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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从另一种角度来审视，“无事”又是有一定的文学开掘意义的。“无事”，正是我们人类最基本的生活情景，最简单的生存之道，储聚着人类日常生活经验的种种记忆。在当下，日常化已无可阻挡地成为文学中的主要生存处境，在恒常、零碎和无奈的生存形态中去探寻人生的意义，更能体现出作家对生活层面的超越性思考。
《无事》中的男女主人公郑深和秦花，带有明显的70年代青年人的思想状态和人格特征。他们是极个人化的一群，讲求实用，希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快地增值个人价值。他们有时也会产生迷惘，思想和价值观都不太稳定，对人生并没有大的目标，往往待人处事带有凸显的感性化的色彩，缺乏理性，这使他们直觉地活着，喜欢小资情调，认同着消费时代的城市玩乐经验，在流行时尚的规定场景中物质化地享受着生活。看上去他们多少有些自恋，偏执地自尊而充满虚荣心，常常身不由己地制造一些戏剧化的场面，自伤或他伤，将自己陷入自造的困境中。郑深为秦花的一个“滚”字而耿耿于怀，不惜摔杯而去，瞬间毁灭了自己的爱情，或可以说是他俩一生的幸福。而秦花说“滚”，也纯属无事生非，然后又自哀自怜，继而轻易地放弃了爱情。
怎么看这俩人都有太多的表演性，总是有意无意地于无事中生出点事来，硬是从平淡中弄出一场悲剧。小说中并非无事，其中有误会、分离、流血、死亡和爱的毁灭，却多少让人有些无动于衷。因为叙事太平，平静得近乎无事，把悲剧在无事的平淡中消解掉，这或许正是小说题旨和内容错位的意蕴所在。
《无事》明白地显露出了晓窗生活根底的有限性，她的创作明显地受到历史记忆和生存阅历的限定。作品中的人物与晓窗应当属同一代人，她和他们相知相近，一时还难以摆脱代群经验的框定。生活经验需要在岁月中充分积累，审美经验则要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创作去提升，这两方面的获得对晓窗未来的创作都很重要。
我用“雕刻”一词来形容晓窗的创作。雕刻，得一刀一刀去刻，一点一点去琢，费工费时。看得出，晓窗是非常非常认真地在写她的小说，也写得很是耐心，这从她对事物的描摹上可以看出。她写得太细，尤其是在枝梢细节的语言修辞上。她也写得过满，想把所知道的都装进小说，像俩人的餐桌上有香醇的浓咖啡、鲜红的葡萄酒、透亮的贵妃醋、浅绿色的苹果汁，还提到了枸杞酒和青岛啤酒，这似乎太多了些。内容写得过满，有时只是扩展了篇幅，却并不一定能在质上增添砝码。
会讲故事，会写人物最能体现小说家的功力；这也最考验作家的想象力和表现力。优秀的小说，离不开好的故事、情节和性格鲜明的人物，人以事显，事因人出，二者相辅相成。对晓窗来说，要在写故事和人物上好好下些功夫。明显地，《无事》中故事的铺垫还差火候，人物因性格展示不充分而未能真正地立起来。
天道酬勤，持久的毅力和定力也会是成功的一种保证，晓窗还要走过一段很长的默默守望自己园子的日子，好在她始终很努力，也很勤奋。她以文学之笔雕刻时光，也会在时光的雕刻中逐渐地成长，走向成熟。
天鹅之歌
■ 徐 迟
你已经从这个地球电影院的银幕上化出了，永别了。
你曾在银幕上多少次化入化出，并化为这个人又化为那个人，这个人那个人的形象也令人难忘，然而这个人的那个人的中间更有一个化身的你，你的形象和对于你的记忆却更难忘却。你多少次地化入化出，化为我们国家一颗晶耀的银星，而且在拷贝上在银幕上现在你还可以化入化出，但你已经再不能化入人生，你已经化出了人世间，离开了我们，变成了一颗长被记忆的星，飞入银汉中去了。
我感到了没有过的悲哀，没有过的严肃的悲哀，这样异样的一种悲哀。
胶卷上你的身姿还清晰地印在；声带片上你的声音，还默默的录在②。但经验和理智告诉我，你已经不在，要找你的真人听你的真声已不可能再。你所留下的胶卷声带上的笑貌身影，你所留下的画与画中的诗终究也是要消灭的，记忆也终究要消灭的，因为我们也是要消灭的，连同那球形的存在。那末，何必要这样地悲哀？
我自以为对于死，具有一种冷酷的心肠；我只对于生，怀抱着热烈的爱，追悼死者，不如欢庆生者。死者虽死，他已得到了宁静和幸福的安息，何必哀悼。生者之生，却值得欢庆，尽管还在喧闹和痛苦的生活中。
但你的死却使我悲哀。因为你的死不同于那些伟人，你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但又不同于那些平凡的死，而是一颗艺术的心脏的停止跳动。你的心不是一般的心。你是众心之心。你的心的死去，使我感到沉痛的悲哀。
天下艺术家虽多，纯真的艺术家却少。可以是很出色的艺术家，未必是纯真的艺术家。其间有什么区别什么标准呢？不是说了吗，纯与真，区别于邪与伪，电影艺术中，后者是较为丰富的。这种艺术形式为杂与假提供了不少方便，但正是从它们的对比之中，展示出纯真。我是很少进电影院去的顽固分子，非不愿意看见纯真的光芒，只是很不愿意看到绮丽的浮华和虚饰的幻影。
四十年前我曾在一个制片厂当过半年编导委员，从此后就再没有跨进那个“必须根绝一切犹豫，任何懦怯都无济于事的‘地狱之门’了”。我和你是相知不深的，我们只在前年同去华北油田访问，一同过了四十个小时。仅得之于短暂交往的表面印象，已使我懂得了你的纯真的感情。但你那本书，叫做《地狱之门》的那本书的那样的书名，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书我没有看到，是否已经出版我也不知晓，但书名告诉我，你根绝了一切犹豫，抛却了任何懦怯，看到了黑沉沉地写在那个大门上的文字，“从我这里走进了苦恼之战，从我这里走进罪恶之渊，”你走进了这幽冥之国。看到了众生相，你走进了地狱之门，将众生相反映，现在你已经退出了众之窟，从一条隐秘的路，再回到光明世界，望见了天上的美丽的事物，看到那灿烂的群星了。
前不久人们在传述着你九月于病床上写的一篇文章③。我还没有看它，便传来了你的噩耗。震惊之余，找出了报纸细细读了一遍。这是你的天鹅之歌。这美丽而哀伤的天鹅之歌，悱恻而愤慨的天鹅之歌！④有良心的人听了没有不感动的，独独有那少数没天良的人还无动于衷，他们是不会有动于衷的。
天鹅之歌最后说的是“电影问题，每有争论，我都犯瘾要发言，有时也想管住自己不说。”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只觉得絮叨得够了，究竟有多少作用？……天鹅之歌唱的是一支不能唱的歌，现在不怕了才唱的，只是唱了也没有什么作用。就是没有作用的，这所以是天鹅之歌。
天鹅之歌唱到此，天鹅的心碎了。天鹅的心死了，哀莫大于心死。天鹅于是在哀惋而美丽的乐声中死去。
但是生活还在奔流。你看，我们还在面向生活，面向着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而向前进展着。史诗，跟它在其中生长的那个不发达的社会阶段并不矛盾。四个现代化的史诗时代正在产生现代化的艺术形式。生产力在前进，生活在奔驰，文艺的繁荣是不可遏制的。
天鹅已经飞上了天。如果死者有灵，幽灵当然是没有的，但是如果灵魂不灭，我便可以假定，你天上的赵丹将会遇到鲁迅。他会宽慰你的，鲁迅未必愿意人们拍摄他的电影。不过人们要这样拍摄或不拍摄他，他无能为力。你将会遇到天上的纯真的艺术家，你不会寂寞的。如果以后我有幸也能再见你，我们将大笑，如在华北油田上一样。你已经飞上了天，也许你就是那天鹅星座，浮在银河中央。你就是那颗晶耀的一等星。天鹅，你安息吧。
附注：
①1980年5、6月间，我由省汉剧团借调到省文联的剧协筹划《长江戏剧》复刊。当时省文联在紫阳路一栋50年代曾为省文化局，后为省戏工室的办公楼内。办公楼有前后两栋均为双层，前为会议室，图书室，后为各协会办公室。两楼之间各有走廊，紧挨走廊便是不足10平方米的“鸽子笼”，为工作人员宿舍，当时徐迟夫妇与其小女就分住在相隔的两间房里，走廊便是烧饭的炒菜的场所。那时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等报告文学先后问世，声誉鹊起，我们筹划年内办两期试刊号欲借名家之声望而扩大刊物影响，便由时任剧协秘书长的白金亮向徐迟约稿，徐迟慨然应允，不久送来两稿；一为1963年的旧作《看了一个程派戏后的笔记》（后发1980年《长江戏剧》第二期试刊号），另一篇就是这《天鹅之歌——祭赵丹》。如果说前者是一篇美学随笔，那么后一篇就是抒怀杂感了。他是有感于赵丹发表于1980年10月8日《人民日报》5版头条题为《管得太具体，文艺没希望》一文而写的。赵文发表后在文艺界引起巨大反响，文艺巨擘巴金、冰心、曹禺、夏衍、阳输笙、陈荒煤、白扬、张瑞芳等都表示支持。巴金在三天内写了两篇文章赞许赵丹：“他讲得多么坦率，多么简单明了，这正是我们认识的赵丹，只有他会讲这样的话……”“赵丹说出了我们一些人心里的话，想说说不出来的话，可能他讲得晚了些，但他依然是第一个讲话的人。我提议讲真话，倒是他在病榻上树立了一个榜样。”曹禺则说：“那是他在病床上的呐喊、呼吁、争论、劝说、诉苦，甚至是祈求！他对文艺发展前途的热烈盼望，点燃起每个人心中的火焰……。读了赵丹的短文后，联想起诸葛亮的《后出师表》……”作为有良知的文人，徐迟也深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