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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江青后来在宣布对郭进行“中央专案审查”的时候,故意说“郭这个人我不认识”以撇清自己,然而事实恰恰证明了心胸狭隘偏执的江青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那么,江青为何抓住郭小川不放?
据郭小川回忆,他在延安时并不认识江青,文革前十七年间与江青有过两次接触。
第一次是在1952年,那时郭小川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领着水华、梅白等一干人在摄制重点电影《土地》。江青作为中央宣传部电影处负责人到武汉来,郭小川便向她汇报这部片子的进展情况,江青听后提出:故事片还是要以塑造人物为主。应当承认江青那次是对的,郭小川他们当时忽视了艺术规律,把这部故事片拍成了图解土改政策的宣教片,后来结果当然是失败了。而郭小川当时对江青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这就给江青留下了一个坏的印象。
到了1953年以后,郭小川调到中宣部文艺处,担任过一段分管电影的副处长,与江青在同一个单位。在郭印象里,江青一是不常来,大概一个月才来上班一次,来了也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二是,他和林默涵等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常常弄不清江青说的对一些文艺工作、文艺作品(如电影)的意见,究竟是她本人的,还是毛泽东的?心中不免对她有点儿看法。
显然,这一段同事,郭小川也不会给江青留下什么好印象。
后来1971年34月及8月间,郭小川曾两次被部队借调去写作关于走“五七道路”的纪录片解说词,第一次是武汉军区,第二次是兰州军区。结果江青知道了,说“郭小川满天飞,谁让他去的”?弄得部队很紧张,兰州军区借调仅9天就匆匆让郭小川返回干校了。
可见江青一直是以“高度的无产阶级敏感性”紧盯着郭小川的。
王猛是怎样得罪江青的?
而此前江青早就插手体育界的运动,1971年之后更是频繁光顾国家体委。
由于王猛是军队干部,急于在军队中培植自己亲信的江青就加意笼络他,比如请王猛看内部参考片之类。梗直的王猛以前就对这位当今最炙手可热的第一夫人有所耳闻,如今亲眼所见江的种种言行,就很有些看不惯。1971年12月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兴致很高,先和林慧卿掰手腕,后来又对王猛说:“王猛,咱们来比比吧!”王猛很为难,就回绝说:“首长,我手没劲,我认输。”但是江坚持要比,王猛只好应付了一下,给江青闹了个没趣。王猛心里也不高兴,觉得江青怎么这样轻狂,以后再请看电影,王猛干脆看了半截就走了。并且在体委说:今后中央领导来,不要都由我陪,我事情很多,大家(指体委其他负责人)轮流陪。江青再来,王猛就不陪了。江青后来对庄则栋说:“看来王猛对我有戒心,这个人小里小气不大方。你不要为他说话!”听了江的话,原本与王猛关系不错的庄则栋,态度有了180度转变。
对王猛拉拢不成,江青看中了庄则栋年轻、头脑简单,便极力拉拢庄则栋,她要用庄则栋来达到打倒王猛,从而把对体育界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久,江青召集众人到毛家湾看批斗周宇驰的录像,王猛坐在江后面,他心情不好就小声说了一句:“这个斗争会一点气氛都没有。”江青听见了扭过头来说:“你不气愤?”王猛顶了一句:“我比谁都气愤!”江青就生气了,过了一会儿,江青站起来说:“我先走了,你们都不要动。”众人都起来送江,直到大门口,惟独王猛坐在那里不动。庄则栋回来就问:“王猛同志,你为什么不去送江青同志?”王猛回答说:“江青同志有指示:‘你们都不要动’嘛!”
第二天即1974年3月5日晚,江青接见庄则栋时就大发雌威,怒道:“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你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王猛你猛不了了!”3月7日又大骂:“王猛是法西斯!死官僚!大恶霸!”江青的御用班子就借口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三十八军是借用力量”的说法,鼓噪说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遂于1974年4月遭到批判,造反派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叫嚷“揭开体委阶级斗争盖子!”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王猛虽未被撤职,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是邓小平保了王猛。王猛挨批后,住进了协和医院,李先念指示造反派:“不能到医院去闹,要背靠背。”王猛在医院里做理疗时,偶遇胡耀邦,两人以前并不熟悉,胡耀邦就问:“王猛同志,身体怎么样?”王猛说:“你是谁呀?”“我是胡耀邦。”“噢!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呀!”聊起来后,王猛就大倒苦水,说自己现在处境很困难,想离开体委回部队。胡耀邦就给王猛出主意说:“你写封信,我通过可靠的人送给邓小平同志。”
当时正是一个机会——邓小平复出大搞整顿,江青向毛告邓的状却受到毛的批评,于是躲到了外地。小平看了信后下令:让王猛赶快回部队。庄则栋却说:王猛不能走,他还没有检讨呢!小平于是在1974年12月5日晚给庄打电话说:“让王猛检讨,可以,但无论检讨得好坏,你都要鼓掌,第二天就送他走!”
1974年12月6日,体委召开批斗王猛的大会,批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外事上搞投降主义”等等,会场设在体委科研所四楼会议室,王猛被迫做了检讨,他只说自己“有错误”,但坚决不承认是“修正主义”。会后造反派跟着王猛去了他的办公室,要抄王猛的笔记本,这时隐忍已久的王猛拍了桌子,他吼道:“我现在还没有撤职,还是体委主任!你们没有权力抄我的东西!你们给我出去!”那几个人当场被镇住,灰溜溜地退走了。针对这次发火,造反派后来气急败坏地说王猛是“猖狂反扑”。
正因为王猛是周恩来调来的,而从“乒乓外交”到中美建交的全过程都是周恩来具体领导的,那么所谓王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外事上搞投降主义”云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何所指就昭然若揭了。
由于邓小平的干预,王猛得以从体委脱身,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武汉军区政委王平在回忆录中提到,小平同志在接见他的时候曾专门交代,“王猛是我给调去的”(意思是你们要善待他)。
以上内容均采自2008年3月5日访王鼎华。从王鼎华提供的“批林批孔”时期国家体委核心组《简报》抄件中可以看到:
1974年3月12日第14期:
体育报编辑部同志揭发:王猛为作协秘书长郭小川出场大开绿灯,写出文章后王猛多次审阅并召开核心小组讨论,批准发表。然而向中央写情况反映却说是“体育报领导组织观念淡薄,没有请示中央”,只字不提体委领导责任,欺上瞒下,文过饰非。
1974年5月30日第31期:
王猛不请示中央,擅自让郭小川写文章在体育报上发表,还指示报社好好接待郭小川,把他待为上宾。某某某揭发:1973年8月王猛曾说:“中央负责同志批评郭小川写传记,我向李德生汇报说那不是传记,李德生说你不认为是传记。人家认为是传记。”
(当时中央有规定,不准给领导人写传记,如果写了,就是“错误”。)
“郭小川是我请来的,我负责!”
如果依照所谓“山头”而论,王猛和郭小川并不是一个山头的:王猛是“四野”的(王猛实际上是1960年才调到三十八军的),而郭小川曾经在三五九旅呆过,是“一野”的。而且过去两人素无来往。通过郭到体委这一段的工作,王猛了解了郭是个正派人,对工作也是尽心尽力的。所以他是想保郭小川的,他曾在国家体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讲:“郭小川是我请的,有什么问题找我。”王猛被“批斗”后,有一次在去上海的火车上,鲁光曾和他聊到后半夜三点,说起郭小川,王猛说:“姚文元要调阅郭的原稿,我没给,只拿去了发表稿,这事还没完呢。”又说:“郭小川本来是想邀你一块儿写的,如果你去了,这次也跑不掉。”
最后,王猛感慨地说:“我是想保郭小川的,现在我自己都保不住了。”
王猛当时作为国务院的一名部长,江青骂郭小川的话以及江对他的不满,他不可能一点不知情。而江青当时正是权势熏天的时候,她这个人是容不得一点拂逆的,连周恩来都不敢撄其锋。所以王猛这样做,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因为得罪了江青丢官尚在其次,闹不好就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金敬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王猛与郭小川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如今留存下来郭小川的采访笔记中有:
“1973年2月24日王猛同志指示:
独立成篇,不要搞成传记。庄则栋在童年时代怎样训练的?考虑题目。
不要明显地从小到大。
顺序,可以是儿童,也可以其他方面,总之,不要给人印象‘从小好’。好像是天才,反会引起不好的感觉。”(《郭小川全集》卷11第637页)
郭小川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时被迫写下的检讨中谈到了对王猛的印象:
“王猛作风大刀阔斧,第一个行动就是从干校把大批干部调回来,各归其位,然后大抓训练。后来我上了班,与体育界的同志经常有接触,又听了两个大会,一个是三大球训练会议,一个是体工会议。在一次会议上,王猛说:‘把六百个干部从干校接回来,安排在工作岗位上,局面不可能没有变化。”’(《郭小川全集》卷12第327页)
而据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2008年3月6日回忆,郭小川曾经告诉他,已向王猛推荐了杨和小周明,并介绍杨是个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