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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正色道：“韦仲将是曹魏的大臣，哪里会有此事！如果真有此事，那足以显示曹魏德薄而天下不会久长。”谢安便不再勉强王献之题字。谢安又问道：“你的书法与令尊大人相比怎样？”王献之说：“各有所长。”谢安说：“外人可不是这样评价的。”王献之不屑地说：“外人哪里知道？”噎得谢安无话可说。相比之下，王献之的哥哥王徽之的风骨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王徽之喜爱竹，见人家有大竹园，便去观赏，面对绿竹，啸咏不止。曾经住于一空宅中，便叫家仆种竹。有人问他，他指着新竹说：“何可一日无此君邪！”王徽之寓居山阴时，一个冬夜，雪后初霁，月色清朗，四野一片皎洁。他对月酌酒吟诗，忽然想起友人戴逵。而戴此时住在数十里外的郯溪。王徽之不顾路远夜寒，独乘扁舟前往造访。折腾大半夜，黎明时到达目的地。然而，走至戴逵门前时却不去敲门，又返身回家。早起的人见此很诧异，就问他为什么这样？王徽之慨然而答道：“我本是乘兴而来，兴尽而返，何必要见戴逵呢？”其弟王献之病重，王徽之要以死代弟。经术士苦劝才罢。献之死，徽之奔丧不哭，直奔灵床而坐，取下王献之的琴，不调而弹，叹曰：“呜呼吾弟，人琴俱亡。”咽噎气绝，月余亦亡。王氏父子有高风烈骨，其家媳妇也近墨而黑。献之、徽之的嫂嫂谢道韫（王凝之之妻），不仅才气过人，而且也别有风骨。其夫、其子皆为贼臣孙恩所杀，贼人杀红眼时，正欲害其幼弱外孙刘涛，谢氏挺身而出怒斥道：“事在王门，不关他族！要杀就先来杀了我！”孙恩理屈不敢杀涛。寡居会稽时，治家严肃，风韵清爽，言谈举止风雅大方。被时人美誉为：“雅人深致”，“有林下之风气”。王家一门两代，在历史上留下诸多佳话，并因此数处列入成语典故，诸如“袒腹东床”、“曲水流觞”、“春蚓秋蛇”、“人琴俱亡”、“何必见戴”、“不可一日无此君”、“林下风气”等等，古往今来，这是不多见的。
纵观上述，所谓“魏晋风度”是一种特定的社会现象，是那个风雷激荡的时代的独特产物，它是一个大概念。不管是食药炼丹也好，嗜酒如命也好，也无论是扪虱而谈、喜欢驴鸣也罢，怪则怪矣，然而其主旨却都是要远离尘嚣与龌龊，舒张个性，追求精神自由，保持人格独立。因此，我们可以说，魏晋风度是向黑暗社会挑战的一面大纛，是文人名士在非正常环境下砺炼出来的特有的风骨气度。
“往事越千年”。“魏晋时期”早被历史江河涤荡而去。今日，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神州大地，生机无限，春风贻荡，与封建腐败的魏晋时代有天壤之别，不可同日而语。“魏晋风度”也早无实际意义。然而，我们也常说，反面文章正面做。窃以为，从道德层面来看，“魏晋风骨”作为一种日渐成熟的独立的人格修养，仍不乏认识价值和借鉴意义。尤其在当今，面对响当当的金币美元和时隐时现的种种腐败，对于那些在权欲物欲横流中迷失自我、患有软骨病的缺钙者，重新审视一下“魏晋风骨”，或许可以起到服用新“盖中盖”的作用吧。
一个人和一本书
■ 赵金禾
这个人，有过许多头衔，小说写得漂亮，官也曾做到省作协副主席、党组副书记。他真实、坦率、丰厚，朋友爱拿他的名字开涮：刘富道么，良善的“妇道人家”。
这本书，应当说不是他的拿手戏，却是他的真功夫。为人写的序与跋、小说评点、读画品书听诗、编辑手记，还有作家之死探秘，好个繁复，好个沉杂，起了个随意的书名：《阅读感悟》。
我们常爱说“随意”，随意里有大讲究。随从率性来，意伴真情出。随意是自然流淌着的那份心意。富道的心意在这本书里原形毕露，这不比做小说，作者可以藏在背后装神弄鬼。
富道在自序里说：“都是我的心血之作，是用我生命中一部分光阴完成的。敝帚自珍，立此存照。”可见这个人也是看重这本书的。他说他在位时的得意之作是散文《本无意做官》，至于其他所得，都已过去，不重要了。如此真情告白，有些不合自吹自擂的新时尚。
新时期湖北文坛，这个人是一座山。他是以他的小说《眼镜》和《南湖月》奠定的辉煌。后来湖北小说家的辉煌，是后来时空的收获。一座山是不能覆盖的，也是打不败的。后来者只能翻越，或者绕过，那山还是山。一句“都已过去，不重要了”，是他骨子里浸润着的大气，我读懂了他。
《本无意做官》不就是一篇散文么？如此宣称为得意之作，是不是积他十四年的为官之痛，才一吐为快的呢？痛快痛快，痛痛快快，显示了一个真理：快是要以痛为代价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个官位上，持续了十四年多的时间，损失了什么呢？损失的是灵感，情趣和幽默。损失的是创作的激情和生活的自由自在，损失的是少写了几本书。人各有志，我志在写作，好不容易当个作家，人家却让我去做官，岂不大亏了。
这个人会算帐。只是这个帐由不得他算。那时候他走红文坛。走红就被重视，被重用，似不正常。不正常是那时候的正常。少写几本书又怎么样？要算政治帐嘛，要顾全大局嘛。幸与不幸，不是你选择得了的，正如我们的父母由不得我们选择一样。我不能要求他罢官，“就像我不能要求屈子在投江之前洗个澡一样蛮不讲理”（师妹语）。于是他这“妇道人家”的良善派上用场了。于是就有了这个人的这本为他人做嫁衣的《阅读感悟》。
所幸他还在写，仍是直抒胸意地写。要写什么样的文章才够分量，才够级别？这是追求不朽的焦灼。只要不是想着不朽，事情就简单得多了。他想没想过“不朽”，我不好猜度。不过我敢肯定，他是他后来的解放者。他平和了，宁静了，其境界，有庄子所言“渊”的意味，不然他会是另一个人，而不是这一个。他的《阅读感悟》是在感悟别人，我们便从中感悟了他，感悟了他的立言立人。
书中所写的文字，有关于名家专家的，也有非此非彼的后生，毛丫头，谓之“名不见经传”罢。为名家写，那不是他要写就能写的，他也无须绑名家，他自己所属也是名家队伍。名家看重的不是名家，是一个人所达到的境界。所以他受他队伍的推崇。他为小人物所写的文字，自然是因了他的名气，也是因了他的为人。那些亲切的文字迎面扑来，像一个长者拍着你的肩，抚着你的背，你不能不为之动容。富道这五尺男子汉的“妇道人家”，更像母亲，像姐姐，深情得到家。那都是些性情文字，性情中人所为，不是文字匠人所能达到的直朴、浑圆、关爱、智慧与激情。
接受这本书编辑的建议，富道选了一篇关于评论他的文章附后，这便是王石先生的《刘富道的过去与以后》。这篇文章曾发在《北京文学》2001年第6期“文化观察”栏目里，有编者按：“文革之后，发轫于伤痕文学的中国新时期文学曾制造了文学作品一次又一次的轰动效应，然而随着新世纪的来临，新时期文学那些曾风光一时的作家如今身在何处？都在忙些什么？我刊从今年第1期起的系列报道‘新时期走红作家今何在’，将一一满足您了解的愿望。”王石先生称富道为“湖北新时期小说第一人”，我以为准确，铁定，经得起科学考证。
富道创作势头在连续两次获大奖之后渐趋于沉寂，王先生分析了三点原因：一是他的小说价值没有被人全面认识，包括被他本人一度所忽略，二是他作为专业作家写得太少，第三是他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叶就到省作协当了领导人。我不认为王先生这三条都准确。价值判断不是以认同为标识的。写得多与少也不能说明创作的势头。至于当了领导人，倒是一个有力的论证。一个事物是这样而不是那样，自然有诸多原因。这里我不是要跟王先生拉倒水纤（王先生不必介意），我是想说明我对这个人的立论：面对自己的现实，由着自己的心使然而不改本色。这是作为一个人的底座。
王先生在他的文章里充满对富道的期待：他的以后，“很可能是人生曲折线在经历了一个必然低谷之后的又一个上升。”我们可以充满对他人的期待，他人却永远是一个自己。上升，固然美好，做一个自己，拥有一个自己，也不失美好，也不意味着就是下降。想想多少人活得不是自己啊，即便是那些“上升”着的人，他们的心灵还在自己圈定的地狱中。
如今是王先生三年前说的“以后”。这个“以后”着的今天，这本《阅读感悟》，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富道犯糊涂。问他尚能饭否，答曰“还行”，他“还行”的不只是“尚能饭否”，是他精神世界里的“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毁之不加沮”的老庄常驻。
城市印象片断
■ 杨 矿
一
假设我们在一座城市中被石头发现
黄昏的建筑物上，时间被一支猎枪瞄准
我们就怀念一次大山，像森林怀念水泥和 桥梁
以灯光交欢的速度跑步进入事物的广场
而事实上，石头和山都是真实和温暖的
甚至久违的雪，也可以卖到很好的价钱
人造的笑容被修剪得比指甲还整洁
婚外的班车总是准点从下方靠边到达
一个六十岁的富婆，从不进站
却娶走了解放碑下的最后一个处男
沙子不是破碎过的石头，水好完整
扣除人和山的偏旁，再扣除准星和灯光
一把砸来的二锤，过渡的时装和春药
请记住餐费里剩余的七根毛发
记住晨练的人从中外合资的石头中归来
苍白的脸色约带几毫尚未标价的煤渣
那我们就留下城市作为发现的标准
留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