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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江青后来在宣布对郭进行“中央专案审查”的时候，故意说“郭这个人我不认识”以撇清自己，然而事实恰恰证明了心胸狭隘偏执的江青是个睚眦必报的人。
那么，江青为何抓住郭小川不放？
据郭小川回忆，他在延安时并不认识江青，文革前十七年间与江青有过两次接触。
第一次是在1952年，那时郭小川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宣传处长，领着水华、梅白等一干人在摄制重点电影《土地》。江青作为中央宣传部电影处负责人到武汉来，郭小川便向她汇报这部片子的进展情况，江青听后提出：故事片还是要以塑造人物为主。应当承认江青那次是对的，郭小川他们当时忽视了艺术规律，把这部故事片拍成了图解土改政策的宣教片，后来结果当然是失败了。而郭小川当时对江青的意见表示不以为然，这就给江青留下了一个坏的印象。
到了1953年以后，郭小川调到中宣部文艺处，担任过一段分管电影的副处长，与江青在同一个单位。在郭印象里，江青一是不常来，大概一个月才来上班一次，来了也是一副凡人不理的样子；二是，他和林默涵等人都有一个感觉，就是常常弄不清江青说的对一些文艺工作、文艺作品（如电影）的意见，究竟是她本人的，还是毛泽东的？心中不免对她有点儿看法。
显然，这一段同事，郭小川也不会给江青留下什么好印象。
后来1971年34月及8月间，郭小川曾两次被部队借调去写作关于走“五七道路”的纪录片解说词，第一次是武汉军区，第二次是兰州军区。结果江青知道了，说“郭小川满天飞，谁让他去的”？弄得部队很紧张，兰州军区借调仅9天就匆匆让郭小川返回干校了。
可见江青一直是以“高度的无产阶级敏感性”紧盯着郭小川的。
王猛是怎样得罪江青的？
而此前江青早就插手体育界的运动，1971年之后更是频繁光顾国家体委。
由于王猛是军队干部，急于在军队中培植自己亲信的江青就加意笼络他，比如请王猛看内部参考片之类。梗直的王猛以前就对这位当今最炙手可热的第一夫人有所耳闻，如今亲眼所见江的种种言行，就很有些看不惯。1971年12月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江青兴致很高，先和林慧卿掰手腕，后来又对王猛说：“王猛，咱们来比比吧！”王猛很为难，就回绝说：“首长，我手没劲，我认输。”但是江坚持要比，王猛只好应付了一下，给江青闹了个没趣。王猛心里也不高兴，觉得江青怎么这样轻狂，以后再请看电影，王猛干脆看了半截就走了。并且在体委说：今后中央领导来，不要都由我陪，我事情很多，大家（指体委其他负责人）轮流陪。江青再来，王猛就不陪了。江青后来对庄则栋说：“看来王猛对我有戒心，这个人小里小气不大方。你不要为他说话！”听了江的话，原本与王猛关系不错的庄则栋，态度有了180度转变。
对王猛拉拢不成，江青看中了庄则栋年轻、头脑简单，便极力拉拢庄则栋，她要用庄则栋来达到打倒王猛，从而把对体育界的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不久，江青召集众人到毛家湾看批斗周宇驰的录像，王猛坐在江后面，他心情不好就小声说了一句：“这个斗争会一点气氛都没有。”江青听见了扭过头来说：“你不气愤？”王猛顶了一句：“我比谁都气愤！”江青就生气了，过了一会儿，江青站起来说：“我先走了，你们都不要动。”众人都起来送江，直到大门口，惟独王猛坐在那里不动。庄则栋回来就问：“王猛同志，你为什么不去送江青同志？”王猛回答说：“江青同志有指示：‘你们都不要动’嘛！”
第二天即1974年3月5日晚，江青接见庄则栋时就大发雌威，怒道：“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你天马行空，独往不能独来，王猛你猛不了了！”3月7日又大骂：“王猛是法西斯！死官僚！大恶霸！”江青的御用班子就借口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有“三十八军是借用力量”的说法，鼓噪说王猛是林彪线上的人，王猛遂于1974年4月遭到批判，造反派在江青一伙的煽动下，叫嚷“揭开体委阶级斗争盖子！”一时大字报铺天盖地，王猛虽未被撤职，实际上已不能工作。
在这种情况下是邓小平保了王猛。王猛挨批后，住进了协和医院，李先念指示造反派：“不能到医院去闹，要背靠背。”王猛在医院里做理疗时，偶遇胡耀邦，两人以前并不熟悉，胡耀邦就问：“王猛同志，身体怎么样？”王猛说：“你是谁呀？”“我是胡耀邦。”“噢！我是有眼不识泰山呀！”聊起来后，王猛就大倒苦水，说自己现在处境很困难，想离开体委回部队。胡耀邦就给王猛出主意说：“你写封信，我通过可靠的人送给邓小平同志。”
当时正是一个机会——邓小平复出大搞整顿，江青向毛告邓的状却受到毛的批评，于是躲到了外地。小平看了信后下令：让王猛赶快回部队。庄则栋却说：王猛不能走，他还没有检讨呢！小平于是在1974年12月5日晚给庄打电话说：“让王猛检讨，可以，但无论检讨得好坏，你都要鼓掌，第二天就送他走！”
1974年12月6日，体委召开批斗王猛的大会，批他“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在外事上搞投降主义”等等，会场设在体委科研所四楼会议室，王猛被迫做了检讨，他只说自己“有错误”，但坚决不承认是“修正主义”。会后造反派跟着王猛去了他的办公室，要抄王猛的笔记本，这时隐忍已久的王猛拍了桌子，他吼道：“我现在还没有撤职，还是体委主任！你们没有权力抄我的东西！你们给我出去！”那几个人当场被镇住，灰溜溜地退走了。针对这次发火，造反派后来气急败坏地说王猛是“猖狂反扑”。
正因为王猛是周恩来调来的，而从“乒乓外交”到中美建交的全过程都是周恩来具体领导的，那么所谓王猛“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外事上搞投降主义”云云，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何所指就昭然若揭了。
由于邓小平的干预，王猛得以从体委脱身，调到武汉军区担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原武汉军区政委王平在回忆录中提到，小平同志在接见他的时候曾专门交代，“王猛是我给调去的”（意思是你们要善待他）。
以上内容均采自2008年3月5日访王鼎华。从王鼎华提供的“批林批孔”时期国家体委核心组《简报》抄件中可以看到：
1974年3月12日第14期：
体育报编辑部同志揭发：王猛为作协秘书长郭小川出场大开绿灯，写出文章后王猛多次审阅并召开核心小组讨论，批准发表。然而向中央写情况反映却说是“体育报领导组织观念淡薄，没有请示中央”，只字不提体委领导责任，欺上瞒下，文过饰非。
1974年5月30日第31期：
王猛不请示中央，擅自让郭小川写文章在体育报上发表，还指示报社好好接待郭小川，把他待为上宾。某某某揭发：1973年8月王猛曾说：“中央负责同志批评郭小川写传记，我向李德生汇报说那不是传记，李德生说你不认为是传记。人家认为是传记。”
（当时中央有规定，不准给领导人写传记，如果写了，就是“错误”。）
“郭小川是我请来的，我负责！”
如果依照所谓“山头”而论，王猛和郭小川并不是一个山头的：王猛是“四野”的（王猛实际上是1960年才调到三十八军的），而郭小川曾经在三五九旅呆过，是“一野”的。而且过去两人素无来往。通过郭到体委这一段的工作，王猛了解了郭是个正派人，对工作也是尽心尽力的。所以他是想保郭小川的，他曾在国家体委的“三级干部会议”上讲：“郭小川是我请的，有什么问题找我。”王猛被“批斗”后，有一次在去上海的火车上，鲁光曾和他聊到后半夜三点，说起郭小川，王猛说：“姚文元要调阅郭的原稿，我没给，只拿去了发表稿，这事还没完呢。”又说：“郭小川本来是想邀你一块儿写的，如果你去了，这次也跑不掉。”
最后，王猛感慨地说：“我是想保郭小川的，现在我自己都保不住了。”
王猛当时作为国务院的一名部长，江青骂郭小川的话以及江对他的不满，他不可能一点不知情。而江青当时正是权势熏天的时候，她这个人是容不得一点拂逆的，连周恩来都不敢撄其锋。所以王猛这样做，是需要绝大的勇气的。因为得罪了江青丢官尚在其次，闹不好就可能被打入十八层地狱。金敬迈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那么，王猛与郭小川的关系到底如何呢？
如今留存下来郭小川的采访笔记中有：
“1973年2月24日王猛同志指示：
独立成篇，不要搞成传记。庄则栋在童年时代怎样训练的？考虑题目。
不要明显地从小到大。
顺序，可以是儿童，也可以其他方面，总之，不要给人印象‘从小好’。好像是天才，反会引起不好的感觉。”（《郭小川全集》卷11第637页）
郭小川在第二次“中央专案”审查时被迫写下的检讨中谈到了对王猛的印象：
“王猛作风大刀阔斧，第一个行动就是从干校把大批干部调回来，各归其位，然后大抓训练。后来我上了班，与体育界的同志经常有接触，又听了两个大会，一个是三大球训练会议，一个是体工会议。在一次会议上，王猛说：‘把六百个干部从干校接回来，安排在工作岗位上，局面不可能没有变化。”’（《郭小川全集》卷12第327页）
而据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2008年3月6日回忆，郭小川曾经告诉他，已向王猛推荐了杨和小周明，并介绍杨是个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