作和汗水。我就听同行的人说过：骆文老也是个‘工作狂’的人。据湖北作协的同志说：笔会召开前数月，骆文同志几次去接待参观的单位和地方，与有关部门的领导商讨接待事宜。对于一个从1941年投奔革命圣地延安参加革命、官至湖北文联和湖北作协主席、年过古稀的骆文来说，这样的任劳任怨，我们当时所有的人无不对他怀着敬意。
骆文老于1989年离休。他是一个率真的人。他没有食言。应我们之邀，他于1991年7月中旬偕夫人王淑耘老师和他们的两个孙儿，来青海高原度假，住到这年8月中旬才离开，整整一个月。记得我去西宁火车站接他，他特别高兴，头一句就说：“高原真好，西宁真好，凉爽、清新、高远；不像我那个火炉城，七月流火，连栏杆、床架摸着都烫手。”
骆文在高原古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