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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下。此后的文学史虽历尽渺渺尘途，可大体上万变不离其宗，仍在运用胡式的话语，继承着新兴的“传统”。蒋祖怡的《中国人民文学史》讲述了人民文学的故事，北大中文系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讲述了民间文学的故事，新近推出的复旦，版《中国文学史》虽拈出“人性’’的红线，颇显新意，却也没有实质的超越。这些文文学吏固然存在不少差别，但它们仍是某个“可能性”下的“可能”，戴燕把这个“可能性’’称为“历史主义”，而那些“可能’’就成了一批“历史主义的神话”。可以说说，历史主义神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文学史叙事模式的定型和成熟。，然而，面对历往事，在安逸于现成的讲述，轻松而稳当地等待水到渠成时，我们又能够担负得起这话语中不能承受之轻吗？
三
海登·怀特在《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中指出，历史叙事有着文学特性。他说一系列事件：
（1）a，b，c，d，e，·．·，n，
可以施以不同的结构，进行情节编织，产生以下的序列：
（2）A，b，c，d，e，…，n，
（3）a，B，c，d，e，…，n，
（4）a，b，C，d，e，…，n，
（5）2，b，c，D，e，…，n，
不同优势地位的赋予，可以呈现多种的历史。·如法国大革命的叙事，经过历史学家的不同描述，就显示成为悲剧、喜剧、闹剧等等文学样式（海登·怀特：《作为文学虚构的历史文本》）。虽然海登·怀特的看法作为后现代的历史观仍有可商，但对文学研究倒不无启发，不妨用其来关照文学史的书写。站在历史开始的地方，我们发现中国文学史的写作本身竟也越来越成为一种“文学创作”。虽然一代又一代的学者鼓吹文学史的科学性质，但无疑地，在叙事层面上，文学史其实就是一个关于文学的故事，它的写作从材料取舍、章节安排到主题变奏、语调转换都体现着强烈的文学特性，更不必说隐喻、转喻、强调、省略、避讳、重复等修辞手段的多彩运用了。“中国文学史不仅成了历史的一部分，还成了可以阅读的文学读本。”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重要的著作，也可以作为一个文学叙事的典型。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式有条不紊、有条有理的叙事取代了林传甲式仓促而驳杂的铺陈。胡适以“历史的眼光，科学的考证”，选择唐代为基点，不再参照物理上的时间流程，而是按照历史的因果关系来进行叙事。通过有意识的抉择，在叙述中强调六朝民歌、佛教翻译文学和王梵志白话诗等作品，节缩辞赋、骈文和律诗等体裁，依循着写实主义的文学阅读，凸现了一条白话文学取代古典文言文学的线索，奏响了白话文学的主题。通过文学的手法，胡适不但成功地讲述了一个文学史的故事，而且创造了一种文学史著述的模式。这个故事，这种模式，不仅仅能用于讲述，它还帮助学者们从历史中汲取力量，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合理性与合法性。正如本雅明所说“不是要把文学作品与它们的时代联系起来，而是要与它们的产生，即它们被认识的时代——也就是我们的时代——联系起来看。这样，文学才能成为历史的机体。使文学成为历史的机体，而不是史学的素材库，乃是文学史的任务。”（本雅明：《文学史与文学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克罗齐的那句名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才有了着落。
四
《文学史的权力》里五个章节看似松散，可讨论的内容背后都涉及文学史和权力的关系。作者于国家意识形态、现代学科制度等对文学史的渗透、挤压，文学史与权力机制的共谋，文学史话语霸权的取得，都有洞见。有些遗憾的是，她对权力的读解零星地散在各个章节之中，而没有集中进行论述，这里的确有具体操作上的困难，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权力的无所不在。
作者多次指出，随着时间的流逝，早期的众声喧哗不再，中国文学史借助现代学制，通过在课堂里的教授，已逐渐成为一种大众共识和集体记忆。似乎鲍照就专写《拟行路难》之类的“清新自然”之作，白居易也只有《卖炭翁》那样的讽喻诗，而曹操“慷慨悲凉”的乐府诗一定是向来都倍受人们青睐，韩、柳的古文运动也确实轰轰烈烈成为唐代文学的主流。一旦文学史的知识变作人们思考的前提预设，它就获得了无穷的权力，可以肆意地规训与惩罚。今天，现代人越来越多地只依赖于文学史（确切说是文学通史）、作品选（以现代注本为多）而不是旧注作家全集，去了解文学的面貌，减少了聆听多样声音的机会，就意味着更加剧了一种文学史的权力。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曾尖锐指出：“大多数学生以及读者大众都受到简体字的局限，或者越来越多地依赖于白话注解和翻译，这给学术界一种权力来塑造中国的过去，也控制了大众与这个过去的接触。在教室里，还有对于那些没有上过中文系，但是对古典文学感兴趣的读者，这个过去是被‘！filet’一代的欣赏口味这一中介所极大地调剂的。”（宇文所安：《过去的终结：民国初年对文学史的重写》）这种现代的恐怖是不难想见的。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取代林传甲的《中国文学史》，作为晚清到“五四”的学术话语更替，也可以看成是权力交接的象征。如果不把“重写文学史”完全当成话语霸权的争夺，那至少对文学史书写中各种观点、各种力量之间制衡关系的重建，动态平衡的追求，将成为我们不懈的努力。
1999年，北京出版社重新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这一版的封面古色古香，由几幅拓印的石刻画像组成。“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八个楷体汉字规矩地竖排在书皮的右侧。一切都是那么自然，似乎已看不出昔日的焦虑与紧张。封面默默无言，又仿佛喃喃述说着什么……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出版社1999年出版，60．00元）
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史传统
■ 谢 泳
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可能主要还是文学史研究。我没有详细考察过中文系完整的课程设置和教授们的主要研究方向，也没有与北大中系的朋友交流过，但从平时阅读的感觉中，意识到他们是有一种文学史研究的传统。我看过这一本《国立北京大学概略》的小册子（1933年，非卖品，教务处印刷），在中文系的课程里，文学史的色彩很明显。中国文学史就不要说了，其他如词史、剧曲史、小说史、日本文学史等，比重很大。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上，在北大的招生简章中，对北大中文系“文学组”的介绍是：
用历史的眼光来纵观中国历代的文学变迁，用活语言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历代的文学结晶品的；从不会领导你走人雕虫篆刻寻章摘句的小道之中。所以这一组的课程，除着重各时代诗文名著的钻研与其它各校国文系相同外，北大中文系更特别注重文学史的讲述。例如开始必修“文学史概要”一科，先给你奠定一个广泛的基础，以后则为分段文学史的讲述。第一段是上古至西汉，第二段是汉魏六朝，第三段是隋唐五代宋，第四段是金元明清，第五段是现代文学；以作较为专精的研究。此外更有各体文学专史的讲述；如诗史、词史、戏曲史、小说史等等，以作为更精密的探讨。（国立北京大学讲师讲员助教联合会编《北大大各院系介绍——三十七年》第30页，非卖品，1948年印刷）
简章还特别强调：“谁都知道北大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现在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更是白话运动的主将，所以常常有许多考生抱着要成为一个新文学作家的理想而投入北大中文系里来，这诚不免多少有一些认识上的错误，因为大学中文系文学组要造就的是文学研究的工作人员，而不专门训练新文学作家。因为一个新文学作家是绝对不能抛开文学遗产而凭空创作的，所以即使抱着那一种目的而来的学生，也决不会感到失望，反而使他培养成更深沈的态度，更虚心的学习。这里的习作，自然是以语体为主，也多的是在新文学写作方面的导师。”
北大中文系的文学史研究传统，虽然越往后越有变化，但作为学术传统，她的这个主脉，我以为还是延续下来了。王瑶由清华到北大，很快就完成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中国新文学史稿》，在延续北大文学史研究传统方面，王瑶是一个关键人物，他过去专治中古文学，有相当好的训练。中间经过北大中文系1955级学生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红皮两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9月）和修改后的四册绿皮本（t959年9月），虽然学术观点和评价标准发生了变化，但作为一种学术训练和学术意识，作为文学史研究传统的主脉还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在延续。无论是“红皮”还是“绿皮”文学史的写作，都曾受到过林庚、游国恩等前辈文学史家的指导，作为一种学术传统，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下，它的延续方式可能是变态的，但变态的延续中会保留一些东西。
到了陈平原和钱理群他们这一代，经王瑶这个关键人物的努力，北大中文系的学术传统开始往回退，特别是陈平原，他的意识可能更自觉一些。陈平原、钱理群和黄子平最早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如果从学术史角度观察，它的动因其实可以解读为是明确回到文学史研究传统的冲动，把人为割断了的文学史研究界限再打通是很自然的事。陈平原往回退，由现代文学向晚清以上回溯，洪子诚则往下走。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仔细分析还是北大文学史传统，特别注意从文学史角度观察当代文学现象，尤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