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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据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2008年3月6日回忆,郭小川曾经告诉他,已向王猛推荐了杨和小周明,并介绍杨是个笔杆子,小周明则是个社会活动家。又说,还有人想去体委,请你告诉他们,要等一等,我会转告。郭最后说:“你们年轻,不能再耽误了。”果然后来体委就发来了二人的调令。
根据以上线索,可以判断王猛和郭小川有过接触,但不是很多。这就更显得王猛在郭小川厄运当头时施以援手的品质之高尚。
厄运促成郭小川的醒悟
两个多月后,1973年7月17日,郭小川为纪念“毛主席畅游长江”若干周年所写的长诗《万里长江横渡》发表于复刊后的《体育报》。
7月28日,江青见到这首诗后说:“这个人可是个修正主义分子!”
江青说这话时,郭小川已应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朋友之邀,去北戴河帮助修改话剧《友谊的春天》了。8月24日他接到体育报社通知:停止,写作关于庄则栋文章的续篇。1974年3月底接干校通知,催促返校,同时获知于会咏点了他的名,公开指斥《友谊的春天》“攻击文化大革命”。在那个时候,这是非常严重的罪名。
而在这之前的1974年6月30日,秉承江青的旨意,国务院文化组已经在加紧搜集整理郭小川的材料,在第17期《文化动态》上发表《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一文,给他列了四条罪状:一、与林彪集团“关系密切”;二、《万里长江横渡》是“反革命宣言书”,“为林彪反党集团摇幡招魂”;三、搞起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式的小团体”;四、郭“家庭有问题”。
江青阅后批示:“成立专案,进行审查。”国务院文化组随即设立“中央专案组”从1974年8月至1975年10月对郭小川进行了长达一年零两个月的隔离审查。隔离审查期间,郭小川被单独监禁在一间屋里,不得与外人接触,不许接电话,往来信件要先由专案组拆检,上厕所都要有人跟随,形同囚犯。诗人牛汉在回忆当时情况时向我说:1974年底,咸宁干校撤销,所有人员一部分回北京,一部分归到丹江口干校,一部分归到团泊洼干校,在最后的聚餐会上,大家十人一桌,相当热闹,只有郭小川不许和众人一起吃,只准他在角落里坐个小马扎一个人吃,看着真是凄惨1
1974年12月10日,郭小川在专案组人员看押下转赴天津团泊洼干校,在北京换车时,江青亲自下令:“不准回家,在丰台车站就地等车!”到了家门口,却连和亲人见一面都不许。
这已是郭小川第二次被“中央专案”审查了(第一次是文革初期,因牵连到周扬问题被审查)。相较于王猛,郭小川当时的处境要险恶得多。
大周明2005年6月7日回忆说,郭小川1974年4月15日被“揪回”咸宁干校后,和他住同一间屋,当于会咏他们对《万里长江横渡》一诗和话剧剧本《友谊的春天》给郭横加的罪名传达到干校后,郭小川气愤已极,在宿舍里摔了一个茶杯,喊道:“太不像话了!”这么忠心耿耿地想为党做些工作,却落得这样一个下场,真是太不公平了!
郭小川被“揪”回干校前一直在北京治病——他因长期患有肝炎,又有心脏病、动脉硬化,患牙周炎满口的牙已拔光,镶了几次牙都不合适,弄得他很痛苦。这次罹祸是他完全没有想到的,对他身体和精神的打击都是极大的。由于生气,由于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了。在他1974年5月间写给亲属的信中就多次提到:“十几天的工夫已犯病四五次,夜间从睡梦中憋醒。”(因心脏病,1974年5月1日信)“……来干校整整一个月,我却犯病8次了,其势凶猛。最近,又连续低烧……”(1974年5月14日信)
如果说上次的“审查”他是低眉俯首,甘心往自己身上泼脏水,那么,这次“审查”的更加横暴、更加蛮不讲理,终于促使郭小川在极度的苦闷和委屈后有了初步的觉醒——正是在这一年零两个月的“专案审查”期间,他认识到“不仅是文艺(政策)有问题,而且是党内出了问题”(见新发现的郭小川1975年9月致原国务院副秘书长吴庆彤信),并决心给邓小平写信,从五个方面对文艺工作提出了全方位的批评建议。他决心“豁出去”了,和“四人帮”斗争到底!然而壮志难酬,残酷的迫害摧残了他的健康,使得他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结束后仅过一年,即1976年10月就不幸故去了,时年57岁。
后话
庄则栋1973年到南方巡回讲演回来的时候,当时在体委宣传司工作的鲁光曾问他“老郭怎么样?”庄则栋竖起大拇指,用当时流行的、从电影《地道战》中套来的台词回答说:“老郭的水平‘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鲁光2008年3月6日回忆)
我在2008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说,回忆起当年和老郭在一起的日子是美好的:“当时我们一起去南方,每天晚上我都跑到他的房间聊到深夜,他不仅教给我怎样作文,如何立意,如何破题,如何起承转合;还教我怎样做人。”
王猛调走之后,33岁的庄则栋被江青扶上国家体委主任交椅,积极执行极左那一套做法,鲁光有一次悄悄问他:“小庄,你不是说老郭‘高!实在是高!是我的好老师’吗?怎么现在批得那么起劲?《笨鸟先飞》写的都是你的事呀!”庄说:“谁让他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鲁忙问:“谁说的?”庄一看说漏了嘴,赶紧用手捂住嘴说:“哟!不能说。”(那时江青说的话都是“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向下传达是有严格级别限制的。)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次去开水房打水,鲁光又遇上庄则栋,就把他拉到一边问道:“都说面首、面首的,到底有没有这回事?”庄则栋说:“绝对没有的事!我和江从来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只有一次,她在小靳庄住所的办公室里养的小麻雀飞了,让我和刘庆棠抓,江打了我屁股一下,说:‘冠军,给我抓住它!”’(鲁光2008年2月20日回忆)
我今年3月10日采访庄则栋时,他顺便提到了对江青的印象:“江青其实是挺有威严的,她对于我们来说就像长辈。”
由此可见,即使在文革形势最为险恶的时期,权势熏天的江青一言定生死的时候,多数人选择沉默,有人趋炎附势,有人落井下石,但也还是有正直的人是敢于抵制她的,而抵制她是需要勇气的,难能可贵的。当然,江青不是一个人,也不是简单的团伙,他们的背后不仅有最高权力可资恃凭,更有整个制度。简单地责怪某一个人,即惯常的“女人是祸水”的思维是不足取的,因为没有看到问题的本质。在文革结束32年后的今天,我们理应有更深入的理性反思才是。抛却个人恩怨,其实无论王猛、郭小川,还是庄则栋,他们都不过是权力刀俎上的鱼肉而已。
最可惋惜的是,王老已于2005年90岁高龄时突发心脏病辞世了。我为未能在他生前采访他而深感遗憾。
庄则栋在“四人帮”倒台后被当做“三种人”隔离审查四年,他说他当时被关押在北京东郊一个地方,妻子、著名钢琴家鲍惠荞想去探视,却被告知只给十分钟时间,鲍惠荞心想十分钟能谈什么呀,还不如不去……结果,正是这四年隔绝导致两人的离婚。庄则栋比较其他“四人帮”的“死党”算是幸运的,他最终没有被判刑,解除审查后被安排到北京市少年宫担任乒乓球教练,后来与自称是他的“粉丝”的日本在华战争遗孤佐佐木敦子结婚。他先后写了两本书:《闯与创》、《邓小平批准我们结婚》,据他说,这两本书的写作都得益于郭小川当时教给他的写作知识。
(责任编辑 李 晨)
“水稻亩产十三万斤”新闻考·靖 鸣
2008年是“大跃进”发生50周年,“大跃进”这幕闹剧给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至今令人痛心不已。反思历史是为了记住惨痛教训,避免悲剧重演。1958年,广西放了颗全国最大粮食“卫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从新华社、《人民日报》到广西地方诸多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浮夸新闻,轰动全国,“扬名”海外。鉴于至今没有学者对此事的报道从新闻传播学层面进行梳理与反思,因此,我们认为对其进行调查考证与反思,引以为戒为训,仍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广西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斤”事件始末
1957年10月11日,《人民日报》社论说,我国农业生产要在五年内赶超中等富裕国家水平,这是一个“大跃进”。随后,这颗农业“卫星”便在全国大小报上被炒红。1958年,广西柳州专区和环江县两级党政精心策划的“水稻亩产十三万斤”(史称“十三万斤事件”)“卫星”便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笼。当时全国各地为达到农业的跃进标准,强制推行深翻土地、高度密植等违背科学原理的措施,“瞎指挥”泛滥,“浮夸”成风,“高产卫星”在全国遍地开花。“在宣传贯彻总路线中,广西同全国一样,把‘速度’当做总路线灵魂,把‘快’当做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并把批判‘反冒进’与宣传贯彻总路线结合起来进行。与此同时在推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中,采取了只许那些说大话、假话,敢于搞高指标的人‘鸣放’,对那些说实话不赞成高指标的人则给予‘辩证’(实际是批判)的做法。这样,脱离实际的‘左’倾思想就在全区城乡迅速蔓延开来。”
1958年,在早稻、玉米尚未收割完毕的情况下,广西就有27个县报称比上年同期增产1…2倍,环江县宣称早稻增产4倍。当时自治区党委号召各地大放粮食高产“卫星”,要夺取全国第一。各地在这样的鼓动和压力下开展了放“卫星”竞赛,最轰动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