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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
青鸟不传云外信，环佩空归月夜魂。
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这首诗当然也非常好，其中“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一联，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然而我们若将两首诗比较着读，就会感觉，王安石的诗更为轻柔婉转，它的情调似乎也与王昭君这位不幸的美人更为适合。而诗中“尚得君王不自持”、“归来却怪丹青手”等句子，描摹君王惊艳之后恼怒得手忙脚乱的情态，则颇具冷幽默味道，意象百出，妙趣横生。至于“意态由来画不成”一句，它不仅经典，而且成为文学家对抗画家摄影家的最有力的道理。作为诗人的王安石，确实才气非凡。
四
也许对于《明妃曲》，我们还可以特别强调一下该诗的末句：“人生失意无南北。”说的是王昭君，却未必不是王安石的自叹。
王安石不是一个会让自己适应官场生活的人，他总是自行其是，所以尽管才华过人，当权执政者对他的印象感觉却不怎么好。某次讨论政事，宰相韩琦做了决定，适逢王安石另有想法，他便大大咧咧道：“这么办事，乃是俗吏所为！”宰相韩琦很生气，当即噎他道：“你不知道么，我韩琦本来就是个真正的俗吏！”后来王安石轮到该升为翰林学士的时候，宰相韩琦却偏偏找出一个别人，硬生生把王安石挤开。
就在王安石写过《明妃曲》后四年，1063年，仁宗皇帝驾崩。同年王安石的母亲去世，王安石停官在金陵守丧。守丧期满后，他并没有及时返回京城，而是以生病为由，辞退了朝廷对他“工部郎中、知制诰”的新任命。他继续住在金陵，还招收了几个学生讲学。讲学的内容，是探讨为什么国家今日会出现财政困难、人才缺乏、军队无用、法制因循这些问题。这类讲学内容在王安石以前，是没有人做过的。此时的王安石，似乎颇有些绝意仕途的意思，尽管他此时已经官至知制诰，再往上一步就是翰林学士，离朝廷的权力核心，不过一步之遥。英宗皇帝在位四年，王安石未曾踏入京城一步。
就在王安石居留金陵期间，朝廷政事发生了很大的动荡。
首先是英宗皇帝的闹腾。仁宗皇帝无子，英宗是仁宗在自己兄弟的儿子中选定并过继为太子的。可是英宗不愿做皇帝，这个胆小老实的读书人对于做皇帝充满恐惧心理。这种恐惧在他继皇帝位的那天最终爆发：他神经错乱了。后来他又侮慢辱骂皇太后，气得太后直想把他给废了。等他神经好歹正常点儿了，却又闹出了一个叫做“濮议”的事件。这事件其实是个问题，即英宗作为仁宗皇帝的过继儿子，还应不应该认他的生父即已故濮王为父亲？英宗显然是倾向于认的，只是他不好说，就要大臣们去议定。执政大臣如韩琦、欧阳修等只想顺着英宗，生怕一起争执，又把他的神经病弄发了，查查史书，过去的皇帝中也有继子认生父的先例，于是就说应该认。可是司马光等一班中年新锐却说不该认：你英宗是作为仁宗的儿子才坐上皇帝位子的，你再要认生父，那你当皇帝就是名不正言不顺了。司马光等人痛斥韩琦、欧阳修等重臣谄媚新帝，欲陷英宗于不仁不义，话说到狠处，甚至喊出“杀欧阳修以谢天下”这样的口号。朝中百官也随之分裂成为“认爹派”与“反认爹派”，骂来骂去地闹得不亦乐乎。最后还是皇太后出面平息事端，说皇帝是可以同时认两个爹的。英宗遂了心愿，不久也就告别人世，去阴间陪他那两个爹去了。英宗在位四年，没办多少正事，却把朝廷弄得一团糟。
英宗的儿子赵顼即神宗皇帝上台，很快发觉旧时的“认爹派”与“反认爹派”的斗争并未停止。他接到一份奏章，说参知政事欧阳修“帷薄不修”，和儿媳有暧昧情事。神宗就要处罚欧阳修。可是马上有人禀告他，这是件没影儿的事，是反对欧阳修的人故意找茬儿整人。神宗这才明白端底。攻击者见神宗不发话，继续上章弹劾，气得年轻的皇帝大怒道：“现在叫人头痛的事情那么多，你们怎么只顾窥探人家私事？！”不过神宗最终还是让韩琦和欧阳修离开了京城，不久又批准欧阳修退休。在内心中，神宗对这两位老臣未能劝阻他父亲认爹是不满的，他认为他们失职了。
把有问题的老臣弄走了，神宗随即发觉朝中没了合适的掌舵者。似乎是最合适的人选司马光，他的治国方略，说来说去也就是那套“德治”老调，而朝廷在仁宗时期，财政已经发生困难，又经过英宗四年闹腾，财政亏空得一塌糊涂，几乎连官员的薪俸也发不出了。神宗皇帝不像他父亲英宗，他是做好了当皇帝的准备的，他想做一个大有作为的皇帝，不光要替他那位发神经的父亲把面子找回来，同时还要向世人证明，仁宗先皇帝选出的过继子孙没选错。神宗的理想，是要富国强兵，扫平独立的西夏国，并将北方的辽国驱逐出长城关外，把大宋王朝的版图恢复为汉唐旧貌，完成太祖太宗的未竟大业。
神宗急切地寻找能帮他实现政治理想的能臣，最终他找到了王安石。
旁的且不论，应该说，谁也料不到英宗皇帝仅仅在位四年就会死，谁也料不到新皇帝神宗是一个立志要干大事业的有为青年，而且这位青年皇帝还会相中已离京四年、性情很有些古怪的王安石。所以仅从朝政变化这方面而言，王安石能将他的变法思想付诸实践，实在是很有些运气。这件事来得突然。
五
王安石才华出众、性格独特，也许正因为如此，他才弄得出非常独特的变法。王安石变法从一开始就引起激烈争论：起先争的是对与不对，而后争的是功大还是过大，再后争的是北宋的灭亡该不该由这个变法来负责，更后面的人，则是争论这个变法在中国历史中究竟具有什么意义。上述四个不同层次的争辩题，至今也没有一个获得一致的结论。可见王安石的能量之大。
应当说，这种争论是必然的，因为王安石提出的，的确是一种与传统治国方式截然不同的全新的治国思路。按我们几十年前熟悉的语言讲，这是真正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传统派的治国方法其实很简单，就是国家即皇帝加官僚集团，应当体恤民众疾苦，尽可能少地向人民索取。为此，应当尽量减省国家开支，主要是削减朝廷的用度和官员与军队的数量。这三项被归纳为三个“冗”：冗费、冗官和冗兵。
传统派的道理富于道德感，方法似乎也简单，即节省经费和裁掉多余的官员和军队。其实不然。关于“三冗”的说法，至少在宋太宗时期，就已被大臣作为重大问题提出，可六七十年过去了，传统派前仆后继地呼吁、争论、谏劝，几乎每个正直官员都会提出治理“三冗”，并且想方设法减轻“三冗”给国家带来的危害。然而，“三冗”问题非但未见解决，反而越闹越凶，几乎成为国家政治的一个死结。由此可知，这种治国论是说来好听，做来无效。
为何如此？
原来，这一切都是宋代的统治体制造成的。简单地说，宋太祖赵匡胤鉴于五代十国时期军人当政、军阀割据的教训，改用科考取仕的办法选拔文官，由文官治国。这个方法果然使天下趋于太平，而且它同时也给天下的有志敢为之士，提供了一条正规的进身之道。你自命不凡么？你想出人头地么？那就好好读书，参加朝廷科考吧，只要考中进士，你就可以当官做人上人，要是考不上呢，那就怪你自己没本事了，就算是老天不照应，你也只得认命。随着社会的长期稳定，参加科考的人越来越多，与之相应，录取的进士自然也就多了，从几十名、百多名，直至上千名甚至数千名。录取的人多了，做官的人当然也就多了，加上朝廷为了笼络官僚集团，规定凡是官员的后代甚至亲属，可以不参加科考而进入官吏队伍，更使官吏阶层无限制膨胀。这就造成了“冗官”。至于“冗兵”，它也来自于朝廷的政策。宋代似乎是中国在汉唐之后重新安排社会稳定的一个过渡阶段，由于战乱、灾荒、迁徙、人口大量增长等多种因素，社会上经常出现流民群体。这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从宋太祖时期起，朝廷对付流民就有一个常用的法子，即吸收他们当兵吃粮。这个法子固然有效，可它却带来了一个副作用，就是兵太多，养兵的费用最高时竟会占到国家总支出的六分之五！由此可知，这“冗官”，其实是朝廷花钱收买社会有为之士的政策所致；而“冗兵”，则是朝廷花钱收买无业之人的政策所致。至于“冗费”，那就更好理解了，总不能老是给人民花钱，当皇帝的自己不花钱吧？节庆寿诞，先祖祭奠，崇道礼佛，施恩赏赐，楼堂馆所，朝廷花这些钱也是应当的。
尽量包起来，吃大锅饭，看来这也是中国统治阶层寻求安定团结、保持社会平衡的一种传统方式。要说它是个问题，是个毛病，也可以，可如果说它是一种善政，大概也说得过去，就看你在哪个时间段、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判断了。也许，只要国家财政负担得起，“三冗”就是有道理的，至少其中的“二冗”即冗官冗兵有较大的道理，而冗费则更有统治者的道理。这应该是宋代传统派正直官员治不下“三冗”的基本原因。
事情的症结好像是这样的：可怕的其实并不是“三冗”，而是国家负担不起“三冗”了。
而北宋王朝到了神宗时期，国家似乎真的负担不起“三冗”了。
于是出现了王安石。
独特而才华超群的王安石不屑于重弹治理“三冗”老调。很显然，他看出了老调没用。王安石试图寻找新路。
据王安石的说法，前朝仁宗皇帝能够数十年敷衍下来没出问题，那是凭着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