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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2008年3月6日回忆，郭小川曾经告诉他，已向王猛推荐了杨和小周明，并介绍杨是个笔杆子，小周明则是个社会活动家。又说，还有人想去体委，请你告诉他们，要等一等，我会转告。郭最后说：“你们年轻，不能再耽误了。”果然后来体委就发来了二人的调令。
根据以上线索，可以判断王猛和郭小川有过接触，但不是很多。这就更显得王猛在郭小川厄运当头时施以援手的品质之高尚。
厄运促成郭小川的醒悟
两个多月后，1973年7月17日，郭小川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若干周年所写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发表于复刊后的《体育报》。
7月28日，江青见到这首诗后说：“这个人可是个修正主义分子！”
江青说这话时，郭小川已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朋友之邀，去北戴河帮助修改话剧《友谊的春天》了。8月24日他接到体育报社通知：停止，写作关于庄则栋文章的续篇。1974年3月底接干校通知，催促返校，同时获知于会咏点了他的名，公开指斥《友谊的春天》“攻击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候，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
而在这之前的1974年6月30日，秉承江青的旨意，国务院文化组已经在加紧搜集整理郭小川的材料，在第17期《文化动态》上发表《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一文，给他列了四条罪状：一、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二、《万里长江横渡》是“反革命宣言书”，“为林彪反党集团摇幡招魂”；三、搞起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小团体”；四、郭“家庭有问题”。
江青阅后批示：“成立专案，进行审查。”国务院文化组随即设立“中央专案组”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0月对郭小川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期间，郭小川被单独监禁在一间屋里，不得与外人接触，不许接电话，往来信件要先由专案组拆检，上厕所都要有人跟随，形同囚犯。诗人牛汉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向我说：1974年底，咸宁干校撤销，所有人员一部分回北京，一部分归到丹江口干校，一部分归到团泊洼干校，在最后的聚餐会上，大家十人一桌，相当热闹，只有郭小川不许和众人一起吃，只准他在角落里坐个小马扎一个人吃，看着真是凄惨1
1974年12月10日，郭小川在专案组人员看押下转赴天津团泊洼干校，在北京换车时，江青亲自下令：“不准回家，在丰台车站就地等车！”到了家门口，却连和亲人见一面都不许。
这已是郭小川第二次被“中央专案”审查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牵连到周扬问题被审查）。相较于王猛，郭小川当时的处境要险恶得多。
大周明2005年6月7日回忆说，郭小川1974年4月15日被“揪回”咸宁干校后，和他住同一间屋，当于会咏他们对《万里长江横渡》一诗和话剧剧本《友谊的春天》给郭横加的罪名传达到干校后，郭小川气愤已极，在宿舍里摔了一个茶杯，喊道：“太不像话了！”这么忠心耿耿地想为党做些工作，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太不公平了！
郭小川被“揪”回干校前一直在北京治病——他因长期患有肝炎，又有心脏病、动脉硬化，患牙周炎满口的牙已拔光，镶了几次牙都不合适，弄得他很痛苦。这次罹祸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对他身体和精神的打击都是极大的。由于生气，由于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了。在他1974年5月间写给亲属的信中就多次提到：“十几天的工夫已犯病四五次，夜间从睡梦中憋醒。”（因心脏病，1974年5月1日信）“……来干校整整一个月，我却犯病8次了，其势凶猛。最近，又连续低烧……”（1974年5月14日信）
如果说上次的“审查”他是低眉俯首，甘心往自己身上泼脏水，那么，这次“审查”的更加横暴、更加蛮不讲理，终于促使郭小川在极度的苦闷和委屈后有了初步的觉醒——正是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专案审查”期间，他认识到“不仅是文艺（政策）有问题，而且是党内出了问题”（见新发现的郭小川1975年9月致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信），并决心给邓小平写信，从五个方面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全方位的批评建议。他决心“豁出去”了，和“四人帮”斗争到底！然而壮志难酬，残酷的迫害摧残了他的健康，使得他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结束后仅过一年，即1976年10月就不幸故去了，时年57岁。
后话
庄则栋1973年到南方巡回讲演回来的时候，当时在体委宣传司工作的鲁光曾问他“老郭怎么样？”庄则栋竖起大拇指，用当时流行的、从电影《地道战》中套来的台词回答说：“老郭的水平‘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鲁光2008年3月6日回忆）
我在2008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说，回忆起当年和老郭在一起的日子是美好的：“当时我们一起去南方，每天晚上我都跑到他的房间聊到深夜，他不仅教给我怎样作文，如何立意，如何破题，如何起承转合；还教我怎样做人。”
王猛调走之后，33岁的庄则栋被江青扶上国家体委主任交椅，积极执行极左那一套做法，鲁光有一次悄悄问他：“小庄，你不是说老郭‘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吗？怎么现在批得那么起劲？《笨鸟先飞》写的都是你的事呀！”庄说：“谁让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忙问：“谁说的？”庄一看说漏了嘴，赶紧用手捂住嘴说：“哟！不能说。”（那时江青说的话都是“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向下传达是有严格级别限制的。）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去开水房打水，鲁光又遇上庄则栋，就把他拉到一边问道：“都说面首、面首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庄则栋说：“绝对没有的事！我和江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只有一次，她在小靳庄住所的办公室里养的小麻雀飞了，让我和刘庆棠抓，江打了我屁股一下，说：‘冠军，给我抓住它！”’（鲁光2008年2月20日回忆）
我今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顺便提到了对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她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
由此可见，即使在文革形势最为险恶的时期，权势熏天的江青一言定生死的时候，多数人选择沉默，有人趋炎附势，有人落井下石，但也还是有正直的人是敢于抵制她的，而抵制她是需要勇气的，难能可贵的。当然，江青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简单的团伙，他们的背后不仅有最高权力可资恃凭，更有整个制度。简单地责怪某一个人，即惯常的“女人是祸水”的思维是不足取的，因为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文革结束32年后的今天，我们理应有更深入的理性反思才是。抛却个人恩怨，其实无论王猛、郭小川，还是庄则栋，他们都不过是权力刀俎上的鱼肉而已。
最可惋惜的是，王老已于2005年90岁高龄时突发心脏病辞世了。我为未能在他生前采访他而深感遗憾。
庄则栋在“四人帮”倒台后被当做“三种人”隔离审查四年，他说他当时被关押在北京东郊一个地方，妻子、著名钢琴家鲍惠荞想去探视，却被告知只给十分钟时间，鲍惠荞心想十分钟能谈什么呀，还不如不去……结果，正是这四年隔绝导致两人的离婚。庄则栋比较其他“四人帮”的“死党”算是幸运的，他最终没有被判刑，解除审查后被安排到北京市少年宫担任乒乓球教练，后来与自称是他的“粉丝”的日本在华战争遗孤佐佐木敦子结婚。他先后写了两本书：《闯与创》、《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据他说，这两本书的写作都得益于郭小川当时教给他的写作知识。
（责任编辑 李 晨）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新闻考·靖 鸣
2008年是“大跃进”发生50周年，“大跃进”这幕闹剧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反思历史是为了记住惨痛教训，避免悲剧重演。1958年，广西放了颗全国最大粮食“卫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到广西地方诸多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浮夸新闻，轰动全国，“扬名”海外。鉴于至今没有学者对此事的报道从新闻传播学层面进行梳理与反思，因此，我们认为对其进行调查考证与反思，引以为戒为训，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广西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事件始末
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超中等富裕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大跃进”。随后，这颗农业“卫星”便在全国大小报上被炒红。1958年，广西柳州专区和环江县两级党政精心策划的“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史称“十三万斤事件”）“卫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当时全国各地为达到农业的跃进标准，强制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违背科学原理的措施，“瞎指挥”泛滥，“浮夸”成风，“高产卫星”在全国遍地开花。“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广西同全国一样，把‘速度’当做总路线灵魂，把‘快’当做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并把批判‘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起来进行。与此同时在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采取了只许那些说大话、假话，敢于搞高指标的人‘鸣放’，对那些说实话不赞成高指标的人则给予‘辩证’（实际是批判）的做法。这样，脱离实际的‘左’倾思想就在全区城乡迅速蔓延开来。”
1958年，在早稻、玉米尚未收割完毕的情况下，广西就有27个县报称比上年同期增产1…2倍，环江县宣称早稻增产4倍。当时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要夺取全国第一。各地在这样的鼓动和压力下开展了放“卫星”竞赛，最轰动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