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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页）从传统农民文化出发创造现代革命文化才是毛泽东的文化追求。在此过程中，传统政治文化对毛泽东影响甚深。“从中西文化对比的角度观察，人们很容易发现：毛泽东崇尚我国传统文化，对接触甚少的资本主义文化一般采取虚无蔑视的态度。甚至可以说，他对中国典籍的熟悉程度远远超过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熟悉程度。”（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330页）
所以，不但是西方近代文化、苏联革命文化，就是中国农民文化，也只能是毛泽东文化思想的资源，作为一个天才诗人和成功的革命家，他的创造性古来少有。在长期的武装斗争和政治实践过程中，毛泽东灵活配置各种资源，敢于突破各种规范，不断进行各种实验，提供了无数主要与他的名字紧密关联的文化观念、意象和符号，不但在中国、在世界文化史上也是罕见的。在确认毛泽东的文化思想主要源自农民的同时，又不能把毛泽东思想文化思想简单地归结为农民文化。
1956年，毛泽东文化思想空前活跃，出现了新的要素和成分。本来，1949年建国后，长期在山沟打游击的革命者并无充分准备就面临着建设国家的新挑战，在“一边倒’’的情势下，毛泽东提出“应该在全国掀起一个学习苏联的高潮，来建设我们的国家。，’（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闭幕式上的讲话》，《毛泽
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64页）正如陈晋等指出的：“如果概括当时的社会文化的氛围，说有一种‘全盘苏化’的倾向，大概也非过分之辞。”（陈晋、王均伟：《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与中国先进文化》第126页）然而，就像革命初期照搬苏联而后又为“中国实践”所否定一样，意在开天辟地的毛泽东也不会长期满意于苏联模式。1956年，历史为毛泽东的文化创造提供了难得的现实机遇：三大改造完成意味着可以直接掌握国家一切资源，斯大林问题的揭露表明毛泽东可以较少顾忌地探索社会主义的中国道路。
首先是学习的对象由苏联扩大到西方世界。《论十大关系》一开始就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毛泽东：《论十大关系》，《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对斯大林和苏联的批评与对西方国家的好评联系在一起，毛泽东曾说过：斯大林如此严重地破坏法制，这在英、法、美这些西方国家就不可能发生。据薄一波回忆，毛泽东《论十大关系》的口头报告还有这样一段：“我国宪法规定，地方没有立法权，立法权集中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条也是学苏联的，因为起草宪法的时候，我曾经问过一些同志：是不是应该这么写，据说苏联是这样，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但美国似乎不是这样。美国的州可以立法，州的立法甚至可以和联邦宪法打架，比如宪法上并没有剥夺黑人权利这一条，但有些州的法律就有这一条。似乎财政和税收方面，州和州的立法都不统一。美国这个国家很发展，它只有一百多年就发展起来了，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我们恨美国那个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实在是不好的，但它搞成这么一个发展的国家总有一些原因。它的政治制度是可以研究的。看起来，我们也要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引自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A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05页）在苏、美比较中，毛泽东表现出对美国政治的兴趣，青年时代对美国“门罗主义”和“门户开放’’的热情有所回潮。否定全盘苏化就是把眼界向西方世界打开，毛泽东因此强调“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他批评“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其次，在中国农民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比较中，毛泽东明显地表现出对农民文化的不满：“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第385页）这些批评基本上局限于技术、工具的方面，没有、也不可能涉及到政治、社会组织方面。毛泽东意识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同样离不开农民，他希望中国农民保持原有的政治忠诚和道德热情，但要补上现代技术这一课，以达到“又红又专”的理想状态。
总之，在传统农民文化、苏联革命文化、西方近代文化之间，毛泽东第一次把西方近代文化作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学习对象之一，资本主义、资产阶级、西方国家等在毛泽东思想中第一次具有了正面意义，说明1956年的毛泽东已经明确意识到在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革命文化需要转型。据当时听到传达的老人回忆，毛泽东在作《论十大关系》的报告时还有如“也要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甚至是反革命的力量”、“要有集体主义，也要有自由主义”、“中央要成立一个体制小组，专门研究如何划分权力”、“共产党要万岁，民主党派也要万岁”等思想极为开放的言论；一些与毛泽东有过接触的人还记得毛同时还有“我们现在实行的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马克思主义大家都可以发展一点，不要只靠他毛泽东一个人发展嘛”等只有毛泽东才能说的话。结合毛泽东1955年的“向科学进军”、“现代化”以及1956年的“双目方针”、“人民内部矛盾’’等观念，可以说，毛泽东的文化思想在1956年达到最理性、最开放的程度。与此相应，周恩来提出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董必武在八大上提出党政职能分开、加强民主与法制、使党和政府的活动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观点。政治上的“解冻”展示出文化上的“早春天气”，文艺作品批评官僚主义，经济上提出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等问题，社会学界提出控制人口的必要性等等。最重要的，是党的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和党的中心任务的分析使中国有可能告别“阶级斗争”时代而走向发展经济文化的新时代。如果“早春天气’’真的顺利进入“春暖花开时节”，如果毛泽东从此更多地吸收西方近代文化，中国文化有可能创造一个新的“盛世”。
遗憾的是，1956年新的取向刚刚露出一点苗头就被彻底冷藏起来，是夸苎阶级斗争而不是发展经济文化，是倡导个人崇拜而不是发扬政治民主成为毛泽东晚年思想的重心。与“打倒美帝国主义’’的激越口号相应的是“劝君少骂，秦始皇，焚书事业要商量’’政治诗的流传。对于像毛泽东这样卓越的政治艺术家，其文化关怀的转移不是可以简单猜测的。除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之外，就毛泽东本个来说，对这些主要与西方近代文化相关的新观念还缺少完整的研究和内在认同，青年时代固然是“大杂烩”，1956年也没有把这些新观念融贯到他的整个思想之中，更没有就这些新观念如何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具体落实作长期、有效的设计和安排。在政治上，如杨奎松所说：毛泽东“虽然认识到西方国家的民主制度存在着值得借鉴的可能限制斯大林现象生长的某些长处，却相信自己身上不存在斯大林那样的问题，用不着对自己进行监督和限制。过分的自信，使他明显不相信任何人，更不可能重视那种建立在严密的法律制度之下的社会监督体制。因此，他坚决反对任何企图在政治制度方面向西方学习的想法。”（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79…83页）在经济上，如李锐所说：“《论十大关系》并不是一篇经济文献。虽然问题的两方面都说到了，却没有规产性，也就是说，缺少严格的定性定量的经济指导意义。……《论十大关系》在理论上有很多重要的内容，而在具体实行中，却难以照顾到这一面又不丢掉那一面。特别是一股什么风吹来之时，两面性就冲掉了。……人们无法掌握‘并举’的关系的度，也无从了解工业与农业、重工业与轻工业、土法与洋法等之间的比较关系。（李锐：《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南方出版社”99年版，第186~187页）1956年的权力结构和社会背景还没有足够的动力促进毛泽东对自己的文化思想结构进行结构性调整以适应中国文化建设的客观需要，一系列新认识还停留在个人的观念性层次。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晚年的文化探索比较明显地存在着理性认识与实践操作相脱节的问题。比如，鉴于大跃进的灾难性后果，毛泽东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反复强调在人民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在党内实行民主，但正像薄一波指出的：“这次大会以后，民主集中制在党内特别是在党的高层政治生活中，并未得到严格遵守和真正执行，而且日益受到破坏，从而也加剧了党内生活的不正常。”（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1071页）在对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越来越浓烈的批判中，毛泽东的文化思想日益走向封闭