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芍卮缶霾哂胧录幕毓恕返�1071页）在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越来越浓烈的批判中，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日益走向封闭，直到“文革”同时向“封”（中国传统文化）、“资”（西方近代文化）“修”（苏联革命文化）宣战，曾经以不同方式成为毛泽东文化思想基础和资源的所有文化都成了革命对象，“文革’，以毁灭文化而留在历史上。以至于李锐认为：“毛泽东基本是斯大林类型的，但在建设新世界方面在科学技术上，还不及斯大林有远见。，’（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第74页）这对于1958年以后一心想超越斯大林的毛泽东来说，当然是始料未及的。如果说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上半叶成功的革命领袖，却在下半叶的建设发展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那么文化上的解释就是：他对中国农民文化的深刻理解和充分利用可以有效地配合农村游击战争，却不能支持中国“站起来”后所需要的真正的经济、文化和技术上的革命。
十年浩劫结束后，1956年成为当代改革的思想起点之一。在国内政策上，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时，就建议整理出版《论十大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工作重心转移的决策与八大路线遥相呼应；在对外政策上，面对苏联越来越大的压力，毛泽东1973年提出的“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并由邓小平1974年在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上全面作了阐述，其中最有价值的是联合第二世界（西方发达国家和东欧国家）和利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矛盾的战略思想。“三个世界’’的理论“虽然在理论上有不合乎实际的方面，但在当时指导我国的外交工作坚持反对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战争威胁，努力建设和发展与第三世界各国和其他类型国家的友好关系，包括同美国实现两国关系的正常化，都起过积极的作用，并且为我国后来的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行作了一定的准备。”（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50页）1979年，邓小平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文章中还赞扬“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是多么英明，多么富有远见”。毛泽东这种对西方发达国家包括美国的相对友好的分析，与1956年中，他的文化思想状况曲折相通。从对外开放到与国际接轨，改革后的中国文化建设逐步回归人类文明的主流。回顾这一历程，有助于我们可以获得对中国当代文化清醒的历史认知，并对建设中国新文化的方向有一个理性的自觉。
中国文学史的“起源”
■ 薛 羽
1932年，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由北京朴社出版。该版封面颇有特色，一只大钟赫然呈现纸上，时针和分针八字叉开，“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郑振铎著’’十二个美术字逐个排列在刻度的位置上。大钟背后，是由篆体汉字整齐铺排的字阵，成为时钟的背景，封面的底色。这个别致的封面明显带有强烈的“现代感”：时钟隐喻着全新的时间观念，构成了现代生存的重要坐标；古老的汉字则指涉过去的文化内容，散发着浓厚的传统气息。封面默默无语，却传递出二十世纪中国学人言说文学、建构历史的热情和冲动，也泄露了他们难以缓解、挥之不去的紧张与焦虑。
一
《文学史的权力》描绘了二十世纪里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丰富图景，讲述了“讲述文学史故事”的故事。这本书由五个章节构成，从不同角度进人，讨论了文学史与历史、与教育、与意识形态、与文学本身等的关系。从总体上说，作者主要处理了三个时段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二十世纪初以林传甲、黄人为代表的早期文学空写作；二三十年代以胡适、郑振铎为代表的文学史写作；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吏写作。作者以多个视角和几个时段为经纬网络，打捞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书写的一系列问题，在学术脉络的梳理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有一定的启发性。
书中努力回到历史开始的地方，考察中国文学史的生成。近代中国遭遇了外部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剧烈冲击和挑战，传统秩序逐步走向解体。天地玄黄，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就成为中国人不懈的追求。解决中外碰撞的多样矛盾，处理古今转化的各种关系，是向这一目标迈进的关键。只有在纷分和混乱中理出头绪，构筑起应对世界和自身问题的模式，现代民族国家才能建立。从这个意义±说，书写中国文学史就不仅仅是纯粹的学问研究，而且也是参与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方式。因为中国文学史所承担的，是“从语言、文字构成的历史当中，寻找民族精神的祖先，建立国家文化的谱牒，以完成关于幅员辽阔、文明悠久的‘祖国’的想象，作为国民应有的知识。”（《文学史的权力》前言）伴随着新知识秩序的生成，确认中国文学的独特性，也就是确立中国在精神文化上的主体性的。成功的文学史书写，可以让中国无愧地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从数千年悠久深厚历史里召唤出来的力量，无疑能够为现代中国人增添底气。
早期中国学人的文学史书写是饱含着期盼和冲动的。一方面，1897年日本人所著《中国文学史》捷足先登，对中国学人造成极大刺激。林传甲就曾慨叹“日本早稻田大学讲义，尚有中国文学史一帙，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昔京师大学堂，未列文学于教科……”；另一方面，近代中国的大学里，国文系设立文学史科目，亟待教学讲义的编写，林传甲和黄人的《中国文学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更确切地说是催生的。但不管怎样，中国的文学史书写毕竟是从此开始了。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共十六篇，却掺杂了现在看来属于语言学、写作学、哲学史、史学史等的内容，我们今天所界定的文学史只占了篇幅的一半左右。戴燕指出，当时“文学”这一概念是含混与模糊的，“对于转型时期，最初接受体现西方近代观念的‘文学’一词的那一代人来说，身处新旧语言混杂、新旧观念冲突的环境，其实常能体会或意识超前语言滞后，或语言新出意思却未定型普及，语言表达与思维运行不能完全贯通对应的这份尴尬。”不过，也正是基于种种“文学”，才有了丰富多样的“文学史”。到了二三十年代，随着文学的表情达意这一特征相对凸显，并逐渐成为学界共识，在胡适、郑振铎为代表的“五四”学者手里，文学史的写作走向一致，趋于定型，并且作为经典的范型，影响着后来人。今天，多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除了在细节上略有差异，总体却仍呈现着惊人的一致。它们基本上是按照进化的观念，循着历史的时序推进，着重讲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故事。（尽管这些文学史并非没有涉及文坛的其他面貌，但留给人最深的不是《诗经》、楚辞、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这一连串名词的印记吗？而实际的课堂教学等因素，更有意无意地增强了这种影响。）近年来，针对文学史书写中诸多问题，“重写文学史”的呼声不断，也提出过不少想法。且不管如何去实践，（因为对文学史的思考并不等同于实际的文学史写作。）至少我们已开始对现有文学史写法的反思了。而当我们讨论文学史应是什么样，该如何写时，其实就已经默认了文学史是有多个样子，不止一种写法的。回到历史开始的地方，我们发现，文学史也曾经可以是这样或那样的，文学史的写作是有着多种可
二
王德威曾诘问“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并列举晚清小说的四个文类——狭邪、公案侠义、谴责、科幻——说明彼时文人的丰沛创作力，进而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中“被压抑的现代性”。相应的，通过考察早期的中国文学史书写，我们也能够感觉到有多种“现代性”，它们体现为对文学史的不同想法与写法。但在“五四”学者及其后继者那里，它们同样是“被压抑的”。
中国文学史书写中，如何界定与使用“文学”这个历史性的概念？中国传统的印象式批评还有多少价值？“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演绎有无缺憾？按文体流变来写作如何可能？陶渊明在东晋并没有很大影响，其地位要经宋代文人的抬举才日渐提高，对他实际意义的探讨究竟如何安排才比较适宜？宫体诗独领诗坛风骚百余年，对其探讨运用后设的眼光，还是贴近的关照？采取价值的判断，还是知识的考辨？诸如此类，都没有因淡出主流而消逝，也没有因遭到压抑而解决。回溯历史，我们既不是要照搬混杂的局面，也不是想嘲笑前人的努力，而希望通过“知识的考古”，去考察话语讲述的年代，体认“可能性”背后的深刻蕴涵，为当下的文学史书写找寻几分借鉴。因为，文学史的“现代性”只是“被压抑的”，它扭曲、躲闪、隐遁，却始终没有消失过，非但如此，它还一直牵扯着书写文学史的笔杆，不愿停歇。
考察早期学人写作文学史，他们的资源，一方面是西方的文学观念，另一方面是中国的学术传统，经过激烈的碰撞与交锋，对话与整合，呈现出了文学史书写“众声喧哗’’的热闹景象：既有经史子集的杂烩，又有文章作法的指导，既有文苑传式的罗列，又有文选式的堆叠，而正是这些看似幼稚的尝试，却展示了中国文学史的丰富可能性，体现了文学史书写的巨大潜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苎学吏书写渐趋平稳与安静。众声低沉，一音独尊，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其“历史的眼光，科学的考证’’讲述白话文学的故事，领衔推动了文学史的主潮。自此，文学史书写就一直笼罩在“历史’’的阴影之下。此后的文学史虽历尽渺渺尘途，可大体上万变不离其宗，仍在运用胡式的话语，继承着新兴的“传统”。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